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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暴》学艺录


   
                  
   
     柏林墙推倒整整20年了。《窃听风暴》是一部反映墙倒前东德情报工作无孔不入的恐怖黑夜的电影,它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群众性和专业性的一致好评。在中国,观众对政府禁演的反映,则是引起了“窃看盗版的风暴”。所以能导致这么热烈的反响,主要是因为:一,观众体认到“窃听”这个标志性的史实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高度赞同影片提炼出的主题思想;二,是故事本身的感染力引起观众的浓厚兴趣;三,观众普遍的关切中心,是集中在特工韦斯勒这个人物身上。若非此,像大陆的影片那样,主题先行,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则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政治上的宣传品,艺术上的废品。业已证明、以后将进一步证明,这些电影、戏剧、诗歌、小说等等,都会被扔进它们应得的归宿--历史的垃圾桶。我是因为,正在想写一部反映中国政治运动(反右)的小说,并想从影片中得到借鉴,力戒政治空喊;汲取把政治小说写成人性小说的经验。抱此宗旨,看后我觉得,上述三点是影片获得成功的主要归因,也正是我写小说应该遵循的三项基本要求。

   
     一,主题思想的提炼
     
     政治事件是题材,而所提炼出的思想却不一定是政治或政治思想,不管是、与不是,它首先必须是人性,其次是属于美学范畴,而不是原始的生活,也不是概念化的生活。电影的原名是《别人的生活》,主人公韦斯勒没有自己的生活,他是生活在别人的生活中。这,从三方面来说,其残酷性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对于窃听者来说,他的人生是不可思议地龌龊,临死回首往事时将喟然而兴叹:“爹娘生我,让我来到人间一趟,难道就是为了专门来偷听别人的事吗?我真活得冤枉。我算什么样的一生呢?”监督别人、从事剥夺别人自由生活的权利,首先是以把自己这方面的权利剥夺精光为前提的;对于被窃听的芸芸众生,浑浑噩噩、浑然不知者就糊涂度春秋了,一旦被窃听到什么问题,惹来泼天大祸,又该是多么残酷和恐怖啊!被窃听者剧作家德莱曼就是如此,他受到家破人亡的迫害,却不知在被窃听中。在东德已经不复存在时,他才从恶梦中惊醒;第三是对于这种宣称“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极权来说,却让世人看到它凶狠残忍、以人民为敌、无所不用其极地糟踏人权的国家恐怖主义本质。这种害人的行为,正好就是使自己“不复存在”的自掘坟墓的行为。以害人开始,而以使自己完蛋告终。
   
     政治是冰冷的,人性是温暖的。这两点在主人公的身上得到对立统一的奇妙组合与体现。他以严峻无情、冷冰冰的面孔,尽职尽责,把极权统治人格化。正因为如此,他事无巨细地深入进别人--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人的真实生活(因不知被窃听,故绝无任何伪装的成分)中,感受到人之为人的的共性,即普遍人性,在既深入又持久的熏陶下,痛痛快快地上了一堂人性课,结果便是,人性的温暖溶化了政治的冰冷--这就是《别人的生活》的主题思想。与其说这部电影是揭露共产制度的邪恶、凶恶、罪恶,不如说是宣扬美好人性的胜利。有人认为,几句诗,一曲钢琴,就能让钢铁铸成的、国家机器上的这颗螺丝钉转变吗?说螺丝钉只是比喻,或说是统治者洗脑的目标。但人毕竟是人,人成为人这个物种,是有它的充分和必要条件的,当失去这些条件,他就异化为“非人”,当恢复这些条件,他就又回归为“人”。这些条件的名字,叫做“人性”。说到这里,我们对共产极权做个历史评定,你说它罪大恶极,你说它惨绝人寰,你说它毁灭文化,等等;都对。但归结在一点上,就是它“灭绝人性”。共产党改造人,即“洗脑”,要洗去的就是“人性”,对那些洗脑无效的脑袋,它就让你脑袋开花,对你进行肉体消灭。其实,“洗脑”的本意应该是洗去污染物,让脑更纯洁。所以应该把他们说的“洗脑”正名为“染脑”,即污染头脑。共产主义不管作为思想、运动、制度,还是作为组织,都是一个红色的大染缸。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洗脑”呢?就是,韦斯勒在“别人的生活”里,感染到人的生活,向往人的生活,他欣赏诗歌和音乐正是“人”这个物种的特性,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其他物种皆无之。这一点,跟他的“转变”的关系是、和继续是互为因果的。人的多姿多彩的生活是对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诗歌和音乐只是其中的一姿一彩。如果要说“洗脑”,他的转变才是洗脑的结果,是“别人的生活”洗去共产党对他“染脑”造成的人性异化。作品的政治意义,作者没有说,也无须说,但逻辑却明显地摆在那里:除非共产主义能脱胎换骨,变成不反人性的东西,否则,人性将会把它从地球上廓清无疑。人性,人性,人之本性。只有人都成为不是人的时候,“因特尔耐逊奈儿,(才能)一定要实现!”
   
     片子一开始,韦斯勒进行的审讯,连听讲的学员都指责是“不人道的”。这却就是审讯主体性格的外化。外化的东西,是他的内心的暴露,是他过去内化了的东西的再现。同理,当他新近内化了作家夫妇的反映人类美好心灵的艺术创作--生活的激情及其诗意表现:诗歌、音乐、剧作,及其表演;正常人生活的美好内容:事业、志趣、真诚地相爱和做爱,而不是让妓女上门来打钟点工;尤其是女伶兰西动人的内在与外在的美丽,对他也产生了无法抗拒的魅力。他们统治集团内部的肮脏、腐烂;他的上司和文化部长作为反面教员,也都加入了促其转变的序列。一方面是作家夫妇正直的人品、温馨的生活、美好的艺术,一方面是极权官僚所作所为的本质正是要毁灭、玷污人间这种美。精明、善思如韦斯勒这样的人,能容忍自己厕身其间,永远与他们同流合污吗?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谈到美育时说:“一个人如何看待美和丑,就决定他在社会上的行为。”影片的结局,正像影片的开始一样;这个过程是由相反而达到相成:他的内心变化即转变,就是他这一阶段内化的东西与“人之初”内化的东西,久别重逢,合二而一,共同来对共产党“灌输”(列宁用语)给他的反人性污染与毒素,摧枯拉朽地进行清污与消毒。
   
     我写反右运动的最大障碍是内心的愤怒与仇恨。共产党,毛泽东,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把钢刀凶猛地刺进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的胸膛。我作为其中之一,从划右派到住劳改,九死一生,算活下来;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人都悲惨地死去了?一群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像一群一群蚂蚁那样被踩死了。想起他们,我就悲愤交加,内心滴血。处于生命倒计时的我,屎也吃了,尿也喝了,泪也流了,血也咽了,经过半世纪的思考才冷静下来,决心化悲愤为力量,善尽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责无旁贷的义务。我要以韦斯勒的扮演者为榜样,学习他以平心静气的口吻向记者说明,他演的就是他本人的生活,他的妻子曾作为斯塔西的线民对他进行了长达六年的秘密监控,每天都汇报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笼罩在这种恐怖气氛下生活,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事后能平静地复述出来,我从前做不到。今后,我也要向我的读者有节制地对那些远去了的故事不急不躁地娓娓道来,少一些政治的大名词,多一些生活的典型细节;不大喊大叫,不歇斯底里;不要沉溺于苦海,要作岸上观。目的不就是保存历史真相吗?我受惠于此影片的收获之一,便是为我的“反右风暴鸣奏曲”定了这样一个基调。
   
     二, 情节、细节的安排和故事的展开
   
     主题思想是从故事中提炼出来的,是故事的逻辑归纳;故事是主题的生动体现,是它的艺术演绎。也有人说此片是主题先行,其实是作者在主题后行中得出主题,然后才根据主题的要求来充实、精简、改编、完善故事的初稿。
   
     故事的开始,主人公韦斯勒以教授的身份,理论联系实际地在讲“特工学”。大凡,任何经验上升到学问的层级,它是否能站得住脚,是否为众所公认?是以是否能作为教材、进入学府的课堂为标志的。由此可以看出,主人公韦斯勒教授的特工历练之丰盈和造诣之深邃了。是这样一个共产极权国家机器上的精制零部件,被他的老上级重新安装在一台窃听器上,来书写中文翻译成的《窃听风暴》的故事。此前为“序幕”;此后为“开端”;全部窃听过程为“发展”;剧作家德莱曼原以为自己没被窃听,文化部长告诉他不仅被窃听,而且是完完全全,包括与妻子性交在内。“我们所做的,不是你一个小艺术可以想象的。”他动手查看自己被窃听的档案,为“高潮”;“你好,29.8欧元。需要包起来送人吗? ”“ 不,它是送给我的。”韦勒斯买了一本送给自己的书,为“结局”。全部故事大致是在沉静的、压抑的气氛中进行的,并没有中国人思维定势中“风暴”的如火如荼,刀光剑影。即便从“高潮”到“结局”,德莱曼也没有和韦勒斯谋面,更没有用热烈场面,爆发其郁积心头的不胜感慨之至和前者对后者的不胜感激涕零!而是电影剧作者兼导演作了比这些表面激荡更具深度的处理--情谊深厚!意味深长!感人至深!
   
     故事是靠情节和细节展开的。故事的结构是以主题思想为经,以情节、细节为纬,交织成锦的。其中几个关键性的情节、细节,值得一提。我遵循着剧作构思始于结局这一规律,来个珍珠倒卷帘式的叙述。
   
     *上述韦斯勒买书,这是全片的结尾,也是最精彩、最含蓄、最是画龙点睛的细节。他得到了德莱曼作为礼物献给他的这本书,就是得到了人民的最高褒奖,就是得到了心灵上最佳的欣慰,就是求仁(仁者人也,人性也)而得仁,而这,就是他的终极关怀。到这一步,作家已使自己的人物止于至善,恰到好处;再多一笔,即为画蛇添足。
   
     *那个文化部长的谈话:“现在民主了,自由了,真的很好吗?至少东德还给了你们写作的素材,现在人们没有热爱,没有信仰,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吗?”这话说得倒是很实在的,惟其实在,才易让人迷惑。那就是说,东德的极权制度还是值得留恋的。这真是糊天下之大涂、滑天下之大稽!中国清朝文人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后人大都取例佐证:由于楚王的昏庸,才有屈原的《离骚》;由于安史之乱,才有杜甫的“诗史”;由于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才有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的精忠报国之行及其抒发报国豪情的诗词篇章。文化部长是把这一命题换了个说法,然后,对作家幸灾乐祸。这无异于说:“医药消除了疾病,不等于是医生自砸饭碗吗?妇联会提倡男女平等,果真平等了,妇联会就该寿终内寝(我据私塾先生传授,男人的自然死亡才叫“寿终正寝”。现在的词典都不作此区分了)。”这样说来,病生得越多、越大,越好;人民的灾难越重、越惨,越好;社会越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越好。也就是说,人民生病医生幸,妇女受压妇联幸,国家、民族、人民大灾大难政治家幸、社会学家幸、文学艺术家幸!这是何其残酷的逻辑!只有极权主义的残渣余孽、辩护士、哭丧妇才欢迎这样的逻辑。影片取此细节,实在是很有眼光,很有针对性,很是对症下药!因为受到迷惑的不是少数,而是大有人在,特别是在残存的共产极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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