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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逆流乍起:民营企业去向何方?
·第六章 黑云压城:牟其中腹背受敌
·第七章 英雄末路:牟其中无力回天
·第八章 病急乱投医:牟其中误入融资与信用证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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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盛中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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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第6集:狗眼看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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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成天河——当代诗坛宿将石天河略记

   石破天惊成天河
    ——当代诗坛宿将石天河略 记
    坦诚说来,我们这代在文革劫难中长大的人对五四以后的新诗人,几乎都不甚了解。因为我们当时连初中、高中的课文还没有学到一半,就投身到“广阔天地”中去了。后来读到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诗人的作品,也是在农村的煤油灯下悄悄读的。再后来,由于那年月的“王道”文化意识主宰着一切,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所谓新诗人便是艾青、郭小川、公刘、贺敬之一类了,竟不知川内还有两条奔腾澎湃的“大河”——石天河和流沙河,才是比他们更具有诗人禀赋的诗人呢?随后逐步认识他们的真面目时,已是文革恶梦惊醒之后的事了。 那是在《星星》诗刊复刊 第一期上,首次读到了流沙河的《草木篇》,激动之下还提笔照原诗形式写了一篇《新草木篇》,寄给了《星星》编辑部。尽管此诗一去便是泥牛入海,可却使我甘心情愿当了《星星》十余年来的忠实订户和读者,进而才逐渐对“星星诗难”的前因后果有了些了解,并对诗人各各不同的诗品和人品及其人生走势有所认识。自然也随之把我诗化成了一个自以为是诗人的无名诗人,并由此写下了许多自以为是诗的东西。以致今天当我回首自己的为文之路时,虽然不能说是诗把我引上了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但其熏陶和影想则是很内在的,想抹去它的印痕已经不可能了。
   
    当石天河的名字再次进入我的眼里时,已是1988年之夏了。那时友人朱碧森尚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他拿出刚刊发的《卫星湖畔石天河》一文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你们四川这个受难的诗人?”,并用手指了指座在对面小办公室里的舒展补充说:“连他也是很敬佩这个人的呢!”从此之后石天河这个名字,便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心中暗想都是四川人,总会有机会拜见前辈的。但可惜人生之梦苦短,不可能让我一人在梦里高呼:“改革开放好,文人们都发富了,当孔已己最好!”于是,我便丢下了公职和妻女“卟通”一声下了海,先在海口成立了一个注册资本100万元,实际资本只有1000元的文化公司,名为“海南双才(财、才)发展公司”,其目的是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既有钱财又有文才的人,从而改变“君子固穷”的旧文化人形象。记得该公司成立之初,当时因川剧《潘金莲》而走红海内外的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写来的题词是:双才发展,为国为民。只是由于八九风波时,我从远离中国是非之地的伊犁、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返回四川后,由于不听家人的“扯劝”,又领导了一次劫后三大媒体静坐zhf的活动。所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关系的相互作用,我所幸只是被记大过处分二次,降二级工资(约合今天每月少几百元),而没有受到牢狱之苦。 再后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激起了广西北海的开发热。于是我又再次跳入其中,成立了一个“北海双才置业有限公司”,其注册资金二千万元,并在位于北海珍珠广场近三十米的华联商厦旁置地,立项名目曰“建立东方文化艺术城”。且按我当时的设想,城中除建立“新文化研究会馆”、“新少年中国研究会馆”之外,还将建立一个“现代诗研究会馆”。此项目虽经北海市政府、广西自治区政府立项,但只因朱镕基总理一声“紧缩银根”的国哨一吹,沿海便顷刻间成了几千栋几十层的高楼没人住,几万套几百平方米的别墅成为停尸房的“死海一片”。随之而后,我多年来想有了钱财之后再从事文化艺术的梦也就给彻底破灭了。由此之故,也就无缘相识作为前辈的石天河了。只是至今回想起来,其实我当年下海的初衷还是很幼稚,我以为中国的诗人和文化人只要像西方人那么不再为“稻粱谋”而抒情立言的话,就会有许多真诗人和真文化人产生出来。但后来一个又一个的事实打醒了我的早梦:中国的不少诗人和文化人一旦不为“稻粱谋”而抒情立言的话,往往会走得离人性更远,与兽性更近。这种感受我在拙著《小我中的大我》一书中有过“痛说革命家史”一样的文章:“为富之道与读书”。其大意就是唯有那些不相信“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人,才可能写出率真由性的好诗篇和好文章。

   
    又一次认识石天河,是去年友人从网上转来他的新作《致中国作协的公开信》和《记念星星五十年》。只是读罢二文心情并不好,因为他这个人与后二十世纪的中国之命运太密切了,要避开他而言说近一世纪来的中国病态社会,除非只有像郭沫若、丁玲、茅盾、舒芜、流沙河一类只求功名利禄,不问社会良知的所谓文学大家们才能做得到。故而在我看来,石天河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文化人其实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他的存在,至少为当代的诗人和文化人竖立起了一座精神上和人格上的泰山,其他都“一览众山小”。因为,我始终认为中国之所以总是受辱于列强的胯下,大多都是由于一代代没有人性良知的诗人和文化人参与危害的。而石天河的高风亮节之处,既在于他对真理和正义“虽九死犹未悔”的执着追求精神,又在于他劫后余生的的那种大彻大悟和“老马识途”品德。对此,倘若有人以为我言之溢美,那么请看他老先生在《记念星星五十》一文中,是怎样坦然面对后生晚辈的,他说:“我们这一代诗人、作家、知识分子最为致命的弱点,就是满脑子装着儒家传统文化所灌输的对‘圣人’与‘圣人之言’的崇拜,把奴才对主子的‘忠诚’看作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它使我们全都变成了迷信‘圣人’,抱着一腔愚忠去向主子进忠谏的愚奴,和以‘跪着造反’的方式去‘为民请命’的白衣秀士。其所以在1957年,事先对‘圣人’安排香饵‘引蛇出洞’的‘阳谋’毫无戒备,事后更手足不知所措,毫无抵抗能力,只能像《红楼梦》里的焦大,被灌一嘴马屎下场。主要原因,就因为我们这一代的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灵魂,实际上,还只是一些现代‘焦大’的灵魂;尽管自己认为是在争 取民主,争取文学艺术的创作自由,骨子里却一点也没有受过‘民主精神’的洗礼,没有受过‘民主斗争’的训练,也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的实际准备。这是未来的诗人、作家、知识分子必须记取的一个不可忘怀的历史教训。而对现在正活跃于诗坛的年青诗人,我想说的是:表面看来,你们比我们幸运得多,你们可能不会受到我们那样的苦难。但是,你们的历史环境是复杂的,你们面前有许多可供选择的五光十色的生活道路,所以,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也并不轻松。这是一个商品主导社会生活的时代,文学艺术的晖光似乎暗淡下来了,金钱权势却有着灼人的光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世界,也可能无形中会使你们分心、丧志,无形中变成更涣散、更庸俗、更容易软化和降伏的一代。当然,你们也更可能成为新时代和新文化艺术的开拓者!如果你们能对我们这一代作出深刻的批判,同时,进一步砥砺自己,把我们这一代留下来的,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诗歌、敢于‘与真理一同受难’的精神旗帜,举得更高,那么,你们未来的成就,不仅会远远地超越前几代的诗人们,还有可能为诗歌艺术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时代。”而这些使人醍醐灌顶又耳聪目明的文字,恐怕不是我辈后生这些没有入过地狱的人所能写出来的,即便我们或许比他们少了许多因袭的重负也枉然。因为它不仅真实地揭示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黑暗和荒诞,还深刻地表现出了他们那一代人历经苦难的奋斗和追求,自责与觉醒。其中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已经九死一生的他,不但自己依然高擎着良知和正义的旗帜,还对文学艺术和我辈后生怀着满腔的关爱与厚望,而这些又怎不令人感怀和起敬呢!由此再想到中国二十世纪末所出现的一个反常现象:即有的名人老了,是越老越睿智,越老越可敬,逝者如巴金、李慎之,还健在的如李锐、谢韬、胡绩伟,石天河等能够醒悟到“自己之为奴”的人。而有的名人老了,则是越老越糊涂,越老越可怜,逝者如郭沫若、茅盾、丁玲,还健在的如舒芜一类始终不悟“自己之为奴”的人。至于在中国当代史上蒙冤最大的文化人胡风出地狱后,是否会走向名人老了的哪一极,恕我阅力有限未见其“遗言”,也就只有闭口而免发瘪言。回头再说石天河,由于我至今未拜读完其人其书,因而便只能发这些隔岸观火的的感叹句而已。据悉,他老先生新近出版的丹青大著《石天河文集》是由香港出版而不是由国内出版的,由此更进一步说明他的书不是禁书也是禁书了。而我也只有待哪个“月黑风高夜,闭门读禁书”了。
   
    最后再联想到石天河一生的文学苦旅,我感到他的父母似乎对他寄望太多了,试想要在磐石之上开天河,也就只有等待石破天惊之后了。为此特不顾冒昧将他题写在《石天河文集》扉页中的两句诗:“哭为千载哭,歌为万里歌”篡改如下:“哭为今人哭,歌为后人歌”,以聊表我不成敬意的敬意。
    二00八年二月十三日于四川
   
   
   
   
   
   

此文于2009年10月2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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