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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牟其中狱中来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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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的话:
   
   曾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探索者的牟其中,目前仍在狱中继续在社会的耻辱柱上受辱,这是一个中国走向民主法制社会进程中的大不幸和大悲剧,也是若干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极权制度下的悲剧缩影,因而我觉得展示出他的这个悲剧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与黑暗捣乱,与黑暗决斗的过程。尽管这个无边的黑暗,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本色,也如是。
   此刻的牟其中还在狱中作着他重见天日的不懈抗争,其悲壮情京足以令我们这些分享着改革开放成果的人汗颜,所以我故意将他在狱中与我的私人来信发出,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今日的牟其中,进而为他的无畏抗争多些关注和敬意而已。尽管我是牙根底里不认同他的政治情结和价值取向,但并不妨碍我对他整体生命价值的肯定和崇敬。
   
   李咏胜 2009.10.29
   
   附录牟其中狱中来信之一
   
   李咏胜先生:
   你好!
   小夏把《还原牟其中:’1995》的内容简介、作者自序:遗忘是不是也是一种国病?及该书的目录转给了我。
   辛苦了!短短月余,我原计划的一封信尚未写出,大纲都出来了。惭愧,惭愧。
   计划中的信耽误了的原因,是另外一件极重要的事逼得我非立即处理不可。
   当我写出《牟其中案的再审已转变成了针对黑保护伞的反腐败斗争》之后,沿着这一思路研究下去,我突然发现了此前,我们大家都被一种假象蒙蔽了。由于被一种假象所蒙蔽,导致了申诉的目标混乱,所以就放过了主要的敌人。这就是我案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的主要原因。
   案件发生以来,我一直坚信本案的形成是思想路线斗争的原因。朱镕基反对国企股份化改革,提出“向国企倾斜”的方针,从而对南德作出的倾向性很强的批示等等一切,均是这一次思想路线斗争的反映。我则坚持中国经济的股份化方向。冲突不可避免。我一直认为,这是本案形成的主要原因。
   另外的一些朋友,例如律师刘兴成、《解码》作者李慰饴。在此问题上几年以来一直与我争论。他们坚持是一个法律问题,必须规范于法律范围之内来争取解决。
   随着时间的推移,涌现出来了更多的事实,推翻了上面两种判断。
   2003年锦涛同志也是这样判断的。他与其他二、三位中央常委的批示是:“在法院系统,依法解决”(大意)。锦涛批示的意义在于,排除了流传甚广的政治因素的可能。他希望把问题局限于法律的框架之内。此时,十六大已经召开。《万言书》与我争论的民企是否是新生资产阶级、我是否是在从事和平演变的争论,已经由十六大将民企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结束。所以,锦涛认为,只要依法办事就可以解决了。
   要依法办事,首先得有法依。于是,我们在等待中,度过了2004年、2005年。
   2004年4月7日,最高法公布了《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日,计划年底完成。
   可是,却拖到了2005年11月14日才正式公布,定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
   公布的当天,中办又让我写一份报告。足见中办也等了两年,认为这一下有法可依了。
   可是, 一年又过去了。湖北高法在《规定》生效之后,也正式向最高法写了报告。但再审仍无法启动。
   冷冰冰的事实,逼使我回过头去重新审视几年的申诉路径,才发现,法律问题、思想斗争问题都只是条件,不是最本质的东西。本案形成的关键是司法腐败。有人于1999年9月29日擅自释放了诈骗了我国近百亿人民币的王向军团伙。释放王向军、就必须找人顶罪,于是就利用了思想路线斗争的朱镕基和当时无法可依的信用证案件。
   对以上结论,我目前尚不可最后确定的是, 是先有洪山宾馆会议呢?不是先有朱镕基批示?我估计是先有洪山会议。朱是在洪山会议的报告上作出倾向性很强的批示的。
   当时江、胡、曾、罗、丁对我都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保护了几年。公安部门监视、跟踪了几年,都不敢拘捕。以后于1998年10月或11月出现了一个洪山会议,得出了只处理我一个人的结论,江、胡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显得十分被动。因为几个部委正式定论我有罪,江、胡还能说什么?估计朱是在此时批示的。
   虽然,有人背着中央操纵了洪山会议。朱等人乐观其成。
   操纵洪山会议的人,就是放走王向军的人。找出了放走王向军的人,也就找到了操纵洪山会议的人。
   研究清楚了以上的逻辑关系之后,我已向中央作了实名检举。中央很快就反应了。检举是12月7日寄出的,15日小夏已收到查实电话,问是不是我写的。中央看到事实重大,先要查实一下,是否有人冒名恶搞。
   但是,目前我也不可能告诉你们,我举报了谁。但,我是点了名的。不能告诉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中央调查之后会如何结论,是定性为被人欺骗的工作失误呢?还是定性为权钱交易的司法腐败?此人地位太高,影响太大。
   但我肯定,中央一定会查的。因为我检举的仅两点:1、99年9月29日,此人一个电话放走了看守所中的王向军;2、为了放走王向军,强制压服办案法院,压服了办案法院的正确意见,而故意制造了南德假案。这两点是任何人也无法掩盖的。如果中央不调查,作为执政党的道义基础就崩溃了。也不能装做看不到,我是分别寄给每一个常委的,包括江泽民在内的所有常委都已经收到了。我想信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以上就是我拖延了回信的原因。
   
   再回头来谈谈我对书稿的看法。
   书稿的特色是开始寻找对我的社会定位,而这正是《解码》努力回避的。
   可能是两种审美观点的分别。有人欣赏纯客观的描述,把作者的意图隐藏在平实的叙述之后;有的人则喜欢直奔主题,把作者的爱憎表现出来。我认为你的书稿与《解码》的区别就在于此。
   离开了中国社会转型、民族复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无法理解我的。有人问过我,如何评价自己?我引用了我们老乡郭沫若的话:“这样的时代,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文化革命的幻灭,促使我去研究中国往何处?研究1840年以来仁人志士的成败得失的结果,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控制下,逐渐建立起商品生产秩序的过程之中,如果硬要从历史上找出一个类比的话,有点象君主立宪。
   所以,我就下海经商,就申请加入共产党。
   香港《民报》92年出了我一期专刊,最后对人的评价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经济上极端激进。”
   但是,党内不少人不懂这个道理,把改革开放视为和平演变。从91年以来,一直盯着我。我让小复把集他们观点之大成的一篇文章复印给你们:《“奇踪”》。(电子版附后)
   另一批示人——自称为自由主的一派——例如《南方周末》为代表文化人们——也不理解我,认为我在政治上投机,有政治野心。
   这次南德案件,从本质上讲就是左右合谋,煽动起民粹主义思潮的一个典型事件。但是,如果没有黑保护伞这种司法腐败力量存在的话,事件是可以控制在文化批判层面的。三股力量合作起来,就酿成了一个南德假案。
   这是一个历史因袭负担沉重的民族,艰难现代化跋涉的缩影。真正有历史洞察力的人困难不能简单地动辄就革命,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误区就在于此。我们必须承受专制的压迫,寄希望于权力的理性,忍受着社会普遍的不理解和世俗的讥笑,从最卑微的摊贩开始,在无数亿万次商品交换的经验中,逐渐积累起平等的观念、独立的人格和自由选择的经验。数十年、上百年的全社会的经验,慢慢地就上升到了文化层面,所以,作为平等意识政治表现的民主,只可能在商品生产的经济秩序中延生,是决不可能从书斋中降临,也不可能从西方引进的。
   共产党作为追求民族复兴的一种政治力量,从邓小平开始,已意识到了这一切,我们又何必再到共产党之外去寻求民族复兴的政治形式呢?从另一个角度讲,共产党也只有顺应这股历史潮流,彻底抛弃毛泽东肤浅的斗争哲学,才不会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这就是江泽民发明的“与时俱进”。
   可惜,共产党内一部分食古不化,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拼命反对邓小平的伟大变革,把我视为最危险的和平演变实践者。但江、胡理解我,一直努力保护我。这也是我们的平反斗争能得以进行,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今天谈了许多我从未对别人谈的话。不然,这本已开始探讨我为什么总是与政治有纠葛的书,一定又摸不着头脑。但我不希望公开我的这些观点。一公布,就又会爆发出一场大争论了。但作为作者,应该了解。
   
   再谈谈几个细节:
   一、第四章中的“B,牟其中出美融资受阻内幕”。
   可补充一个证据:1996年2月底,我与南德美国公司一行7、8人,其中包括李复耕、夏宗伟等人,到加拿大多伦多安排南德卫星在加拿大上市的事。一天,在曾强先生家中晚餐时(北京时间应是上午八点左右),突然接北京一位朋友的电话,警告我说,中国政府已决定抓我,劝我留美不归。我知道来电话朋友的社会联系,是有可能了解此安排的人。但是,我当即回答,我为什么敢回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估计是有人希望我留美不归。若我害怕了,有的我就可理直气壮地造谣诬蔑,往改革开放路线身上泼脏水。以后,在长达两年有余的对我的严密监视、窃听、跟踪时,我也明显地感到不止一次地故意放松对我的控制,希望我逃跑。如果逃跑了,他们就又可以造谣了。
   更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
   1997年夏天,我的日语翻译XXX先生对我讲,一位日本人左藤,自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要求与我见面。说,牟先生已十分危险,中情局希望由他们来安排你出走美国。此人住北京民族饭店。我拒绝了。
   1998年夏天,这个人又来北京,仍住民族饭店,仍然找到我的日语翻译,还是劝说我出走美国。我又一次拒绝了。
   上述两个细节,足见《南方周末》(2000年6月12日出版)上顾健写的《牟其中:投机分子的终结》一文中叙述的他如何检举我要“外逃”的荒谬。
   为什么要出走美国?我行得端,坐得直,一身正义,堂堂正正的一个中国人。但有有害怕我的存在,既然有人害怕我,我为什么要遂这帮混蛋的心愿?
   还可以谈一个细节
   2003年3月19日,我正式向湖北高法院递交了申诉书。申诉书中已提出三个关键证据全部都是伪造的之后,有人已知道无法在法律的范围内压制我了,就想和解:给我以自由。
   2003年7月14日下午,洪山监狱接待了手持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绍介信,经湖北省监狱管理局批准的一位自称叫张恒铭的男子与一位自称叫肖会娟的女士。此二人说是代表许多关心我的媒体来看望我,探讨一种使我尽快获得自由的方法。他们地建议是要求我收回申诉,由他们安排在一年之风、内获得保外就医的权利。一、二百万费用由他们承担。此人称他也在公、检、法三界有不少朋友,都很同情我、敬重我、关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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