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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何其多?— 林立果不是唯一

   
   
   英雄者,乃才能超常并勇于为了公众利益牺牲自己的人也!
   
   按照这个定义来审视中共塑造的英雄,都是假的,因为被中共吹捧为英雄的人无一不是其为了自己的需要捏造出来的宵小,比如,女英雄刘胡兰(1931-1947)实际上是被共党挑唆起来谋财害命后被迫偿命的共产童工,而张思德(1915-1944)则是在延安烧鸦片时因故障而死的共匪 。

   
   今年是共产党在中国篡夺政权的第六十年,历史证明真正的英雄必定会挑战中共并遭受迫害甚至失去生命!换言之,一个才能超常并勇于关注公众利益的人必定会被中共打成敌人,虽然他们可能身为中共党员比如张志新(1930-1975)。
   
   共产党在中国篡夺政权前后都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其中之一是迫害和杀害有思想的中国人。王实味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就被砍了头。
   
   中共在文革时颁布了“公安六条”(1967-1979),将杀害无辜合法化,但在这之前和之后,共产党都没有停止迫害和杀害无辜。
   
   
   英雄不论性别
   
   
   张志新们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在被中共残酷折磨甚至在被杀害前,都没有认识到导致他们被迫害的正是他们用生命捍卫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好在他们的鲜血让后人明白共产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主义。而写下《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死、恩格死及其用他们提供的思想武器打出了红色政权的列宁、斯大林与他们的后继者毛泽东等是亿万人无辜丧生的罪魁祸首。
   
   六九年,被囚禁的张志新在加入共产党十四周年纪念日写了一首题为《迎新》的诗歌而遭到殴打与凌辱。她愤而用小木棒代笔,在手纸上写下一封控诉书,其中写道:“一首未写完的革命诗歌,做为导线借口,行凶殴打凌辱女政治犯!你们以为一个女共产党员就可以这样随便凌辱的吗!行凶者、帮凶助威侮骂者,你们可以逃之夭夭吗?不!我要向党向人民控诉你们,要声讨你们。”
   
   张志新虽然错把谬论当真理,但她却认识到了中共的错误并勇于加以纠正。在她的遗言中有如下语句,“不去为真理、为捍卫党的利益而斗争,见错不纠,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中共不就是依靠象她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而骗取了民心,篡夺了政权?
   
   与张志新相比林昭(1932-1968)显然更有见识,这位先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才女在被打成“右派”后,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荒谬。《为林昭塑像倡议书》表示她先信仰共产主义,后信仰基督教,不过从林昭的言行来看,她有“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的圣徒的勇气,但她不是因为信仰基督而受到迫害,所以,与其说她信基督,还不如说她信自由,更何况被选为碑文的林昭血书为:“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作奴隶的同时,但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隶制度。”
   
   这两位女中豪杰在经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张志新甚至被多次轮奸)之后倒在中共的枪口下,前者四十五岁,后者三十六岁!
   
   而李九莲(1946—1977)和为李九莲鸣冤叫屈的钟海源(1948—1978)被杀害时不过而立之年。
   
   三年前,作为文革同龄人我在反思文革四十年撰写《我看红色文艺及其源头》时误把李九莲的艺术化身“黎莲”当成了李九莲,这之后才读到《“黎莲”(“黎九莲”)即李九莲真相考》。作者朱毅笔名祭园守园人曾因象钟海源一样为李九莲鸣不平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他笔下的《浴血并蒂莲—李九莲年谱》折射出在共党的极权统治下人性的光辉与扭曲。
   
   二十三岁的李九莲因为在给心上人的匿名信中写下了对文革的质疑和自己的理想而被对方告密。在信中李九莲表示,“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
   
   李九莲象无数中国人一样被中共打造出来的马克死的光辉形象所迷惑,不知道马克死和鲁迅一样为了一己私利欺骗甚至虐待自己的妻子,是伪类,非伟人,但这不影响李九莲自己言行一致,勇于追求和捍卫自己的尊严和理想。她也因此赢得了民心,在红色恐怖中居然有包括朱毅在内的三十余人连署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抗议李九莲第二次被捕。 他们认为,“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
   
   在中共的暴政下,一封高尚的情书居然导致了两位女英雄被杀、朱毅等六十位打抱不平者被判刑、六百余参与者遭党政纪处分和被株连的还有上千人。
   
   
   英雄不论出身
   
   
   四十三年前,当遇罗克(1942-1970)的《出身论》在北京问世时,我刚转生在遥远的康定。遇罗克写下《出身论》初稿后十二天( 8月26日)在日记中写到:“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就是说,作者深知挑战共产社会的不公会遭到迫害。因此,他在《1967年总结》中写道:“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
   
   四十三年后,身在德国的我才第一次读到《出身论》。《出身论》是份难得的历史文献,遇罗克描写的社会状况与我在大陆的经历(1966-1988)不同,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多年,实况自然又有变化,然而在中共的领导下大陆社会不仅没变公平,而是更加不公。过去会因出身被歧视被迫害,现在则因信仰被歧视被迫害!
   
   遇罗克作为被中共打成黑七类而遭受污辱和损害的中国人的代言人借文革之机奋起反抗。在家人和友人的帮助下,他在出了七期的《中学文革报》(1967年1月18日-4月14日)上发表了《出身论》等将近占报纸文字总数四分之三的作品与当局较量,直到报纸被迫停刊,作者继续笔耕不辍。
   
   当因出身被歧视,因反抗而被囚禁直到被杀害的遇罗克在红牢中与张郎郎相遇时,或许他会对出身、对文革、对共党有新的认识。因为张郎郎属遇罗克批判过的红卫兵组织“联动”。联动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中共高官的子弟。高干出身不能保护张郎郎(1943)不受迫害。在中共暴政下只要你有独立思想、个人追求,无论什么出身你都会遭受迫害甚至杀害。
   
   可喜的是遇罗克与张郎郎两个出身不同的中共囚徒都在文革时就认识到德国法西斯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从小就接受中共“思想改造”的遇罗克与上述的女英雄们一样都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他们虽然都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中共意识形态的错误并加以抵制,但因为中共的信息封锁,他们难以完全看透中共的邪恶统治。
   
   最难能可贵的是遇罗克能认识到“青少年的堕落难道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吗? 联想到给学生灌输的东西,使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整个教育界是有责任的。说是因果报应也不为过。”可惜遇罗克却敬佩鲁迅,不知正是鲁迅将仇恨和谎言引进了文坛,被中共利用,蒙骗世人,后来还编入教材,灌输学生。
   
   在中共篡权的六十年里,在中国因言论获罪,因思想被杀的英雄们何其多也!我知道的还有王申酉、武文俊、史唐枫、刘文辉、陆洪恩以及文革中被枪毙的级别最高的军官—大校蔡铁根等。只要中共还在当政,他们的冤屈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申诉,更何况中共从未停止制造冤案,杀害无辜。
   
   这些年,为了汲取中国文化,关注中国大陆、反思中共历史我读了不少英雄事迹,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则是林立果(1945—1971)、刘沛丰(-1971)、 周宇驰(1935-1971)和于新野(-1971)等中共军官的事迹。他们都在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后,壮烈牺牲!
   
   九十年代末,在我第一次读了 《“五七一工程”纪要》后写过一篇文章,赞叹林彪是中共暴政下唯一一个敢于暗杀大独裁者毛泽东的中国人,而企图暗杀大独裁者希特勒的德国人层出不穷,能证实的就有三十九起!
   
   但后来获知了更多的资料尤其是张戎的毛传和舒云的林传后,我才知有心刺杀暴君的不是林彪,而是他的儿子林立果。张戎认为林立果是中国的施道奋贝克(Claus von Stauffenberg)。施道奋贝克是德国的英雄,最有名的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
   
   林立果因为是林彪的儿子,能够接触遇罗克等不可能获知的信息,因而能对中共尤其是毛泽东有非同寻常的深刻认识。
   
   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和三个朋友一起写下了至今令人惊叹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他们自己享有特权,但却关心民生,了解民情,知道“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林立果们希望用“武起义”推翻毛暴政,“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林立果们对中共的认识至今没有过时,他们不仅谴责毛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行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且知道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所以,中共可以给张志新、林昭、李九莲、钟海源、遇罗克等“平反”,但至今没有给林彪冤案“平反”,而这正是林立果的功劳!
   
   
   
   莱茵河畔 林立果遇难三十八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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