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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斯满洲民族早期婚姻及其在清代的遗存

关于满族早期婚姻制度的研究,至今仍然存在诸多空白,究其原因,一是有关记载支零破碎且模糊不清,二是前人那些以汉人的观念与眼光所作的记载,将二者间存在的差异混淆在一起,使我们哪怕只想粗略地勾勒出一个轮廓也颇费心力。女真一满族早期的一夫多妻制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本文力图在对残存至今的材料进行补缀的基础上,对满族一夫多妻制的形态及其入关后的演变进行探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
   
    在满族以前进入中原并建立过政权的通古斯民族,从今天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都存在过一夫多妻制,金朝的女真人有“无论贵贱,人有数妻”(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帙卷3。)的习俗, 进入中原之后,海陵王又定:“庶官许求次室二人,百姓亦许置妾”(注:《金史》卷5《海陵纪》,天德二年十一月己丑,中华书局点校本, 页96。),将多娶妻子合法化。元代更不限制蒙古人多娶妻室,对娶妻的数目也没有具体的规定(注:《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 民国十九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本。),“每一个男人,能供养多少妻子,就可以娶多少妻子”(注:(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121页。)。一夫多妻并不意味着诸妻之间完全是并列关系,往往也存在着正、次或长、次之分,但与汉族宗法社会等级严格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却判然有别。前者的妻,即使是次妻,也仍然是妻,后者的妻则只能有一个,并无正、次之分,其余的则称为妾,且妻与妾在礼制上、法制上的地位有着非常严格的区分,妻是主,她的子女是“嫡出”,妾从身份上说是奴,其子则为“庶出”。这种“嫡”、“庶”之别是建立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基础之上的,这正是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多妾制的主要区别之所在。

   
    “无论贵贱,人有数妻”的习俗不仅存在于曾在中原建立政权的金人,即使散处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山林间的那些“野人女真”中,一夫多妻制的曾经存在,也是有案可稽的。据载,辽金元时期远在东北边地的吉里迷部落(据有关专家考证其部为野人女真之一种)的习俗是“女始生,男不问老少,先以狗为定,年及十岁即娶,多至十妇者有之”。(注:转引自贾敬颜:《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80 页。)直到清朝建立之后,东北地区的满洲人仍是:“妇人多颜色,即贵人亦舄而步于衢。一男子率数妇,多则以十计,生子或立或不立,惟其意也”。(注:方拱乾:《绝域纪略》卷2《风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第343页。)
   
    这看来说明了一夫多妻制在女真诸部中曾经盛行。但是在这些记载中,又有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那就是男子求婚的艰难。
   
    《三国志》对早期生活在我国东北的高句丽人的婚俗,有过如下的记载:
   
    “其俗作婚姻,言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傍顿钱帛,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注:《三国志》卷30《魏书·乌夷传》,第844页。)
   
    这就是人类学家所称的“劳役婚”。
   
    与上述记载大约同时的、三国两晋时期活跃于我国北方的乌桓、鲜卑的男子求婚的方式则是:“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979页。)
   
    女家服役之外,还需要送上一定数量的财礼,这是劳役婚与买卖婚的结合。
   
    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所记女真人的求婚之俗则是:
   
    “金国旧俗多指腹为婚姻,既长,虽贵贱殊隔,必不可渝。婿纳币,皆先期拜门,戚属偕行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至十倍……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礼毕,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塞痕则留,好也,辣辣则退不好也。留者不过什二三,或皆不中选。虽婿所乘亦以充数,大抵以留马少为耻。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一马则报衣一袭。婿皆亲迎。既成婚,留妇氏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妇氏用奴婢数十户,牛马十数群,每群九zì@①一牡以资遣之。”(注:洪皓:《松漠纪闻》,四库本,第14页。)
   
    其俗一如乌桓鲜卑。女真一满族地区的这种习俗也从此以“男下女”而著名。明代建州女真诸部就存在此俗,据载朝鲜边将李世佐曾问女真人赵伊时哈:“汝卫男女婚嫁何以为礼?”答曰:“男往女家”。又问:“有纳彩币之礼乎?”答曰:“婿先以甲胄、弓矢为币,而送于女家,次以金杯,次以牛二头、马二匹,次以衣服,奴婢各因其家之贫富而遗之。富者三、四年而成礼,贫者虽至十年之久而犹未成礼,”(注:《李朝实录》成化十九年(1483)。)与金俗相差无几。直至清代,“男下女”之俗仍流行于吉林、黑龙江将军所辖的那些受汉族影响较少的满洲旗人之中:
   
    婚姻择门第相当者,先求年老为媒,将允,则男之母径至女家视其女,与之簪珥布帛,女家无他辞、男之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头,姻戚家亦无他辞,乃率其子姓群至女家叩头,金志所谓男下女礼也,女家受而不辞,辞则犹未允也。既允之后,然后下茶,请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惟赔送耳。”(注:杨宾:《柳边纪略》卷12,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第362页。)又记:
   
    “各部落聘妇,例纳牛马。其远者、贫者,或挽媒定其数,先以羊、酒往。如赘婿,然待牛马数足而后归其夫焉。夫将老,终不能给,惭而去,亦听之。其女及所生,终其身于母家。”(注:方式济:《龙沙纪略》,载《龙江三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劳务已经完全被财礼所取代。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习俗往往是与一夫有数妻的习俗放在一起记述的。娶一个妻子要在妻家服役几年或者付给妻家相当数量的牲畜,有人甚至到老都付不出来,代价不可谓不大,我们既然很难想象一个男人在一生中会多次到几个女人家中服役,也就很难设想他怎么会娶来许多妻子。而以财礼替代劳役,对于富有者来说,求婚显然要容易得多。所以,既然女真人的“男下女”中财礼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说明富人多娶妻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一夫多妻,因此也就应该主要存在于部落上层也就是贵族中间。象上述“夫将老,终不能给,渐而去,亦听之”的情况,当然是不可能娶多妻的。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了大量明朝时逃到朝鲜的女真部民的情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是只有一妻的。直到乾隆初期黑龙江一带也仍是“出片打牲兵丁,多系单妻幼子,散处山谷”,(注:《清高宗实录》卷12,乾隆元年二月戊寅。)单妻的情况还是普遍的。
   
    从留存至今的史料来看,多妻的来源主要有三:
   
    第一、北方东北诸族中盛行的收继婚制,即“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之俗。所谓的“妻母报嫂”,古汉语中又将其分为两类,儿子将父亲之妻收作自己的妻子称为“zhēng@②”,将兄弟之妻收作己妻称为“报”,史籍中通称为“转房”或者“收继婚”,这是父系社会中最普遍的婚姻形式之一,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认为它在世界三分之二的民族中盛行。此俗虽然被深受儒家伦理观念浸染的汉族社会视为“乱伦”,受到法律的严格禁止和社会舆论的强烈鄙视,但早期也曾普遍存在这种婚姻方式。我国北方诸族的收继婚俗给当时的汉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从《史记》起,凡谈到北方诸族的风俗,总不忘提到一笔。明朝时朝鲜人对于建州女真诸部的婚姻,有“嫁娶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注:李民@③:《建州闻见录》,清初史料丛刊第九种,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版。)的描述。史载建州左卫酋长凡察之母吾也巨先嫁挥厚,又嫁挥厚的异母弟包奇,也是建州女真中流行收继婚的一例。
   
    《三朝北盟会盟》记述女真人的婚俗有言:“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帙卷3。)这提醒了我们一夫多妻制与收继婚之间所存在的紧密关系。显然,当一个女子嫁入夫家后因收继婚的盛行而“只进不出”,必然会导致一夫多妻的结果。何况在富有的上层家族中,收继一个妻子,等于收继了一份财产,甚至一份权力,这样的妻子,当然多多益善,这就构成了一夫多妻制存在的基础。
   
    第二、姐妹婚。
   
    姐妹姑侄同嫁一夫的风俗,在汉族古代社会也曾存在,称之为侄娣婚,也称为媵娣婚。女真人中对于姐妹婚的记载最早见于吉里迷部:“婚姻若娶其姊,则姊以下皆随为妾。”(注:转引自贾敬颜:《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80页,171页。)《李朝实录》更明载建州女真等部也存在这种习俗:“咸吉道向化野人等,多以亡兄妻及从妹作妾,污染风俗,”(注:《李朝实录》世宗十一年九月己酉。)这里所谓的妾,是当时汉族文人比附汉地一夫一妻多妾的习俗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她们并不象汉族家庭的妾那样处于类似奴婢的地位,只不过比姐姐的身份略低而已。
   
    收继婚在崇德年间曾由皇太极颁诏严禁,到清入关后不久便大体绝迹,姐妹婚却至少在皇帝的婚姻中始终存在,可谓是满族诸俗中保留时间最久的一种。太宗皇太极娶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的两个女儿,即孝庄与其姐关睢宫宸妃博尔济吉特氏。世祖福临娶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两个女儿,其姐封孝惠章皇后,其妹封淑贵妃。圣祖玄烨娶钮祜禄氏、一等公遏必隆的两个女儿,长为孝昭仁皇后,次封温僖皇贵妃;又娶佟佳氏、一等公佟国维的两女,长为孝懿仁皇后,次为悫惠皇贵妃。直至清未,德宗的两名妃子即瑾妃与珍妃,也仍是姐妹两人。
   
    第三、通过抢掠、价买等方式得到的奴婢,在为主人生育子女后,被升格为妻。
   
    总之,从女真的求婚旧俗可知,一夫多妻制在女真社会曾经存在并且被社会所认可,但鉴于财力人力之限,多存在于部落上层与有财富者之中,一般下层的女真部民,则仍以一夫一妻为主。
   
    二
   
    16世纪中叶,当女真诸部陷入“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第3页。)的血腥残杀之中的时候,女真上层男子的一夫娶多妻,主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李朝实录》载:“大抵斡朵里(即吾都里)酋长不娶管下,必求婚于同类之酋长,或兀狄哈,或兀良哈,或忽剌温。”(注:《李朝实录》世宗二十年七月己丑。)只要有足够的财力,多娶一个妻子,等于多结好一个有势力的部落酋长,多妻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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