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人物传记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张成觉文集
[主页]->[传记、文学、小说]->[张成觉文集]->[毛“反修防修”和批“走资派”有“积极意义”吗?——与周良霄先生商榷]
张成觉文集
·梧桐一叶落,天下共知秋
·仗义执言的辛子陵
·实至名归 开端良好——评“2009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博讯版)
·“岂有文章倾社稷”?
·做个勇敢香港人
·严寒中的一丝春意--“临时性强奸”案改判有感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会回到蒋介石时代?--与辛子陵先生商榷
·池恒的幽灵和民主派的觉醒 --读辛子陵新作有感
·念晓波
·美东华文文学的一支奇葩——李国参作品简介
·八十後,好样的!
·倒打一耙意欲何为?
·赵紫阳还做过什么?
·善用香港的自由
·胡耀邦的诗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一代大师的悲剧收场——看阳光卫视《张伯苓》专辑有感
·色厉内荏的谭耀宗
·Thank you
·“快乐人生”与沈元之死--读宋诒瑞自选集有感
·他爱祖国,“祖国”爱他吗?
·缅怀三十年代
·“悬案”、“悬意”及其他
·温家宝的“民主”和“尊严”
·“还我人来!”---读郭罗基《新启蒙—历史的见证与省思》有感
·从善如流的《黃花崗》雜志編輯
·哲学的迷雾与历史的真实
·小议《右派索赔书》(下篇)
·致《争鸣》编辑
·多看一遍再发出好吗?
·功能组别“万岁”?
·对刘自立《纠正张成觉的误读》的点评
·“斗鸡公”与红卫兵的嘴脸
·不要爹妈 只要“国家”?
·也谈鲁迅与姚文元
·巴金的“一颗泪珠”---读《清园文存》有感
·“窑洞谈”何曾涉及斯大林?
·毛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简评张博树讲稿
·世界因公费旅游而美丽?---有感于“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悼朱厚澤
·大师之路及其他-----从《清园文存》说开去
·悼念朱厚澤先生(七律)
·回首歷史軌跡 褒貶知名人物 週日下午海德公園講座各抒己見
·百年回首辨忠奸---在“百年中國“研討會上的發言
·標新立異 見仁見智---評《梟雄與士林》
·從“份子”與“分子”說開去
·血淚凝結的一株奇葩---評新版《尋找家園》
·金庸何樂入作協
·批毛應力求言之有據
·从传记文学看57反右(上)
·从传记文学看57反右(中)
·从传记文学看57反右(下)
·從《四手聯彈》“讚”汪精衛說起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有感於錢偉長逝世
·切爾西不請奧巴馬
·由克林頓送酒說開去
·汪洋恣肆 痛快淋漓---喜讀康正果批汪暉文
·請正確評述“黑五類”---與焦國標教授商榷
·“四清運動”和“黨的基本路線”
·大膽的陳述 可貴的反思---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一)
·多看一遍行嗎?
·大膽的陳述 可貴的反思---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二)
·從文明到野蠻再到恐怖---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之三)
·利用韓戰機會 定下比例殺人---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之四)
·“中國的變局即在眼前”嗎?---與姜維平先生商榷
·“老虎”苛政試比高---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之五)
·罪惡的“百分比”---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之六)
·誰還在乎“球籍”?---中國經濟總量坐亞望冠的思考
·農轉非、戶籍改革及其他
·“观点开放”谈何易?——简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 )
·皮涅拉總統沒向中國稱“謝”
·韓戰謊言何時了?
·“改正”還需待何時
·“這個國家為作家做了什麼?”
·批毛批共宜側重政治經濟角度
·致某知名文化人
·手民之誤
·重複否定等於肯定
·談“57反右”宜細不宜粗---與沈志華教授商榷(之一)
·中共“八大”是解開反右之謎的重要鑰匙---與沈志華教授商榷(之二)
·文學與我
·文學與我
·喜看“民主小販”上攤位---楊恆均《家國天下》上市有感
·“你改悔吧!田華。”--讀《田華感言》想到的
·毛時代“社會上沒有階級”?---與李怡、余華二位商榷
·包產到戶”導致毛、劉分裂---丁抒教授縱談文革緣起
·李默評論兩則
·蔣愛珍槍下亡靈該死嗎?---與陳行之先生商榷(之一)
·评:蔣愛珍槍下亡靈該死嗎?---與陳行之先生商榷(之一)
·蔣愛珍的“生存形態”---與陳行之先生商榷(之二)
·角度獨到 扣人心弦---評楊恆均《家國天下》
·“生存形態”與“含金量”---與陳行之先生商榷(之三)
·《歸去來兮》(長篇小說連載)
·“五識”兼備呼民主---評博訊“公共知識分子”榜
·轉貼李墨《歸去來兮》第一章(之2、之3)-張成覺
·轉貼:李墨評論《由小說形象想到家國形象》
·致巴雅古特先生
·一篇文情並茂的佳作----楊恆均新作點評
·天安門絕非解放廣場---也談埃及巨變与中國
·埃及能,中國還不能!---再談埃及巨變與中國
·南天健筆 正氣如虹---讀何與懷博士作品感言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毛“反修防修”和批“走资派”有“积极意义”吗?——与周良霄先生商榷

   读《周良霄、顾菊英夫妇谈文革史研究》(以下简作《周顾谈》),颇受教益。尤其周先生引用李慎之先生的论断:“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认为“慎之先生所提出的,把毛泽东、把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放到中国传统和游民文化中来研究,应该是更深入的一个方向,值得大家重视。”可谓确有见地。
   但当访问者提出:有人认为毛“反修防修”的初衷和对“党内走资派”的批判有“积极意义”,询问周对此的看法时,周表示认同。他称“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农民革命在一个大国的胜利者,也是新世纪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有影响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的‘当权派’这一概念,是极具深刻的理论与现实含义的重要命题。”此一论点,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首先,称毛为“思想家”恐怕说服力不足。按照通常的理解,“思想家”应该是创立较严谨的思想体系,且本人有相应的理论著作或言论记录的大学者。如孔子、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等,都当之无愧。而“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自命为‘红色的山大王’”(见《周顾谈》)的毛,其思想杂乱无章,固然富于空想,概括起来离不开“造反有理”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两条。
   至于毛的理论著作,和中外公认的思想家相比就更提不起来。例如,被郭沫若吹捧为“雄文四卷”的“毛选”四卷,160余篇文章(含书信、电报、文件及演讲稿)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公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庄重:《《毛泽东选集》真相》,《开放》杂志,2009年10月号,60页)
   再看毛所有470余篇文稿(含讲话、报告、会议决议、论文、电报稿、社论、按语与批示等),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历时五年的调查,核实一共有250多篇“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160多篇报告、讲话、电文、社论是由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秘书局(办)和中央工作人员起草完稿的。毛泽东仅仅对部分报告、讲话作过审阅或批上‘同意’、‘好’或签上‘毛泽东’三字。”(同上,62页)事后,上述中共有关部门于1993年6月初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报告。

   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三点批示,头一点是:“中央一贯认为,《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的结晶,不是个人的。”(同上)可见,毛只是个浪得虚名的“思想家”。
   事实上,连毛本人在文革期间也承认,他“那几本小书”(指“毛选”四卷)没有那么大的法力(大意)。对于自己的理论水平,他还多少有点自知之明。
   其次,周先生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通过专政和剥夺,把全国的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在特权垄断下,以国有的名义,分任各个部门的当权者掌管,国有实际上就成了官有。这个制度必不可免地大量滋生官僚主义、特权享受、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而终至于发展成为溃败的不治绝症。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大胆地把它揭出来,希图通过群众运动,不断革命来克服。这是他远远超出他的同辈庸人们的地方。”(见《周顾谈》)这种说法应属溢美之词。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必不可免地大量滋生官僚主义、特权享受、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而终至于发展成为溃败的不治绝症”,堪称早在斯大林治下的苏俄时期就有目共睹。西方许多学者和政治家从20年代到50年代,先后不断“大胆地把它揭出来”。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后一句更准确的翻译是“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更是阿克顿勋爵(1834-1902)广为人知的名言。
   特别要提到的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刚闭幕不久,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流传到外间,铁托即尖锐抨击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这种缺乏权力制约的制度,乃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滋生的温床。西方多国共产党或工人党的领袖都表示认同。
   与此同时,当时中国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如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等,也早就看到同样的问题。只是由于没有宣传舆论阵地,他们的观点才在次年大鸣大放时期公开发表出来。其实,官僚主义等“三害”的严重性,普通百姓老早就有切身感受,可以说,芸芸众生在毛之前已“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不过由于毛实行“舆论一律”,加上肃反运动的威慑,人们敢怒不敢言罢了。
   所以,周先生所讲毛在此问题上之英明过人,大概只有“大胆”两字符合事实。因为只有毛掌握话语权,别的人不具备“把它揭出来”的条件。
   除了“大胆地把它揭出来”之外,毛“希图通过群众运动,不断革命来克服。”周先生据此认为:“这是他远远超出他的同辈庸人们的地方。”此一论断或许不无道理。
   看来,毛的“同辈庸人”应包括上自刘、周、朱、邓等毛的亲密战友,下到升斗小民。盖几亿人的泱泱中华,只有孤家寡人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运动群众”,“不断革命”即不断折腾。连堂堂国家主席,毛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可把他打倒,弄到死无葬身之地。这不是“庸人”是什么?
   周先生又称:
   事实上,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官僚主义当权派与人民的对立与矛盾,只有废除一党的特权垄断,实行民主,完成真正的民主主义变革才能达成。然而这又正是毛泽东所不愿和不能采行的。我认为这原应该是我们从文革中可以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政治的改革被搁置,官僚主义当权派事实上已在复活和发展,并且还和金钱结合了起来,形成新的权贵资本主义,文革仅有的一点积极意义也就完全丧失。(见《周顾谈》)
   应该说,这段话立论大体不错。问题是“文革仅有的一点积极意义”这样的用语十分不妥。连中共当局也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断言:在任何意义上文革都不是“革命”,因此要对之予以彻底否定。试问,文革何来“积极意义”?
   
   如果说它的教训理应吸取,那也绝不意味着文革本身有任何“积极意义”。这就像因某人玩火而遭殃以致被烧到体无完肤的人,康复后一定会铭记个中教训,对别人玩火百倍小心,但岂能说他被火严重烧伤这件事具有某种“积极意义”?
   
   周先生在访谈中指出:“要写好文革史,前提就是充分批判毛泽东。”这是不刊之论。遗憾的是,从以上分析看来,周先生本人对毛的批判就并不“充分”。而且对文革的“否定”也似乎并不彻底。
   
   和周先生这样的专门学者相比,笔者实在浅薄得很。所谈各点,谨供参考。如有冒犯,敬祈海涵。
   
   (09-10-7)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