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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史实当为首务——与张博树博士商榷(之三)

   
   
   张博士的大作中指出:
   
   

   与当局为自己评功摆好针锋相对,“民间反对派中的极端意见则认为,中共建政60年,几乎没干过什么好事。……这是一段应该彻底否定的历史。‘盖张纸,抬走算了’”。
   
   
   张文又称:
   
   
   自由派中的不少朋友则习惯于把毛(至少是1949年以后的毛)彻底否定,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党内的开明派,老同志。
   
   
   对此,张博士表示:
   
   
   既不赞成当权者的自我吹捧,也不赞成‘盖张纸,抬走算了’式的简单的全盘否定。历史若真的这么简单那倒省事了,但对历史的反思不能如此被省略,否则我们这60年的弯路就白走了。
   
   
   张博士认为:
   
   对广大公众、特别是民间反对派的朋友们来说,学会用一种更客观、更理性的方式观察历史,尤其具有重要的启蒙和自我教育意义。
   
   笔者赞同国人应该“学会用一种更客观、更理性的方式观察历史”,但窃以为,在“观察历史”之前,首先应当弄清许多重大的基本史实。如果连基本史实都含糊不清,若明若暗,则用以“观察历史”的“更客观、更理性的方式”,根本无从谈起。
   
   
   毋庸细说,无论打江山或坐江山,中共一贯施展“瞒”和“骗”的手法。所以,自“伟光正”诞生以来,黑箱作业即成为其本色。尽管毛宣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其实以之为祖师爷的“党”最害怕若干真相暴露,损害其根本利益。
   
   
   例如,所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从共产国际接受了哪些指令,拿了多少苏联卢布和外汇,均属绝密。非但当时不让“公众”知道,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仍未公开。
   
   
   因此,“公众”所晓得,或曰“被告知”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中共应运而生。除了专门研究“党史”的少数学者,没有几个人知道或注意到:1921年7月建立的这个“非法组织”(它从未正式注册登记成立),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波士”(老板)乃“红须绿眼”的俄国人,并非炎黄子孙。莫斯科不在意中国人的祸福死活,只关心苏联自身的存亡兴衰。斯大林远在万里之外发号施令,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只有听命的分。
   
   
   现已公开的档案资料证明,所谓“大革命”的失败,主因在于斯大林对蒋介石反击的误判,而并非什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导致的结果。
   
   (姚金果《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356-357页)相反,陈独秀对于斯大林通过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的瞎指挥,一再进行了抵制,可是胳膊扭不过大腿。而后来中共被蒋镇压下去,陈独秀却成了替罪羔羊,并载入中共官修的史册。一个政党如此诬陷自己的创始人兼领袖,这在当代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再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共极力诋毁蒋奉行“不抵抗”政策,殊不知基于当时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如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立即与入侵的日寇决战,不足三个月就将弹尽粮绝,财政更无以为继。正因为当局忍辱负重,从发展经济、整顿财政、统一税收、改编军队等各方面切实下工夫,到1936年底国家的整体国力有了长足的提升,当年的工农业生产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从而为次年年中的全面抗战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一提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人们都想到其贪污腐败,却忽略了抗战前的五六年里,它也曾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否则何以能够支持八年抗战?
   
   
   与此同时不可遗忘的事实之一,是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时在1931年11月7日,地点在距当时民国首都南京700余公里的江西瑞金。那是“九.一八”发生不足两个月之际。这算不算和东北日本关东军南北呼应的分裂祖国行为?是不是赤裸裸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搞“两个中国”?如此不顾大局,岂非亲者痛,仇者快?
   
   
   还有1934年10月,十万“中央红军”万里逃窜的“长征”,根本不是什么为了“北上抗日”,直到次年10月剩下八千人逃到陕南,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根据地。至今74年来一直吹牛撒谎,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否?
   
   
   又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明明是“消极抗日”,游而不击;积极反蒋,竭力扩张。用郝柏村的话是“一分抗日,两分应付(即搞磨擦),七分发展”。完全没有以民族大义为重,却着力于文宣攻势,自称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贪天之功为己功。其实除了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外,国人所知就只有“狼牙山五壮士”和电影中的“小兵张嘎”之类。他们当然也有功于民族,但战绩毕竟无法与“台儿庄战役”、“昆仑关战役”等相提并论。而国军的22次会战,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功业都被长期隐瞒或贬低。国军阵亡将领206人,共军只牺牲左权和彭雪枫两名高干。凡此种种,大陆民众几乎是茫无所知。
   
   
   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实为国共内战。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中国惯例,“失败者”成了一无是处的狗熊。龙应台最近的新作即针对此来了个“反潮流”,但以一人之笔力,岂能与十三亿人的泱泱大国之文宣兵团抗衡?比如书中称,长春之战,城中饿死的平民逾60万之众,今天当地已无人记得。这样的事国内同胞有几个人会关心?
   
   
   以上只顺手列举从1921至1949的28年若干史实。试问,张博士声言建立新的“史观”之前,是否对之一一做过认真的分析?是否考虑过,“自由派中的不少朋友”,以及“一些党内的开明派,老同志”,之所以对毛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与此息息相关?
   
   
   同样,倘要进行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向极权主义执政党演变、最终变成如今的权贵党的‘历史可理解性’,分析60年来为什么我们的共和国只有‘共和’之名却缺乏共和之实,分析为什么只有宪政改革才是当今中国的根本出路,等等”,以及探讨“代表着对共和精神、共和道路的扭曲”之“1949年的共产革命”“如何能够发生?如何可能发生?”等等“大问题”,也必须以弄清基本史实为基础。这一步工作“容不得偷懒,更容不得回避。”
   
   
   诚然,在目前大陆的档案制度及舆论管制下,对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无法使之真相大白。以讹传讹,更造成了不少人的思维定势。
   
   
   比如五十年代初的韩战,当局称乃南韩发动。虽然苏联档案白纸黑字证明是金日成首先策动的军事冒险,可是一般中国民众似乎仍是“先入为主”,相信李承晚为罪魁祸首。
   
   
   1957年的反右派,毛贼喊捉贼,明明是他蓄意“引蛇出洞”,却倒打一耙,诬指“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中共予以“反击”。尽管1978年对绝大多数右派给予“改正”(不是“平反”!),也就是说“搞错了”;然而人们还是继续使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说法。
   
   
   1959至1961三年大饥荒,至少饿死3700万人。大陆同胞今天有几人对此表示义愤?1989年“六.四”,邓小平下令大开杀戒,喋血京城,死亡的学生和首都市民不下数百人,但20年过去,认同当局做法的海内外炎黄子孙比比皆是,众口一词曰:“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绝不能乱。”
   
   
   何以有此是非颠倒、罔顾正义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关史实被当局掩盖或蓄意混淆,以致群众“不明真相”。
   
   
   这里不妨引用毛在40年代中期谈到蒋政权时的一句话,道是:“反动派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民的不觉悟。”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又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64年过去,民主依然是世界的主流,反民主的中共毫无疑义属于“反动派”,它“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民的不觉悟。”这种不觉悟与受到当局的“瞒”和“骗”分不开。
   
   
   因此,无论对1949年之后60年来的历史进行反思,或是对1921年至今88年的历史进行梳理,均应以弄清基本史实为首务。为此,需要最大限度地搜集中国的、外国的、官修的、自撰的以至口述的有关历史资料、文物,然后像毛当年指示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一样,尽力“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不言而喻,正确的史观也十分重要。不过,总应以澄清史实为先。
   
   
   “事实胜于雄辩”。无论何种历史事件,一旦真相大白,是非自有公论。不知张博士以为然否?
   
   
   (0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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