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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部落

被遗忘的部落

   “早上广播听了嘛?对方励之去美国有啥看法?”张队长笑容可掬。“方励之去美国,一是美国政府施压的结果;二是中国政府掩人耳目的手法。它通过方励之,平息世界舆论对它谴责。”我扬起脖子一吐为快。

   张队长惊讶地看着我,我也惊讶地看着她—为自己的大胆,为不计后果的大胆。

   “你啊你。”队长摇着头,眼睛里除了遗憾,就是怜悯。我受不了她的怜悯,我宁可她凶狠,这样会激起我的反抗。

   “你要振作起来,要相信队长相信……”说到这她停住,省略号里有许多潜台词。

   “你还想说什么?”队长居然征求我的意见。

   “内外有别内紧外松。”我脱口而出。“对著名人士和一般人士,对学生领袖和普通工人,实行内外有别,内紧外松的政策。”

   “这……既是外交上的需要,也是政策上的需要。”这话既阐明观点,又没有风险;可咀嚼反思,又不失底线。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果然是个睿智者。

   “前几天广播听了嘛?”“您指王丹被判4年?”“有什么想法?”“当然有。对外橄榄枝,对内铁大棒,对学生从轻发落,对市民严惩不苔。双重标准是政府一贯的伎俩。”我气愤地说。

   --摘之‘女囚琐事’。

   

   1,我的家庭。

   我绝非狗崽子出身。我父母都是忠实的布尔什维克,是虔诚的中公地下党。解放前夕,做翻译的舅舅,开着吉普车向外婆道别,准备搭机飞往台湾。就在吉普车发动时,我母亲冲下楼,从车里扯出舅舅,对准他就是二个耳光。舅舅从此留在大陆,饱受运动的蹂躏,最后自尽在安徽的劳改农场。死后无人收尸,连一拘骨灰都没留下。

   我父亲是解放后第一任的杨浦区区长。历经运动后,从区长宝座跌到杨浦区饮食公司经理的板凳上。由于不堪运动,在我12岁时悬梁自尽。我记得父亲在自尽前一天,把我们视为掌上明珠的小鸡杀了。五个孩子对着那碗红烧鸡肉涕泪交加,恨死了父亲。第二天,父亲给奶奶留下二块钱,说是孩子们的零花钱。然后他走向单位,走向横梁,走向死亡。16岁的大姐只得辍学去饮食公司做财务,和母亲一起抚养弟妹。

   母亲由于在反右中仗义执言,被划进‘准右派’名单。一个倾盆大雨的傍晚,大姐领着4个弟妹,侯在母亲回家路上。一个手拿雨伞的女人,惶惶地淋在大雨里。这个发呆的落汤鸡,就是我母亲。鉴于5%的名额已满,母亲侥幸逃过这一劫。但她被实实在在地吓坏了。她辞了家里的保姆,又主动把家里的饿一间房上交组织,以表效忠之心。从此,我家多了一对在菜场工作的夫妻;从此,母亲也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巾帼,变成唯唯诺诺的女人。

   1968年,忧郁成疾的母亲,丢下孩子走了。二姐顶替母亲到上海卷烟厂工作。好心的老师把我分到上海炼油厂。69年,大弟到了江西军垦农场;小弟到郊区农场。

   2,我的遭遇

   进炼油厂后,我先在三车间工作,后调到厂部做打字员。80年,我和丈夫结婚。我公婆曾是酱油厂的业主(‘上海版高老头’就是他们的原形),落实政策后又喜得孙子,喜不自禁。有了爱情,有了孩子的我,逐渐从童年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期间,我看了大量书籍。唐山地震的真相敲打着我,文革的内幕震撼着我,大饥荒的尸骨惊涑着我,林昭的遇难拷打着我。我开始思索,开始反省,开始了我的‘天问’。这期间,我代表单位,参加一系列对外活动;我的TQC演讲,得到石油部一等奖;我的杂文,经常刊登在厂报和石化报上。

   89年初,丈夫准备到澳洲学习语言。收到入学通知后,我们用存款和借款寄出澳元。就在翘首等待时,学潮开始了。

   学潮开始后,学生的赤诚感染着我,熏陶着我,同时也蒸馏着我,提升着我。我经常对游行的队伍捐款。有一次,我冲一个摄像便衣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爱护学生,而不是迫害学生。在外滩时,一有机会我就对警察搞‘策反’做演讲。丈夫担忧地说:上面摄像机摄下一切,就等秋后算账。我一笑了之,以为丈夫杞人忧天。

   64屠城后,丈夫去学校学英文,愤怒的我走上街头,演讲,控诉,鼓动,设路障,最后被虹口法院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三年。从此,拉开了我苦难的一页,也见证了祖国苦难的一页。

   我在看守所时,虽然也遭受地狱般的待遇,但所长和政委都是好人。他们说:孙宝强,哭什么?二三年后你一定平反。检查院介入时,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检察院都认为孙宝强不是坏人。1996年,我冲到虹口法院楼上。我嚷着:你们为什么判我刑?我究竟有什么罪?房门大开,一个个法官气势汹汹冲出来。一听我是64暴徒,他们赶紧进了办公室关上了门。

   97年我去法院申诉,申诉驳回我不服。虹口法官信誓旦旦地说:孙宝强,你的事早晚会解决。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我第一个给你平反。

   中级法院的齐院长,在我写信后接待我。他握着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向你的丈夫致敬!第二句话是:党中央的赵主席,也是支持你的!

   我承认我在监狱时,唱歌,出黑板报,写标语,写文稿。但这是我的无奈之举—因为队长为我减刑,做了大量的铺垫,我不能辜负她们的一片苦心。但就是唱歌,我也不唱“党啊!亲爱的妈妈”;就是写稿,也绝不背叛信仰,写的是楹联,春联之类的应景词;在监狱关禁闭时,也绝不出卖同仁;在自身不暇时,也尽所能帮助弱势犯人(女囚中都有描写)。就在我减刑屡屡遭挫时,我也没有用我的‘忏悔录’,来换取提前出狱的通行证(这点要感谢我丈夫)。

   出狱后,由于我曾经揭发过厂领导的渎职和腐败,助纣为虐党委书记史建民,在多次拒绝街道和法院落实我工作的请求后,却让真正的刑事犯回到原单位。

   出狱后的一段日子真难熬啊。我没有工作,没有一分钱生活费,没有一分钱医药费。街道给我介绍的工作,是和刑释分子一起熨台布。丈夫说,你已经受伤,我不能让你再受伤。再后来的工作是送报纸。街道和我签一份生死合同:如遇雨雪天造成的人身事故,一律由本人承担…….气愤的丈夫一把撕了合同,拼命地干第二职业。40度的酷暑,满头大汗满脸油污的丈夫,从贴胸口袋里掏出他的血汗钱。当我握住散发他体温的钱时,我的眼睛红了。97年,同学让我到街道干杂事,月薪200元。她先看我文章,再看我笔迹,通过后才面试。面试时,女主任问了我100个刁钻的问题,仿佛我应聘的不是街道的临时工,而是国家的公务员。面对她的狐疑和轻慢,我暗自冷笑:就是全街道的笔杆子加起来,未必有我手里的这支笔重。我佯装不能胜任,匆匆退局。出门后想起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3,我的感慨

   经济上的拮据我能忍受。月黑风高大雨滂沱时,就是我买菜的时间表。我毫不夸张地说,20年里,我家所有的水果都是残次品。至今,我和我丈夫用的手机还是‘淘汰’货。出狱后我要寻找工作,我要读‘会计上岗证’,我还要读成人高校。姐弟不时捐助我,但我尽量不接受:我为信仰付出的代价,绝不转移到亲属身上。

   物资上的贫瘠我能忍受,不能忍受的是来之同胞的冷枪暗箭。我曾认为,‘东亚病夫’是对中国人的诬蔑,现在却感同身受。不过同胞‘病’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

   我有许多朋友,落难后基本全军覆没。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反映了高压下的颤栗的灵魂,不堪一击的灵魂。

   我中学的同桌,一个卑微的菜场女工,因64中及时送菜有功,被提拔为经理,从此开始了捞钱捞房的新长征。她不但炫耀她的暴发史,还挤眉弄眼地跟同学说:孙宝强能啊……所以能到这个地步。

   上海梅林厂的厂长,听说我在写回忆录时,耸着肩说:就是写书,也轮不到她啊!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在他们眼里,我成了烙着红字的女人,成了一个打翻在地的失败者。

   1999年,区里要来拆所谓的‘违章建筑’。我带领群众和如狼似虎者抗争。由于我卓越的‘煽动性’,派出所所长晚上找我谈话。我说:当官的不要说‘房厅成群’,连别墅都安置好了。我家贫困,但是从来不去乞讨政府的恩赐,我们只是把天井搭一层水泥板,让儿子栖身,而把后面的小屋出租,以求生存。请问何罪之有?他听后态度有了转变。他诚恳地说:孙宝强,有事你来找我。

   2000年的64。区安全局来找我。我说,今天是64,我丈夫穿了一件白衬衫,我也穿了这件白衬衫,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奠亡者,激励生者。难道你的家属中,没有因政治运动而遭难的嘛?我既不是第一个受难者,也不是最后一个受难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他听了颔首不语。最后说,如果你生活上有困难,我可以安排你到居委会工作。

   我和国保说:我确实被你们打倒在地,但我绝不匍匐在泥水里,我从来就没有向你们低过头。他问我是否东北人,咋这么豪爽?我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只是比一般人多了思想,就遭到你们20年如一日的迫害。

   97年我离开街道财务的岗位。偶遇同事知道安全局正在查我笔迹。于是给殷行警署写了一封信: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留下笔迹,以便查对。

   4,我的愤怒

   我的愤怒显尔易见,我的愤怒一点也不想掩饰。那些曾经的学生领袖,竟连一年一度的64纪念活动都不参加。更有当年的学生领袖,竟然和当局做生意,做的器材生意竟然是封锁资讯的‘金盾工程’。若撒旦知道,一定拜他为师;若犹大知道,一定以他为耻。我曾让一个著名的学生领袖,做我的笔会推荐人,但他以一个‘华美的转身’拒绝了。20年里,我从来不向当局乞求。有伤,用烙铁朝伤口摁去;有苦,打落牙齿朝肚子里咽。我能接受极权的淫威,但不能接受同胞的背叛—这个无耻,已经超过了人类底线。

   今天我给出狱的暴徒寄了一点钱。我这么说,不是炫耀自己,而是控诉那些绿卡(或者说是血卡拥有者)的无情。这个‘暴徒’关了将近20年,吃了无数的苦,受了无尽的罪。他虽然拥有货真价实的大学文凭(而不是官员用权利买来的文凭),但依然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找工作要无犯罪‘纪录’。我跟他说,我们没有‘犯罪’的纪录,我们只有为民族付出的献身。我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极权也不相信眼泪。擦干眼泪,抬起你高贵的头颅。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只是在屠杀前,没有保持高度的沉默。在屠杀前沉默是妥协,是默认,是绥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协同犯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同胞的助纣为虐,那是他们可怜,他们可悲。我鄙视他们,深深地鄙视他们。

   5,我的希望

   我希望没有被中共收买的媒体,能关注我们这批特殊的部落。不要学祝英台的令尊,眼睛只盯着有钱的马文才。名人的文章,哪怕是研究曹雪芹肚脐眼的,如获至宝的拿来,大手一挥开机印刷。草民的文章,哪怕是字字血的经历,也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是的!我们没有学生领袖的光环,也没有天之骄子的文凭,但是我们有一颗滚烫的心,我们有笔直的脊梁骨。这就够了,足够了。宁可和有操守的白丁来往,也不和变质的学者结交,这是我的原则。事实证明,中国的余眼泪,王兆山,孙东东之类的专家,是国粹,更是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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