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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张维为论

牛克思
   
   
   (中华合众国网站www.zhhzg.org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陈泱潮按:张维为显然是一个利用中国纳税人的钱豢养出来的专制独裁御用文人。张维为把中共国专制独裁模式拔高到“只有专制主义能够救发展中国家”的地步,是害人害己的罪孽。牛克思先生这篇《《反张维力论》,敏锐地看到张维为邪说的危害性,针对张维为这一套邪说,作了有理有据的批判。希望中国思想理论界对此文给予必要的关注,尤其希望政治领导人们要深刻认识到民主政治是有利于吐故纳新符合新陈代谢规律的、可以及时纠正错误决策、避免国家发生崩溃性危机和灾难、具有永远的生命活力的国体制度,而张维为所鼓吹的专制独裁制度是注定要引发改朝换代长期分裂战乱重蹈中国传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恶性循环怪圈的必然短命的国体制度。要为千秋万代长治久安计,千万不要目光短视,千万不要以邓小平的身高来看待历史的进程,而要站在巨人的肩上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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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克思真牛,在反马反共反社会主义、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上毫不马虎,牛劲十足,牛气冲天。而在对待真理上,张维为简直“牛马不如”!(洪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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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曾担任过邓小平英语翻译的张维为教授(现为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兼职研究员、清华大学特约研究员)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触动全球》的新书,通读之后,给人一种“只有专制主义能够救发展中国家”的感觉。他无耻地向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大肆贩卖所谓的“中国模式”,为专制主义大唱赞歌。该书巧言令色,似是而非,极具迷惑性,是中国民主化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必须给予彻底的批判!
   
   
   一、经济增长
   
   张维为得意地向世人夸耀说:“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如果我们继续推动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那才是更加巍巍壮观的事业,好戏还在后头呢。”多么神奇的中国模式呵!这是一种什么秘密武器?可以放之四海皆准吗?
   张维为所谓的“挖潜”和“微调”,就是政府自己不再瞎折腾,不再随意没收私人财产,不再坚持愚蠢的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不再搞 “大跃进”、“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政治运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的变化可不是张维为所说的“挖潜”和“微调”,而是伤筋动骨的手术,是从灵魂到肉体的彻底革命!他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在一党专政下,一切问题经济化,把经济建设当作唯一的社会目标,企图以经济增长来消弭社会矛盾。张维为自以为他的所谓中国模式很神奇,很了不起,其实说穿了根本就没什么特别的。下面就是笔者归纳的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1. 国家政局稳定。
   2. 控制人口增长,因为过快增长的人口,像发展中国家城市周边住在贫民窟里的那些人,不但不会对经济增长提供任何贡献,而且会消耗所有经济增长的成果。
   3. 举国家之力筹集资本(包括财政、国债、外债、出口低价的自然资源等)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投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换取外汇。同时推行私有制经济,鼓励外资进入,形成政府上档次,民间搞拾遗补缺、来料加工的产业布局。因为贫穷国家国内缺乏有效需求,因此经济起步阶段应该推行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低价人力资源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
   4. 为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注意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因为没有合格的科技人才,再先进的技术买回来也是一堆废铁。但教育投资不宜过大,以略多于经济增长对技术、管理人才的需求为限,太大的教育投资必将挤占引进先进技术所需的资金。国家总的经济资源有限,应合理安排使用。
   5. 外向型企业的成功必将吸收国内剩余劳动力,拉动国内建筑材料和生产性原材料的增长,这样自然而然地将国外收入转化为国内收入,把国内无效需求逐渐转变成有效需求。
   6. 在国内有效需求初步形成后,顺其自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并且在适当的时候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政府筹集更多的资金,引进更先进的技术。这样,经济就完成了一个良性的增长周期。
   7. 这时再加大科研、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8. 建立健全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和安全保障,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以上这种经济增长战略,是每一个落后国家或地区都行之有效的,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根本就没什么了不起。这副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的政局必须稳定,这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经济增长就是空中楼阁。西方国家想方设法促使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个条件,可是张维为却全然无视这个前提条件,对西方国家的做法大加挞伐。他对那些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说:“如果你真的关心人家的民主,建议你分三步走,先帮人家发展经济和教育,再帮人家建设市民文化和法制社会,最后人家产生了对你们这种民主制度的内在需求,你再帮别人,也不迟嘛!要人家一步到位,怎么可能?”他把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当作了经济增长的结果,好像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不需要社会稳定这个前提条件似的。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中国的社会本身是稳定的,中国没有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多的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中国过去的社会动荡都是政府自己搞出来的,只要政府不再瞎折腾,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会恢复增长。张维为总把别人当作傻子,认为别人不懂得利用经济增长来缓解国内的社会矛盾,殊不知,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的,他的中国模式应用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只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方法!
   张维为不知道,动荡中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矛盾根本就不是经济性质的矛盾,而是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这就使他的中国模式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处境:他试图用中国模式来为发展中国家谋求稳定,可是中国模式本身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才能施行。怎样才能为中国模式提供一个初始的稳定条件,张维为连想都没有想过。西方国家为什么建议那些动荡中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政治?就是希望用民主政治来促成那些国家尽快实现社会稳定,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张维为把西方国家的民主化建议扔进垃圾箱,我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种族冲突—经济崩溃的恶性循环?看来,可供张维为利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种族灭绝其他种族!可是如果你支持一个种族灭绝其他种族公平吗?如果不公平,别国就会支持其他种族进行反抗,结果只会导致冲突升级,问题却根本得不到解决。
   张维为和有的中国人一样,总是喜欢拿印度来比较,用印度的经济落后来证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成功。殊不知,印度和中国在国情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是个民族成份比较简单的国家,国内成员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凝聚力非常强大。在民族构成上,汉族占到92%的比例,其他55个少数民族加起来只占8%,而且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都几乎没有宗教信仰。这样简单的民族宗教构成,很容易建立强势政府,实现社会稳定。在中国,只要政府自己不折腾,经济增长就没有任何障碍。而印度的民族构成相当复杂,10.3亿的印度人分成100多个民族和400多个部族,其中最大的印度斯坦族也只占印度总人口的46%,其余民族均在10%以下。并且宗教情况错综复杂,印度教徒占80.5%,穆斯林占13.4%,其余分别是基督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等。1947年印度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国内其他民族要求从印度分离出去的独立运动不断。成功分离出去的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仍在继续独立斗争的有达罗毗荼人、锡克人,以及印度东北部的许多少数民族,而且这些少数民族都是以武装斗争来争取民族独立的。达罗毗荼人要求建立独立的“达罗毗荼斯坦”国家,锡克人要求建立“卡利斯坦共和国”。宗教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印度总理都被刺身亡。1984年,印度女总理英•甘地夫人被她的锡克卫兵刺杀身亡;1991年,印度总理拉•甘地又在竞选中被泰米尔人自杀性炸弹炸死。印度少数民族独立运动和教派冲突,破坏了经济增长必要的和平环境,严重影响了印度国家的经济增长。
   此外,印度虽然在政治制度上实行西方民主,可是在经济政策上推行的却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从1951年开始实施了第一个中国式的“五年计划”。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印度经济每况愈下,直到1991年才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比中国还晚了13年。所以,印度的经济落后于中国,一是因为它复杂的民族宗教成份影响了社会稳定,二是因为公有制计划经济造成的,根本证明不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张维为不承认西方今日富裕的生活与他们的民主政治有任何关系,他说:“他们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还编造了一个神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实际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32倍的基础之上的。不信的话,你去掉这32倍的差异,再看看西方的人权会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光是根据那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而西方列强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可是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呀!”
   首先需要纠正张维为的是,除了他自己把西方民主“简化成一人一票”以外,没有人这么做过。人所共知,西方民主是三权分立的一种政治制度,绝不是张维为所说的“一人一票”,这种“一人一票”以后就万事大吉的做法正是中国目前村官选举所实行的“民主”,是典型的中国模式。千万不要猪八戒过河倒大一耙。
   其次,在张维为看来,是32倍的财富创造了西方民主,而不是民主创造了32倍的财富。这完全是颠倒逻辑胡说八道。众所周知,人类是从农业社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今天的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它们并非天生就是科技发达的国家。有学者研究表明,今天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1750年的时候,都处于农业社会,人均GDP基本相等,而且第三世界国家还略高于今天的发达国家。美国在1700年的时候,人均GDP才527美元(以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正因为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以后,逐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为国内经济增长创造了和平的社会环境,如果没有民主制度,西方国家国内政治仍然冲突不断,他们能有今天32倍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吗?不知道张维为是那里学来的逻辑,居然可以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方法来考察政治体制。是的,去掉这32倍的差异,以现在西方国家的人口来消费非洲国家的物资,不要说什么人权了,就是生存都不可能,而且肯定会立即陷入人吃人的混乱状况:工业没有了,科技没有了,第三产业也没有了,只剩下农业,而且因为没有了科技的支持,农业必定是刀耕火种的农业!不发生人吃人的生存危机才怪了!但这只能说明这么少的物资养不活西方民主国家那么多的人口,并不能证明民主政治是一种坏的政治制度呵。如果把张维为这样的考察方法用于一个独裁国家,这个独裁国家同样也不能生存,是不是就证明专制政治也不好呢?用张维为这样的方法,一直证明下去,最后只能得出“人类社会不要任何政治制度最好”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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