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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嫁给黄世仁?

   
   据日前《长江日报》报道,“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在年轻人中流行。
   
   事缘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在华中师大讲学时谈及此话题。熊并评论称“这表明人们由上世纪对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了而今对权钱的膜拜”。岂料现场一位女生小谢当即起立反驳道:“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
   

   读了上述报道,真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慨。
   
   如所周知,白毛女的故事最早见于同名歌剧,时在1945年。其创作旨在配合当时中共根据地“清匪反霸,退租退押”的斗争,完全出于杜撰。剧中女主角喜儿之父被逼债自杀,她被地主黄世仁强抢抵债,后遭强奸怀孕,在被卖入妓院前逃至深山,以致毛发全白。最后获八路军解救,恶霸黄世仁被处决。
   
   正如论者所言,“在白毛女的故事当中,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自然产生对白毛女的同情和对黄世仁的痛恨”。尽管这个载入大陆中学语文课本的故事根本没有事实根据,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
   
   几十年来,黄世仁成了十恶不赦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简直就是妖魔的化身。笔者出身于地主家庭,也对之极为厌恶,简直无法想象喜儿怎会嫁给这样一个杀父仇人兼色鬼。莫非这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之一例?但产生该症候的条件之一是施害者显示小恩惠,试问黄世仁何曾有过向喜儿施恩?
   
   有论者分析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之所以在年轻人中流行,是因为“一种观点如果不是基于事实,那么即使它的推理过程再如何无懈可击,也终究逃不出荒诞的宿命。”愚意以为,倘若该论者意在指出中共宣传的虚假,其结果必然导致洗脑的最终失败,则所言不无道理。但就价值观而论,即便是虚构的童话也无不以真善美为依归。黄世仁剧中所作所为明显属于善的对立面,凭什么可以吸引时下的美眉呢?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熊元义“大义凛然”的说教无异隔靴搔痒。声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年轻人,其心目中的“黄世仁”根本不是最早的歌剧或随后的电影中的黄世仁,更不是文革中那个“样板戏”芭蕾舞剧中的黄世仁。后者已从原先的恶霸地主进一步“升级”为汉奸,此一改动更符合中共抗战时期对地主的政策。
   
   同样,华师女生小谢反诘“为什么不能嫁给他”的那个“他”,也和白毛女故事中的黄世仁大相径庭。在小谢看来,“他”“如果”“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面对如此一个十足的白马王子,白毛女竟然“走宝”,不是形同白痴吗?
   
   然而,这个“他”跟作为地主纨绔子弟的黄世仁,除有钱外两者有何共同之处?岂非风马牛不相及?可见熊元义与小谢虽然都使用了“黄世仁”的名字,所指却非同一人。就像《红楼梦》里说的:“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有桂花油”。将二者混为一谈乃天大的笑话。
   
   临末补充两点花絮。一是歌剧《白毛女》初稿中,描写喜儿被污辱后发现有孕,乃告知黄世仁,黄认为若传出去有辱家门,乃佯称将娶其入门,嘱勿声张。喜儿信之,复见黄府筹办喜事,不免心有憧憬。谁知黄密谋将其卖入窑子,幸得张二婶营救,侥幸逃出黄府。据说执笔者颇以此跌宕的情节富于戏剧性为傲。不料送审时遭高层痛斥,谓纯属知识分子低级趣味,丑化喜儿形象。演出时遂将“心有憧憬”的戏删去。
   
   二是1950年初,《白毛女》改编成粤剧在广州上演。笔者刚满十岁不久,看过该剧。记忆中有一场戏,乃黄府张灯结彩拟迎新妇,身怀六甲的喜儿被告知将成为“少奶”,自然喜上眉梢。岂料当晚张二婶即透露真相,如晴天霹雳使之醒悟。估计上述初稿不胫而走,亦足以说明知识分子仅着眼于“戏剧性”,“无产阶级觉悟”极低也。
   
   但平心而论,喜儿一度幻想嫁入黄府,或许也不失为人之常情。“人望高处走”无可厚非。芭蕾舞剧《白毛女》将原作喜儿之父自杀,改为抄起扁担跟黄世仁拼命被枪杀,“革命性”强则强矣,可信性却大减,实为败笔。
   
   话又说回来,作为贫农女儿、革命先锋的喜儿,在当代青年头脑中已非不可亵渎的神物,她可以完全抛弃“阶级观点”,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婚姻对象,甚至可以不顾主流舆论,嫁给有钱而年高的“黄世仁”,这种思想解放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
   
   非但如此,身为“地主老财”的黄世仁,其阶级成分不再成为敌人/“贱民”的标签,可以融入社会,此不失为“河蟹”思想之胜利,与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初衷相吻合,可喜可贺之至!
   
   (09-10-19)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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