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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读”宜真实有据

   
   
   中共建政60年在即,香港传媒早已安排系列报道,加深港人对大陆中国的认识,诚属可嘉。美中不足者,内容失实,用语不当之处时有所见,例如日前《苹果日报》的一则述评即有此弊。
   
   

   该述评题为:《历史解读 邓小平第三度复出 中国向世界开放》,短短千余字中,起码有数处不确。
   
   
   头一句:“改革开放是中共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便与事实不符。
   
   
   据知情人鲍彤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是一个神话,它“既没有改革开放的议题,又没有讨论改革开放的问题,”(见《十一届三中全会谁是英雄》,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4月号,37页)
   
   
   事实上,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或会前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所有重大问题均在该次中央工作会议取得了共识),其全部文件,包括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都没有出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字样。
   
   
   述评继称:“随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度复出,并确立了他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中国的政策产生了历史性的剧变。”这段话至少两处不确。
   
   
   首先,邓之复出,即恢复他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被撤销的一切职务,是在1977年7月间的十届三中全会,而非其后相隔1年5个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国锋仍是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不能说当时已“确立了他(邓小平)最高领导人的地位”。直到1980年11月间华才正式下台,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接任军委主席。
   
   
   该文底下一段以《“大包干”改革的起点》为题,内容无误,但将“干净”的“干”误植成“干事”的“干”,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作者及编辑似乎对于“大包干”茫无所知。
   
   
   除此之外,该报另一有关“六.四”的报道中,称万润南为万里之子,真不知何所据而云焉,莫非因为两人都姓“万”?
   
   
   无独有偶。日前无线新闻对“江朱体制”的回顾亦有类似问题。
   
   
   记者在介绍朱镕基的简历时称,朱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被打成“右派”。此与事实大有出入。
   
   
   朱正式划为“右派”系在1958年春,当时尚未开始“大跃进”。
   “大跃进”通常以“大炼钢铁”为主要标志,起点是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决定,当年钢铁产量要比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这时反右斗争早已结束。
   朱镕基划右基于五条罪状:攻击党,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攻击国家计委领导比国民党还坏;利用组织生活会攻击领导;夸大党和计委工作的缺点,以及拉拢他人妄图改组计委。无一与大跃进有关。
   
   
   由此可见,该台新闻制作人员对反右和大跃进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含混不清,完全不了解大跃进源自57反右,因为经过反右再无人敢说真话了。
   
   
   应该指出,对于大陆该段历史的隔膜,并非上述有关人士所独有,而是香港传媒的普遍现象。与之紧密相连的大饥荒,尽管港人并不陌生,但其发生的具体时间也说法不一。较准确的提法应是1959至1961年。可是港澳以至台湾传媒众说纷纭,起迄年份有说58至62年的。
   
   
   另外还有若干政治术语的使用,此地媒体也常常混淆。最突出的是右派“改正”问题,那是1978年中共中央文件的正式提法。但绝大多数媒体俱称之曰为右派“平反”,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以上所谈并非对传媒吹毛求疵。它关系到对中共本质的认识程度。在现时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知情者依然健在的情况下,如果因为传媒报道的缺失,造成港人的一知半解,以讹传讹;那么,随着这些知情人的陆续辞世,历史真相就更加容易被歪曲,港人与大陆当局之间的误会将日益增加。这无疑将对“一国两制”的贯彻执行产生负面的影响。
   
   
   总之,“解读历史”切勿掉以轻心,务求真实,言必有据才好。
   
   
   (09-10-3)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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