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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杀人──学生教育的恐怖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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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化机器中的个体悲剧

   来源:民主中国

大阅兵前死了一个人


   一名普通的海军士官王震,他的父亲王国祥死了--死在满城萧杀、金光耀眼的六十周年大阅兵之前。
   此刻,王震终于走过胡锦涛眼皮下的天安门,被允许回到他自己的家中奔丧,重重地跪在父亲的灵堂前。在此之前,"为了国家的荣誉"(王震所在部队副政委杨超语),在"人装合练"的关键时刻,王震被隐瞒了父亲之死的噩耗,转而如钢铁战士般参与大阅兵的魔鬼训练,以期在十月一日的天安门城楼前一表对党国的忠诚,对领袖的忠心。直到大阅兵结束,王震才被解除隐瞒,回家吊孝。
   数百家媒体纷纷转载这一"感人事迹",无数被感动者据称是"流着泪"读完报道,王震所在的江苏省盐城市党政人物也迅速展开"亲切慰问",为这实在忍不住让人悲愤交加的惨剧定下"忠孝难两全"的结论。有退伍军人说:"我知道王震此时的心情,我的父亲也是在我服役期间去世的。我在这里向你致敬,敬礼!好兄弟,节哀顺变!你真正诠释了军人的忠诚!"

   在我的亲人及朋友之中,也多有参军入伍者。此前尚且是吊儿郎当之辈,一旦经历那累死累活的"炼钢"军旅,三五年后,尽是意志坚定的单纯人物。若单论个体,都是不错的至交,有原则,有底线,说话实在,做事讲规矩。因受多年强化训练,即使退了伍,走进这远比军队复杂的大千社会,也仍然保持着部队习惯,对那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腐败者"说不",对那蝇营狗苟、鸡鸣狗盗之徒"不高兴"。
   在民间,敢说真话又敢行动起来向强权与腐败抗争的,退伍军人大有人在。因此,若简单认定他们是"洗脑一族",实在是不了解行情。虽然他们并非国家军队,仅是绝对服从于党的领导的专政机器、护驾盔甲,但就个体而言,实在都是些豁得出去的敢于牺牲者,是话说得少、事做得多的人。抛开一些镇压民间抗议的残忍画面,你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他们在某些时候的确是"最可爱的人"。
   获悉王震之事,我也泪光闪闪,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却并非基于感动,而是郁愤。我郁愤于,像王震这种忠诚如斯的军人,此刻如此痛彻心扉,为何还要成为国家宣传教化战略的一枚棋子?十月一日前,我看央视节目预告,预告说:一号是大阅兵和焰火联欢,二号就是幕后故事。按照政府舆论导向的潜规则揣测,这"幕后故事"的导向,必是宣扬参与者何其自豪、光荣,人民如何感动、兴奋。正如一切大灾大难来临后,镜头总要对准那些高呼"夺取救灾战役的伟大胜利"的命令者,以及感恩待德的灾民们。

舆论导向与"明白人"


   一切的大事件,在主流媒体上很难看到反思、听到愤怒,大陆亦绝不会呈现台湾水灾难民对马英九那样的声讨责难,只会看到任何事情都有我们的人民政府撑腰,而且这种状况还被视为中国一幸。无怪乎,赵本山、宋丹丹的小品《火炬手》就曾高喊:"南方受灾的人民啊,不要怕,有政府给咱们撑腰!怕啥呀?"至于那成为政府手中棋子的人,更是无上光荣。以至于连人家的父亲都死了,宣传教化机器还不忘借此告诉民众:你看,这就是榜样,这就是深明大义,这就是忠党爱国。
   大阅兵那天,一位曾在部队服役八年的军医打来电话:"银波,看到没有,我们的方阵走过来了!"那一身如此熟悉的军装,在天安门前庄严飘过,虽然时间仅有十余秒,但恰恰就是那十余秒,激起多少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光荣记忆!当年我父亲也曾希望我参军入伍,但我毕竟没有成为军人。我只是住在这个国家里的一个普通公民,我以这公民的姿态来参与之于当前及未来的反思和批判。
   我先前以为,跟军人论述我们所处的制度黑暗是徒劳的,以为他们的头脑早已被安上监控器,没有了任何个人意识,未曾想,实在有太多的军人,对这个党,对这个党统治下的中国,他们同样眼睛血亮,是地地道道的明白人。正如那打来电话的退伍军医,虽然一边感动于自己的部队在天安门飘过十余秒,但一旦关了电视,他也仍然控诉:"多少基层党员毫不合格,完全罔顾人民利益!"是的,退伍以后,他在基层成功参政,以正直敢言的形象,为民众所称道。
   与此同时,我的另一位在广州的退伍军人朋友,此刻却在监狱里服刑。他联合民众,连续六年反腐败,进而被直接民选为基层长官,以捍卫村民利益为第一位,抗衡于上级及更高上级的无耻命令,结果,他被找麻烦,进了监狱。当他被当众宣判的那天,即使连当地的诸多"烂仔"(黑道混混)也为之抱打不平。
   一个退伍军人,一直念念不忘自己受过"党的栽培",又一直痛心疾首地看到党的形象在基层竟已如此不堪。他以他的勇敢和魄力,征服了一向懦弱胆怯的村民,甚至连"烂仔"们也不愿意受人钱财来报复于他。你别看那些平时吃人不吐骨头的江湖人士如何心狠手辣,一旦某个人是真真正正在为人民的利益颠沛流离,他们那真性情的一面也会浮上来,至少跟你井水不犯河水。比起官场上那些毒辣阴冷到无以复加的权贵们,生于杂草之中的黑道,多多少少还尚存人性。

他们当然有爱国的自由


   王震是个符号,这个符号是国家机器中的零件。这零件,可以是警察,可以是武警,可以是军人,可以是法官,可以是政务员,可以是人大代表……也就是立法、司法、行政及党、军等一切统治阶层的人。在这批人当中,你虽然可以从历年的境外报道和国内新闻里读到他们如何不作为、如何残忍、如何腐败、如何可耻,以及延续他们状态的背后制度之荒谬理论和触目惊心的潜规则,但是,就个体而言,他们原本也是非常普通的人,与你我在原初没有任何差异。
   一名颇有学识的警官曾在某次饭局上对我说:"如果今后不干警察这行了,我就去专心写一本小说,叫《警徽》。这是骨子里的一种信仰,血液里的一种追求,这是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在平常人眼里,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是一种很难解释的超越,在某个特殊时期,某个特殊位置,这是一种纪律,久而久之也是一种习惯,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奇特基因。正如你可以选择不爱这个国家一样,他们也有爱这个国家的自由。
   然而,追根究底起来,爱国仅仅是一种自由,而不是绝对服从的铁律和命令。尤其是当"爱国"的具体概念早已被置换为忠于一个党、一个领袖,甚至绝对拥戴于现存的一切统治秩序和统治结果,那么这"爱国"就变得非常可怕,它甚至会成为这类人去打压另一类人的幌子,那骨子里的爱将在瞬间瓦解为荡然无存。
   只要举着"爱国"这个护身牌,另一支手就可以变成铁拳,甚至变成二十年前天安门广场的霰弹枪,以及四十多年前的全民暴政。在2009年的十月,"爱国"也可以变成朝鲜似的穷兵黩武和天朝般的天下一统。在铜墙铁壁紧封的北京城,只有极尽华美之赞誉与拥戴,而无视因有异议而被封杀排斥的异见者,无视不甘为权贵表演献媚而抗议魔鬼训练的穷苦学子,这样的"爱国",是统治者对人民只有虚伪的爱,而人民对统治者只有恐惧的爱。

借个体之痛教化忠党爱国


   大阅兵训练之艰苦,超乎想象,只是民众在电视上看到的,只有一种声音,都是一个个心甘情愿的场景,别无其它负面报道。当焰火联欢结束,北京电视台的记者还把镜头对准欢呼雀跃的年轻人,所有被采访者都激动非常,纷纷感到祖国强大,祝福祖国。不能简单地认定,这批年轻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反思,认为他们是在亲眼目睹大场面后统统激素分泌过剩,也不能苛求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但是,当那兴奋期一旦过去,可否在内心问一问这代价有多大?这现象正不正常?在那么多"人体道具"的背后,公民个体在哪里?
   六十周年,太多的问题值得重新审视,如这党与国的性质之分,如这六十年的风霜雨雪,如这"经济腾飞"的底层真相,如王震这种几近被宣传教化机器宣称为"舍家为国"的忠诚或悲哀,实在太值得我们来反思反思。王震跪在他父亲的亡灵前,他所流下的泪水,是因曾经被胡锦涛远远俯视而骄傲,还是因父亲之死被隐瞒而悲愤,抑或是因自己实在是"忠孝两难全"而痛苦?人们会说:他不是只有家庭的个人,他更是有国家责任的军人,如同"党性第一"那样,军队的绝对服从和神圣职责,必须让他承受这种代价。
   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我要质问:在军队的性质和国家责任的方向中,是否还包括自己的父亲已经病危,自己有权利回家送那最后一别?即使离不开、走不了,就如战场上哪里允许你去思家心切、儿女情长,那么,可不可以至少不隐瞒他?他这国家机器的零件,至少还有知道自己父亲将死的知情权吧?退一万步说,事已至此,那么这悲哀的家庭悲剧能不能不要被绑架到国家利益至上的层面来宣传?这公民的悲哀如果竟成了国家的幸事,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之大幸福,岂不是以千千万万的个体悲剧为代价吗?国家幸福了,个体在哭泣,这值得自豪吗?
   我不因王震是何身份、阶层而评判他的一切,说穿了,他和你我没有半点区别。我所憎恨的,是借他人之痛苦来教化民众忠党爱国的无耻行径。我知道,王震这件事说得再大,也还没有到"因公殉职"那一步,那真正因公殉职的,如眼下重庆打黑运动的警察,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有警察被高强度的抓捕工作累死的,有警察在审案时突发脑溢血送进医院的,他们在这个时候,不管是作为地方长官的政治棋子,还是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总之,那是实实在在的恪尽职守。在这个时候,不管我是谁,我都会称道感佩于他们。
   但是,我忍受不了在他们悲剧发生的同时,却被一次次搅进国家的宣传教化机器之中。这世界上,干哪一种职业没有危险可言?因最脏最累的工作而死亡或工伤的农民工,还少吗?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做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民意代言人,被骚扰、警告和监禁得还少吗?跟底层维权民众打成一片的湖北选举专家姚立法被重重限制防范,与无权无势无名的"贱民"们一起奋战的四川黄琦被关进监狱,有借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来教化天下的吗?悲剧就是悲剧,若那个概念已经模糊了整整六十年的"国家",硬要把个体悲剧整成全民喜剧,那么,这就是最变态、最龌鹾的戏剧。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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