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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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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物是人非事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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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在地狱与天堂之间
·瞧,李咏胜这个人
·解码李咏胜和《电视唐诗三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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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坛的两本书和两个人
·唐诗的立体演绎
·文坛奇人李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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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四川普通普通话
·四川民间俚语拾珠(之一)
·四川民间俚语拾珠(之二)
·四川民间俚语拾珠(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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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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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路标——致刘晓波
·人民心中的纪念碑
·在中国,有一种治病的仪器叫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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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人的双重挽歌(作者自序)

诗与人的双重挽歌(作者自序)
    ——从总发到橄榄园
   
   我写诗的诗龄较短,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不过二十年。其实,也就是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那段充满憧憬和诗情的青年时代。但凭心而言真实的我,天生并不是属于诗的。反过来说也一样,诗其实并不是属于我的。而后天的我之所以与诗有过奇遇良缘,究其起因和结果都是与诗没什么瓜葛的。再退一步说,尽管我后来曾写过很多诗,其中包括不少李杜、徐志摩、顾城式的,或波德莱尔、惠特曼、艾略特、布罗茨基式的。但并不能因此说,我就是诗的因子。相反的实情则是,我自幼并不爱诗,而是被曲折的人生历程卷进了诗中,误入了诗人的庞杂队伍。
   这正如我在拙著《小我中的大我》中所说,我原本不是诗人和文人,而是生活把我逼到了写诗作文的歧途中,至今仍难以自拔自救,因而不能不对此有所认识和觉悟。

   
   我出生在四川攀枝花一个名叫总发,却总不见发的偏僻乡村,祖祖辈辈都是那种憨厚得不能再憨厚的农民。记得我刚懂事的时候,我外婆曾悄悄告诉我:“你的命是我检来的呢?”我出于好奇,连忙细问原委,她方才缓缓说出了实情。我出生两个月后便开始拉痢,什么土药方都用尽了,还是止不住,后来拉得连气都没有。父母亲反复给我摸脉,认定我已经死了。随即将我和襁褓裹在一起,外面加上一张草席卷上,再拴上草绳,准备将我像当地的其他死婴那么,送到村头树林里找棵树挂上,以祈求菩萨让我的灵魂及早升天,不再打扰世人的安宁。不料这时外婆却坚持说:“慌什么,天这么黑了,明早再送出去也不迟!”于是,她便把我和卷在身上的草席一同抱到猪圈里,然后又转身回屋拿了一小块冰糖,轻轻塞在我口中。半夜之后她又起身回到猪圈,用手摸着我的鼻孔,想“验明正身”看我还有没有气息。然而,当她的手指最后一次摸到我的鼻孔时,我竟冒出了一丝暖气。外婆顿时惊喜坐地,连乎:“菩萨保佑,孙儿有救了!”随后按照当地的乡规民俗,我不仅拜寄了干爹干娘,腰中系着一条红肚兜,衣袖上还要绣上一个红十字,任何时候不可轻易离身,以求驱灾避邪。此事每当我后来生活得意时想起,觉得外婆真好——为我捡回了一条命。但当我生活不如意时想起,又觉得外婆不好——让我活着受罪。由此不难见出我来到这个充满苦难的人世之初时,就不是诗意的,甚至是与诗格格不入的,充满了滑稽和荒谬的成份。我的父亲虽说文化少,但毕竟还认得几百个汉字。这在当时的农民中,已经还算是个知书识字的人。因而到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时代,我的父亲便由互助组长、记分员,当到了生产队长。据我少年时的记忆,尽管在当时那个以阶级成份看人好坏的政治形势下,我父亲对地主和有文化的人还是很尊重的。记得他不止一次对我赞叹说:“某人的两个儿真有出息!”我知道他所说的那个人,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主,他的两个儿子都是省立大学毕业的,一个留了洋,一个在外地作官。我八、九岁时同他一起看当时的电影纪录片《罪恶的地主庄园——收租院》,他竟漫不经心地说出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
   “电影里的地主真坏!”
   我连忙追问其故,他告诉我说:“我帮过工的地主,待人都好,只有一个待人不好,长工跑光后也就破产了”。从父亲这不多的话语中,我懵懵懂懂地意识到,有些地主是坏的,但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坏的。显然这个电影中的地主被夸大了,成了所有地主的坏形象代表。故而许多年以后,当我回想父亲给的我的影响教育时,脑海中印象最深的还是他这句朴实无痕的大实话。因此便在心中生出这样一个念头: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识破谎言的早晚。
   
   我一生最早学到的功课,应该说是认识人性的善与恶。大约还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父亲每晚便会在烟薰雾罩的火堆旁,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之类。这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三字经》开头那几句: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当时的我,虽然什么世事也不懂,只以为书上说人性善的就是善的。但由于我天生爱交朋结友,身边总有一帮比自己又大又懂事的少年朋友,而让我过早看到了许多人性不善的事。
   我的幼儿老师,本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只因长得漂亮,又加上念过县里的中学,回家后便当上了一名幼儿老师。而当时的所谓幼儿园,其实并没有什么供幼儿玩耍的东西,只有十几个由圆木锯成的圆桌和圆椅,再加一块在土墙上刷上墨汁做成的小黑板,上面成天写着:男、女、老、少,大、小、多、少……之类的词儿,唯有让我们感到有趣的是,幼儿园里每天下午都要教歌,此时大家坐在一根电线杆那么长的圆木凳上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准备好了吗?》、《王二小》等等歌曲。可就在此时,邻村小学的一个男老师,总是在我们唱兴正浓之时把这个女老师给哄走,让大家异常扫兴。一天傍晚,几个与我岁数相当的男孩,由于好奇来到幼儿园。当我们尚未跨进园门,从墙缝中看到他俩,正一前一后围着炉子做饭。而那个做饭的炉子呢,又恰巧对着一个向外冒烟的墙洞。于是,我们就想法把一把沙子由墙洞推到她们炒得喷香的锅中,随后拔腿就跑。夜里约九、十点钟左右,本没有谁召集暗示,大家又齐整整地回到了傍晚的肇事之处。可透过墙洞一看,几乎都傻了眼,原来他们已吃饱了饭,正拥抱着亲热呢!此时,真记不清是谁出的坏主意,我们竟配合默契地悄悄进了外屋,然后把炉子里的火烧得旺旺的,直到让火烧到了他俩正温柔着的房门,才一溜烟跑了。第二天当村干部追查此事时,我发现他们个个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唯有我说了真话,当了“叛徒”,随后便被他们开除了一同玩耍的“玩籍”。
   此事在我的少年时代,虽不是什么大事,但对我造成的心理危害还是很大的:人的认错心态和忏悔意识都不是自觉自愿的,而唯有逃避过失和掩藏罪责才是合情合理的。
   
   再后来我所经历过的人性不善之事,是我读小学之后。记得父亲让我读小学时,大约是五九年国庆后几天。当时我年仅六岁半,属于那种读书也可不读书也可的时候。尤其在当时的西南农村,农民的孩子能读书已经是一种奢侈。那时,只因乡里的小学校长是我家的一个亲戚。他节后到村里家访,偶然见到父亲和我,便当即对父亲说:“我看你的娃儿能读书,隔两天把他送到学校来!”两天后,我在父亲的相送下,真的到了学校读书。记得他当时给我取的学名叫:“李禹舜”。我只有接受,并运用到文革开始,自己才大胆取了一个音韵相同,意义不同,且又无家谱可查的名字——李咏胜。这中间有一个并非故事的故事,需要“旁叙”一下。我进小学时国庆已过,学校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本一册书,只有三册书。我的那位亲戚校长却不问我愿与不愿,便把我插班到了二年级一班。我又被迫接受了。只是由于我连“bpmf、dtln”等几个拼音字母都不会念,总是被同学们嘲笑。所幸的是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和算术均名列第三,到第二年升小学三年级时,我的班长因妒忌我的成绩好,竟在考试之前把我的书包丢进了茅坑。让我复习时找不到课本,又多读了一个小学二年级,使我未读过一年级,却读过两个二年级。
   
   又后来,我考上了乡里的高小。回想那时的所谓高小,并不是乡乡皆有的,有的地方直到今天还没有。那时我由于家中实在太穷,连一条用来做被子的线毯都没有,只好与邻村一个有远亲关系的同学“同床共枕”——他出线毯,我出草席。西南边陲之地的冬天,虽不象内陆和北方那么冷,可每当寒潮袭来之夜,还是让人不敢夜出的。我的一个同学,因是区长之子,便在生活上优越我们许多。一个宿舍里住着三、四十个男生,唯有他一人在地上垫草席,辅棉絮,还挂起了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见过的蚊帐。他的这一举动,激起了全宿舍同学的忌恨。尽管我对此并不在意,但心里对他还是有看法的:他学习不好,考试总是全班倒数第一,拖全班的后退,夺不到优胜红旗。因为那时我是班主席,成绩在年级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更讨厌的是,由于他平时贪吃好玩,夜里又总尿床。久而久之,他的床上便发出一股股薰人的气味。每当寒风呼啸,冷气袭入之夜,便会有同学悄悄掀开他的蚊帐,对着他那漂亮的床铺一尿了之。此情此景,因我离他的床最近,常被那突如其来的“响声”惊醒。心里想,这些同学真坏,他虽尿床可他的床不是茅坑,怎能这样欺人呢!有一次他深夜回来看不到光亮,蒙胧中将一只大脚踩到我身上,却连一句道歉的话也不说,而只自顾自地咀咧道:“真闯到了鬼!”而使我对他产生了反感。再后来发生的事,就更让我心怀不满了。他父亲由于是区长,配有手枪,他出于好奇便把父亲枪里剩余的二粒子弹偷偷带到学校来。不料让一个比他大,也更顽皮的同学骗了去。一天下午放学后,那个骗到了子弹的同学找上我,要我帮他用火钳夹住子弹,弹头顶在凳子上,他则用铁钉对准子弹屁股后用铁锤猛敲。待一锤下去,随之“嘣”的一声巨响,一股浓烟骤然升起,我俩都吓得扭头就跑。直到浓烟散尽,方才回到原处查看。这一看把我惊呆了,原来我俩敲响的子弹,弹头不仅打穿了凳子,还在地上打出了一个二寸深的洞。而那个弹洞的位置离我的左脚背,仅有一寸左右。又一次,是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和另一个同学正在校门口打乒乓球。那时的高小有体育活动设备的极少,有一张用水泥做成的乒乓球桌,已经很不错了。当我正聚精会神地打球时,突然感到耳边有疾风吹过,随之又听到“嘣”的一声巨响。我慌忙掉头一看,原来又是那个骗到了子弹的同学,手拿着那粒剩下的子弹,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水泥球桌边不停磨擦使子弹受热后爆响的。且更让我魂飞魄散的是,那颗子弹又正好从离我脑袋二、三寸的地方飞过,在我侧边的墙上打了一个大洞。好险呀,两粒子弹都差一点把我打残或致死。后来班主任追查这事,虽然他俩都受到了严励的批评,可我在心里便开始怨恨起他来——他睡的吃的东西比我好不说,还要拿父亲的子弹来害我!随之而后我所做的事,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夜里当他熟睡之后,我就会像其他同学那样到他的床上“帮忙”,有时白天他不在宿舍,我也会掀开他的被子尽力“射击”。除此之外,当我代老师批改作业、背诵课文时,自然要处处为难他,让他面子扫地。他的床呢,因为不少同学都在“帮忙”,久后便成为一个臭气薰天的污染源,邻床都搬到远处光线黑暗的角落去了。最后他才在众人的一片责骂声中,收起了床上那套华丽的摆设,换上了一套和大家一样的草席、毛毯之类。更恼人的是,还被迫接受了大家奉送给他的绰号:“臭虫”,且很多年后还被当做真名沿用。这显然是由大家共同合谋对他施予的集体性嫉妒,而发展到对他进行人格的歧视和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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