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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假作真时真作假:于法无据的信用证诈骗罪
·第三章 夹缝求生:中国民营企业的艰难跋涉
·第四章 牟其中与南德的崛起
·第五章 逆流乍起:民营企业去向何方?
·第六章 黑云压城:牟其中腹背受敌
·第七章 英雄末路:牟其中无力回天
·第八章 病急乱投医:牟其中误入融资与信用证圈套
·第九章 当代“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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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牟其中狱中来信之六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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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牟其中狱中来信之六
   
   咏胜诸位:
   时维岁末,序属隆冬,一年一度的“两节”将至。思往事,愤如织;怀故旧,多感激。往事并非如烟,戎马倥偬,弹指一晃十年。
   行百里者半九十。坚持至今,仍能矢志如一,勤于平反斗争事者,亦仅“商雒山中十八骑”而已。而诸君仍“十八骑”中第一线中跃马横刀者也。其余皆为后勤供应的朋友。
   今有一重大策略改变,通报诸君,希望诸君理解并以此为中心展开工作。该计划完成之时,就是我们胜利之日。
   策略的改变来源于我对案件性质认识的深化与大环境的变化。
   一位朋友最近给伟伟一信转我。他从我写的一些材料中看出了我们寄希望于胡锦涛的基本思路。对此,他委婉地告诫:批评我与世隔绝十年,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他说,过去两次平反均赖于主要领导人一言九鼎的批示。而现在情况变化了,已是“官僚集团民主”了。
   其实,也许对案件及其对策最有发言权的还只能是我。
   现在的监狱已不再是那位朋友当年蹲看守所时的环境了。我这里可以读到数十份报刊。应该说我与外界的信息是同步的。由于我是矛盾的中心,各种渠道的信息都向我集中。所以,我反而比外面的其他人了解更多的情况。例如,几天前四川广播电台播出了华西监狱释放36名老弱病犯人的消息几天都未见报。但有人立即跑来告诉了我。经分析,是中央正在试点一项新的政策:大规模释放“现行政策无法释放的犯人”。几天后,《成都商报》、《法制日报》见报了。对照报道,证明了8月31日这里监狱领导找我谈的那一次话,显然是受司法部之托,来摸情况。那次谈话问了一些北京的住房、伟伟的生活来源等等。对这次谈话的猜测,我当时已告诉伟伟了。又如最近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就我案(民事)拖延几年不开庭的问题,已向上级写了报告等等。
   经过十年黑暗中的摸索,我总结出了我案三大与任何案件都不同的特征。只有抓住了这三大特征,才能对症下药,取得满意的结果。否则,按照一般案件来采取措施,只能是事与愿违。
   一、我案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件法官与囚犯意见一致,共同申诉的刑事案件。同时也是现在国内法官敢于接受媒体采访,说明真相的唯一案件。法官抗上、抵制高压的顽强也是罕见的。敢硬抗中央政法委书记高压的法官实在凤毛麟角,大多唯唯诺诺。当然这与当年江泽民、胡锦涛的态度有关,也与目前中纪委的态度有关。至少有一次,湖北省高法直接了解到了中纪委的态度。2007年4月12日陪同中纪委到湖北省高法工作了一段时间的省纪委工作人员来到监狱,热情地告诉我:“你与这个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热情与对未来极乐观的预测既来源于省高法向中纪委的汇报,又来源于中纪委的基本态度。,没有中纪委的态度,湖北省高法是抵抗不住中政委的压力的。所以,至今也没向我们发出《驳回申诉通知书》。正是省高法的强硬态度,才逼得罗干铤而走险,违法强行操纵“两高”违法发文,给我们的最后一击留下了一个最好的突破口。
   二、我案是唯一两任总书记亲自关心,并始终如一支持,而又至今得不到解决的案子。这在一党执政的中国也是极其罕见的。
   2003年的批示我是反复从不同的渠道落实、证实了的。
   2005年8月,新华总社调武汉分社一专门搞“内参”的记者赴京工作了整整一个月,企图启动我案。在摸常委态度过程中,得出了4:6支持与不支持启动的数据,明确讲江泽民支持启动,肖扬反对。我理解为此人不敢说罗干反对,以肖扬代之。
   我十分重视2006年11月2日有人给伟伟的电话内容:中央已收到了你们对王明权的检举,也准备调查,但阻力很大,希望继续向政治局检举。
   我更重视2007年7月底、8月初,针对“两高”614文件,我向中央检举罗干策动“两高”蒙蔽中央之后有关部门的反应。此前,我一直无法理解宣东在2007年8月下旬为什么突然四处公开诉苦,说自己也是受害者,牟其中是代人受过等等。我此前只能猜宣东在8月中旬突然感到了危险,担心称为替罪羊,所以找几位媒体人士倒出苦水,为今后留下几位证人。但把此事与当时发生的我对十七大代表候选人名单中王明权的检举联系了起来,没有把宣东的紧张与我对“两高”文件的检举联系起来。
   十七大一开,我于12月6日、10日分别向中纪委、全国人大举报“两高”文件涉黑。29日伟伟就收到反馈了。这是我们检举五年以来,反应最快,可谓神速的唯一一次。
   究其原因与我国宁左勿右的文化传统、政治文化有关。受理我们申诉的司法机关,若稍稍按程序按法律处理,就会危及一大批人的利益甚至安全。所以一顶右倾的帽子总在眼前晃。能拖就拖,能刁难就刁难,即使错了,也仅仅是个好心办错事、交学费之类貌似批评,实为赞扬立场坚定的问题。
   但受理我们检举的纪检机关正好相反。若不连夜处理,上纲上线,就有包庇犯罪、危害党的事业之嫌。所以,一检举立即就反应了。我为什么更重视2006年12月6日第一次检举罗干之后中央的快速反应与2007年12月6日检举两高之后中央的快速反应呢?因为包括我在内的我们团队中,大家对中央是否有处理罗干的决心,心存巨大的疑虑。虽然中央的快速反应并不能证明中央一定具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一定有处理罗干的决心,因为处理罗干的政治影响太大了,但快速反应至少可以证明中央并不无条件地必然包庇罗干,否则就完全可以不予理睬,把影响仅限于收件人与传递渠道的一条线上。快速反应了,至少可以证明中央希望了解真相。这就给予了我案的启动一个万分之一难得的机会。我指的万分之一是形容我国冤案再审之艰难。一万个案例也不一定有一例可能依法启动。佘祥林杀死的人活着回来了,佘祥林才获释了。即使如此,在追究错案责任时,荆州警察还借出殡示威。山西某杀人犯的真凶抓到了,才被迫放人。石家庄郝树斌案,虽杀人真凶落网了,但郝树斌已被枪毙,警方以死无对证为由,今天尚未结案。我身边此类案例就不止一、两个。
   实践的进展也证明了我选择策略的正确。去年12月中央再度关注我案。虽然罗干余党又提出了“先抓王再审牟案”的障碍,但这一信息表明,中央非得查清究竟是“两高”涉黑呢?还是牟其中无理取闹、诽谤“两高”不可。
   目前的争论集中到了仅仅一点之上:究竟判断“两高”与牟其中孰是孰非的争论,是否非得抓到王向军、刘烙才可以得出结论?
   这就是包括诸位在内的我们团队及更多的朋友们锲而不舍奋斗十数年的成就。我们一群手无寸铁的人,几乎全国媒体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的自文革结束以后,全国最大冤假错案的平反,集中到了仅仅需要必须作出判断的两个文件的是非这个点上。
   我指必须作出判断是因为我冒死状告“两高”权力已被黑恶势力滥用,并且通过报告抄送的形式,分别送给了我国政治核心层的几十个人(政治局书记处、中纪委副书记、常委、全国人大几位副委员长、法工委、内司委)。不闻不问,装聋作哑是不可能的,在每一次报告中我都声明自愿对检举事实承担法律责任,并请“两高”、罗干状告我诽谤、诬陷,以启动法律程序。
   回顾这几年的斗争,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包括法院)不断向中央申诉,中央不断向下压,罗干等人不断制造障碍,拖延中央批示贯彻的过程。不过,双方力量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开始罗干藏于幕后,游刃有余。2006年宣东被推到了前台。2007年614文件自己赤膊上阵,已经左支右拙了。8月宣东起义。12月找到了“先抓王再审牟”的借口。
   2008年是中央手忙脚乱的一年,顾不上这件事。奥运会一结束,中纪委连续开了三个会,其中就有大案会议,可是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更大的危机袭向中国,外电评论中国恐慌了。
   目前我案再审总的形势是我方(包括法院)——罗干及其助手(可能是王胜俊)——以胡为代表的中央,三方的一场博奕。我案的最后决定及其解决方案的确定肯定要上政治局全体会议。这个方案形成的程序应是由目前正在承办“抓王”方案的小组提出,经胡批准之后,上政治局会议通过。
   三、因此,左右三方博奕快慢的力量是媒体,但我案恰恰又是一个法院主持正义、媒体集体犯罪的天下唯一怪案。
   全世界知识分子的传统都是对政府持批评立场,监督政府的行为,以守望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得以在社会中安身立命。但我案中,却出现了怪事,自由派思潮主导的中国媒体几乎全部落入了左派的圈套,对中国最坚决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开拓者进行了最坚决的镇压,对中国计划经济最后的一位捍卫者朱镕基顶礼膜拜。这只能说明媒体人士对市场经济知识的贫乏。市场经济只有两个基本点:一曰产权,二曰法治。南德力主产权私有却被自称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视为仇敌,以守望正义自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却对连法院都敢到媒体上喊冤的南德案件,表现出了铁石心肠般的冷漠。
   几年以来,我一直寄希望于媒体,希望舆论监督的强度能增添胡在中央内部发言的力量。大约分数次,每次都寄出了几十份材料,每份材料都是几十页。从案情内容,到背景材料,直至中南海内部的斗争。目的是打消这批人的顾虑,说明没有政治风险。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反馈,唯一的收获是收件人自己不再辱骂南德,而我把这看成是自保而非立场的改变,更非道德上的忏悔。对于当年由于被他们欺骗直到今天仍然仇视南德的社会公众,没有任何交待,任其流言继续泛滥。
   这种舆论状态在我们——罗干——胡三方的博奕中,无疑削弱了胡的决心,增强了罗干顽抗到底的信心。
   媒体及公共知识分子对我案的冷漠,不能仅仅理解为曾经中过左派的圈套,今天无颜面对现实和缺乏忏悔的道德勇气。冷漠来源于十分现实的利益的考虑——对南德第三次平反的恐慌或担忧。
   对于这个问题,通过纪念30周年活动,终于有李君如、马立诚认识到了——小平去世之后——爆发了又一次中国向何处去的斗争。马立诚认为此次斗争的具体内容是“私营企业是祸水还是活水”。他也引用了万言书中提出的新生资产阶级的问题。但即使如此,马立诚竟然故意忽略了万言书的第一目标是南德,而用了厉有为作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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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承认万言书在小平去世之后,选择了“出现了一个新生资产阶级”作为反对改革的突破口,并且选中了南德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作为第一号攻击目标,那么,从陈际宁、吴戈、冯仑到几百家媒体的行为,无疑都成了帮凶。所以,南德平反与否就关系到了对几百家媒体、几千活跃媒体人士及公共知识分子行为的评价。在面对历史的审判面前,他们集体选择以冷漠来继续掩盖真相的可耻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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