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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岂可与郭沫若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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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宜细不宜粗——评《“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上)》


   张博树博士新作(以下简作《共和》)洋洋万言,所论不乏真知灼见,令人击节赞赏;但若干提法则使人难以苟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谨缕述如下。
   
   
   该文开门见山表示:对“60年‘共和’”“这段历史的基本评价”,“总体上说是否定性的”。因为“我们名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并不是真的‘共和国’,而是党国,是‘党’以‘人民’的名义治理的国家,而公民的权利则处于事实上的缺位状态”。

   
   
   这段话言简意赅,痛快淋漓,一针见血!
   
   
   换句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是“中华党国”,比近百年前孙中山开创的、蒋介石继承的“中华民国”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如果借用毛在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的《闭幕词.愚公移山》的话:“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那么,更是一种历史的反动!
   
   
   对于现在大陆许多人已绝无好感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共和》作了这样的概述:
   
   
   辛亥革命结束了已经在中国延续2000年之久的皇权帝制,开启了共和的新纪元。无论是1912年至1927年的北京政府还是1928年至1949年的南京政府,都把建设一个宪政的现代民主国家当作根本的建国原则,而且它们也都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推进这个进程。(《共和》)
   
   
   应该说,这段话确实反映出作者此前另一文中所言的“新的史观”,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毋庸细说,中共建政之后当局向民众实行洗脑的结果,已使人们形成思维定势:“1912年至1927年的北京政府”等于“北洋军阀政府”,“1928年至1949年的南京政府”则是“蒋该死”的“刮民党政府”,都属于罪恶的同义语。号称笃信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共,在宣传上却常常是“形而上学猖獗”(借用毛语录),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此,早应无情戳穿,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且不讲别的,备受推崇的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提出和贯彻执行的;永垂青史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是蒋委员长治下组建与发展起来的。只此两例,其中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如同两滴水珠映照出民主宪政的一缕曙光,这能够完全抹杀吗?再如鲁迅抨击20年代的中国有如铁屋子使人窒息,又称30年代当局对思想舆论的禁锢“比罐头还严密”,然而,鲁迅本人和其他一些杰出的文艺家、学者,不正是活跃在这个时期而成为一代思想文化大师的吗?这不反证了储安平的话:民国时期并非完全没有“民主”,“只是多少的问题”(大意)吗?
   
   
   该文继称:
   
   
   当然,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一个有着过于深厚的皇权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受到列强欺负、正在寻求民族自强的国家,一个传统体制刚刚崩溃、新体制尚在形成且极不成熟的国家,民国时代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努力包含了太多的历史紧张,也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挫折。但正因为这样,这段追求才更显得可贵而又耐人寻味。后来的共产党教科书笼统地把1949年前的中国称为“旧中国”甚至“万恶的旧社会”,从制度现代化的逻辑看,显然是对历史的曲解,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故意对前政权的丑化。(《共和》)
   
   
   这段话持平公允,难能可贵。鼓吹“两分法”的毛及其手下,对蒋政权和之前的北洋政府历来只有“一点论”,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流毒所及,积重难返。时下的青年尤其“不明真相”。对他们之中许多人来说,除了“小凤仙与蔡锷”这类风流韵事外,民国社会几乎是漆黑一团。这种蒙昧可谓既可悲又可叹!
   
   
   该文着重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既然是如此糟糕的一个体制,并且导致如此不妙的结果,我们又如何理解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二是对毛的评价。
   
   
   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将“海外华人学者辛灏年”作为论辩对手,以驳论的形式立论,这当然并无不可。遗憾的是张文没有针对辛著《谁是新中国》的中心论点,以及其论证进行详细的分析和严谨的阐述,却只用了一个比喻,因而缺乏说服力。
   
   
   文中称:
   
   
   (辛著)“断言辛亥革命缔造的中华民国才是‘新中国’,共产革命缔造的新政权则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这本书对国共两党及其重要代表人物的评价一反大陆传统定论,颇有些‘共产党说是对的,一定是错的;共产党说是错的,一定是对的’味道。结果,历史在辛书的解释中被完全翻转了过来,原来被描绘成英雄的现在成了狗熊,原来被描绘成狗熊的现在成了英雄,且英雄开始就是英雄,狗熊自始至终都是狗熊。”(《共和》)
   
   
   《谁是新中国》是674页,62万5千余字的煌煌巨著,张文予以全盘否定,但引述的原文不过寥寥几句,屈指可数。如此论辩,很难说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即以张文使用的“英雄”“狗熊”两词而言(辛著似无出现“狗熊”字样,扉页题词:“献给中国大陆人民、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和所有先贤和先烈们”,其中称蒋为“领导了北伐,统一过中国,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奠定了台湾民主繁荣基石的民族英雄”,后者不是盖棺论定了吗?)孙中山缔造的国民党之中,绝大部分人开始确是英雄,其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无不顺天---符合时代潮流,应人---适应民众需要。
   
   
   反之,中共“一大”时的52名党员虽亦精英云集,但该党之主张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且完全是共产国际操控,由卢布豢养,为苏联服务,整体而言能说不是狗熊吗?何况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逐步掌握党内大权的毛,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并无真正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倘用斯大林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衡量,中共谈何“革命”?归根结底,其所谓“革命”无非以农民为主体的改朝换代罢了,依照毛的那一套“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中国社会何曾迈向现代化?
   
   
   作者称:
   
   
   灏年先生独立思考,精神固然可佩,但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却出了问题,犯了和共产党解释历史时“非黑即白”且“一贯到底”的同样错误。……比如,灏年先生…认为“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苏俄蓄意颠覆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我想很多朋友都不会同意这样的判断,因为既然国民政府是一个坚持抗战的政府,则抗战胜利本来可以提高政府的威信;如果一个政府本身是廉洁的、强有力的,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创伤也能够迅速治愈,没有因抗战胜利反而走向失败的道理。(《共和》)
   
   
   邓小平七十年代后期复出后,提出解决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此乃根据当时环境而言。如果做学问,则绝对是“宜细不宜粗”。作者对辛灏年先生的反诘,辛著中本来是有详细论述的,笔者认同辛说。这里根据自己的看法,先回应上段最后一句话。
   
   
   “抗战胜利本来可以提高政府的威信”,此语不假。事实上日本投降时蒋的威望如日中天,因为他并非中共历史教科书所言“消极抗日”,而是统率数百万国军官兵,真刀真枪地跟日寇浴血奋战,历时八年终于取胜。故此沦陷区老百姓夹道欢迎凯旋的国军。笔者时年6岁,亲睹广州市民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激动场面。正值英年的张博士大概没有看过有关的纪录片,那不妨回忆文革中“革命群众”向“红太阳”顶礼膜拜的盛况,两者不无某种相似也。
   
   
   至于说到“廉洁”问题,那确是蒋政权的痼疾,尤以胜利后的接收大员为甚。但诚如辛著之分析,如果不是紧接着的国共内战,则抗日“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创伤也能够迅速治愈”,或起码经济较快恢复。中国周边的国家几无例外。举凡日本或东南亚的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均如此。
   
   
   作者认为“没有因抗战胜利反而走向失败的道理”。也许在逻辑推理上可以这样说,但对蒋政权而言,不幸事实恰恰是如此!抗战赢了,胜利冲昏头脑,接收/劫收毁了国民政府,就像闯王李自成进京迅速腐化,以致部队战斗力一落千丈,“走向失败”。
   
   
   不过,也正如辛著的论述,贪腐自然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但其败于对手,痛失大陆,却是由于中共这个死敌实在厉害,非同一般。反过来说,自80年代末起,北京当局贪腐成风,比当年的国民党超出千百倍,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但何以“六.四”过了20年,其江山非但屹立不倒,反而势力日渐扩张,直逼环球头号超级强国美国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共国内没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如果有这样的对手,中南海早就变色了。这一点,不知张博士以为然否?
   
   
   事实上,辛著对“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苏俄蓄意颠覆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都作了周密的论证。中外学者公认,1936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是个高峰,否则无法想象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能够支撑八年之久。如果没有日寇侵华,建设成就必然更大,蒋政权的稳定性也就会更强,井冈山出来的八千“流寇”,绝无可能在逃窜至穷山恶水的陕北后,只十四年工夫就打倒北京并入主金銮殿。此其一。
   
   
   另一方面,东瀛外敌入侵使国府“剿匪戡乱”大业功败垂成,毛等“红色山大王”得以苟延残喘。张文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这个和国民党政府打了10年内战的老对手,由于抗战爆发躲过政府军队的追剿、在8年抗战中获得喘息之机而后崛起,的确是一个事实”。(《共和》)此其二。
   
   
   可惜,可能出于不同的“史观”,作者声称“共产党在这段时间内发展壮大却不能解释为只是占了一个偶然的历史便宜”,这真令人费解!试问,连毛本人自六十年代起,都多次向来访的“日本朋友”表示感谢皇军侵华,这个“历史便宜”岂容小觑?那可是中共生死存亡之秋啊!
   
   
   该文续称:
   
   
   共产党后来的胜利(它同时也是国民党的失败)更不能仅仅用“苏俄蓄意颠覆”这样的“外在原因”来解释,而必然有更复杂的内在因素需要挖掘。(《共和》)
   
   
   此种说法自然不错,但完全无视“苏俄蓄意颠覆”的事实更非客观的态度。中共完全靠苏联扶植与支撑才能存在到抗战爆发,这点能够否认吗?下面仅举“牛兰间谍案”为例以为佐证。
   
   
   牛兰本名雅科夫.马特维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生于乌克兰,1918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麾下的全俄肃反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其后被派往欧洲数国当特工,后在法国被捕判刑两年。1927年11月奉契卡之命经欧洲到上海,以开设贸易公司做掩护建立联络站。牛兰乃其化名之一。
   
   
   1930年其妻带着2岁的儿子抵沪与之会合,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实际上他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的联络工作,并负责管理秘密电台。而他的公司则将活动经费交给亚洲各国的共产党。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共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共产国际在亚洲的其它支部十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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