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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话说地震中出现的两个自贡名人
·且向都江堰市光亚学校卿校长敬一礼
·少年英雄不能等于民族精神
·不能因一个“范跑跑”而忘记了众多的“官跑跑”
·道德与美德的审美标准和尺度
·且看“蔡画画”画的是艺术作品还是作秀作品?
·且看四川电视台在地震中的新闻作为
·抗震救灾掩盖下的黑暗社会现实
·魂断中国哭墙
·狗日的地震
·爱的瞬间
·昨夜又惊魂
·第三章:狗眼看人世
·笑看韩寒打虎
·支持韩寒解散中国作协的几大理由
·韩寒与当月女红作家赵凝谁更无知?
·读者打阎崇严,好似王胡打阿Q
·“掌掴事件”的警示:“一家讲坛”是以暴易暴的根源
·“三鹿恶之花”为何能够四面八方地开 ?
·三鹿能否为自己喊声冤?
·诺贝尔奖与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病”
·如何才能惩治这些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人民公敌?
·范冰冰呀,本是一朵出于污泥而被染的花
·政府官员和影视明星们纷纷变换国籍为什么?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锒铛入狱给中国人的启示
·杨佳“语录”引起的试错思考
·私营企业破产后,工人的失业问题政府怎能不管?
·痛说那个难忘的1986
·戏说改革30年中那个难忘的1987年
·话说那个风雨欲来的1988年
·对海南省检察院“送法下乡”的另类思考
·再说对海南省检察院“送法下乡”的另类思考
·“给个活法?”——“范跑跑”为什么不这样说?
·“范跑跑”在泛道德审判下往哪里“跑”?
·2008年终感言:国有难,民有责乎?
·2009的中国风会向哪一个反向吹?
·“纪念”是否是过去式或死了的意思?
·紫太阳陨落四周年记略
·中国民营企业何时才能走出旧体制的雷区?
·听奥巴马演讲:美国没有不强大的理由
·追寻中国首善陈光标的价值和意义
·企业家再无耻,也不能践踏孩子的纯真
·多难兴邦与《08宪章》
·寻找公民意识觉醒后的“国家”在哪里?
·直面“文怀沙事件”:李辉的文革遗风不可长!
·再直面“文怀沙事件”:知识界何时才能走出非理性的误区?
·警惕“左愤”误国:——《中国不高兴》的狭隘民族主义批判
·毛泽东也是“农民工”?
·从“孙东东事件”看北大精神的沦亡
·谭作人案忧思录:无罪之罪又重演
·请看当代“人民公敌”谭作人
·第四章:黄草无风自动
·献给比尔盖茨的英雄交响曲
·野花分外香——流亡诗人蔡楚诗选《别梦成灰》拾英
·会思考的画——品评著名漫画家康笑宇的读书漫画
·石破天惊成天河——当代诗坛宿将石天河略记
·踏花归来马蹄香——著名作家李锐自贡寻根印象记
·桃李无言自成诗
·新闻理想还在燃烧
·自狭窄至宽广
·在作家刘成建构的四川女性大观园里流连
·一位中国母亲的微笑
·先师丁雷三十二年祭
·念记人生的烛钟云雁
·第五章:新笑林广记
·第六章:六十集电视轻喜剧:N官员从官日记
·第七章:物是人非事不休
·魏明伦《东方维纳斯》序言
·穿行在地狱与天堂之间
·瞧,李咏胜这个人
·解码李咏胜和《电视唐诗三百首》
·闲话真精神与婆子语
·“动感地带”的舞者
·追寻逝去的传统精神
·奇人奇书李咏胜
·巴蜀文坛的两本书和两个人
·唐诗的立体演绎
·文坛奇人李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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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四川普通普通话
·四川民间俚语拾珠(之一)
·四川民间俚语拾珠(之二)
·四川民间俚语拾珠(之三)
·四川民间俚语拾珠(之四)
·四川民间俚语拾珠(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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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第7集 乱象中国记事
·中国的路标——致刘晓波
·人民心中的纪念碑
·在中国,有一种治病的仪器叫坦克
·推倒东方柏林墻——写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
·写给东方自由女神林希翎的墓志铭
·黑 暗 的 魔 力
·请记住这些日子和这些事——写在刘晓波受审判之日
·失火的欧罗巴(外一首)
·与莫之许等人关于魏明伦话题的思想交锋
·与笑蜀、莫之许关于重庆打黑话题的思想交锋
·与冉云飞对王蒙网络言论话题的思想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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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丁雷三十二年祭


    先师丁雷 三十二年 祭
   
   当我想到今年是我的先师丁雷三十年二祭日时,并非是浓浓的故乡情灌醉了我,抑或是攀枝花那令人沉睡的暖冬气候让我流连,而是我始终觉得有一座压在心中的坟未祭,情绪始终就不能像攀枝花的天空那么明朗,那么蔚蓝起来。因为我此行回故乡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生我养我的父母立碑建墓;一是为我的先师丁雷扫墓。
   先说我的父母吧,虽然他们在攀枝花的几十万农民中,本来就是普通又普通,平凡又平凡的人,但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却是比拿破仑还拿破仑,比林肯还林肯,比华盛顿还华盛顿的人物 。我无论上天堂或是下地狱,都不能忘怀了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所以,我要为没有享受到现代文明就“仙逝”的父母竖块碑石,烧上几沓百亿、千亿、万万亿的纸钱,祈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分享儿女们的快乐。尽管在他们朴实、正直、憨厚的印象里,我并不是好娃儿:不会挣“工分”,不讨人喜欢,于是,逼使我只有走昼夜读书一条路了。因而,每当我想自己无论再不长进,还是进入了“老有所养”的队列时,心中想到的还是父母。因为他们在那个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艰难岁月里,已经为我们兄弟俩的长大成人尽心尽力了。至于说到亡师丁雷其人,也许今天的攀枝花文化人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了。然而,当年的丁雷在攀枝花文化界中,却是一个才华出众而又为人厚道诚实的领军人物,以致那时在攀枝花有影响的不少作家和诗人如姜华令、周亨璞、李舸、习鸣、徐书生、何忠壁、缪斯忠等人,都是他的朋友和学生。而我当时由于还是一个初中毕业的农家学子,自然就是他最不起眼的学生了。记得我经过诗人徐书生介绍认识他时,他已是市文化局创作组的专业创作员,那时的攀枝花市既无文联又无作协,所有文化艺术方面的事都是由文化局负责操持。所以,那时的文化局创作组也就是今天的文联、作协一类了。据我对他的真实了解,他的家乡在湖南常山汉寿县一个叫三和乡的地方,家庭条件很苦。可他则以极为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而文革前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中国则是名闻遐迩的。他大学毕业时已是文革后期,由于他在校期间的非凡成绩,曾被选派到上海市红向阳写作组,负责主笔《东方红,太阳升——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一书的写作。据他告诉我说,那时他曾与上海的文化名人石一歌、余秋雨常有往来。文革结束之初,他便不顾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夫人反对,毅然要求来到攀枝花参加当时火热的三线建设。到攀枝花以后,他不但以极大的热诚投入到了攀枝花文化的建设中,还说服了夫人放弃上海那些优越的生活条件,下调到当时攀枝花唯一仅有的文化单位:市群众艺术馆。然而,想不到的是他却在这片还未走遍的土地上“献了青春,献终身”了,时间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的四月十日。如果今日的攀枝花故人还有记忆,那么一定不会忘记这个黑色的日子:当天上午九时,攀矿到兰尖矿山的汽车在山上翻车,四死七伤;当天下午六时,金江火车站到渡口的公共汽车在密地大桥翻入金沙江中,七十一死二十二伤。可以说这二个特大事件,对当时攀枝花人的震动是极大的。而可悲可恨的是,我的先师丁雷正是为了到兰尖矿山“深入生活”,了解“矿山大爆破”实情,而为市歌舞团将向省汇报演出的大型歌舞剧《攀枝花魂》撰写剧本途中遇难的。当消息传到我所在读的渡口师校时,我悲痛万分。最后市文化局按照请他的亲朋好友参加追悼会的要求,学校领导还准假让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同当时的市文化局领导和他的家人一起把他安葬在了兰尖矿山下的瓜子坪后山坡上。回想我与先师交往的那些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可以说在我们真诚相处的三年多时间之中,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这样一个令人起敬的师长:他不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小说、诗歌、散文、歌舞局剧、话剧等多种“文化兵器”皆会,且当时在川内文化艺术界已是一个有名之人了。而他在当时那些攀枝花文化人的眼中,则是一个很会爱才识才又关爱人的老师和友朋。以致远如那些像我一样慕名来访的文学习作者,近如邻居和单位的同事,他都视为亲人朋友一般,随时对他们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所以,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敬重有加而交口赞誉的,其中包括市文化局、市歌舞团的炊哥、车夫们在内,而我更是得到他厚爱和帮助最多的一个人。回想那时的我初中毕业后回了总发农村,还是一个一无所能又一无所有的所谓“回乡知青”,穿的是“土服”,说的是“土话”,每当我被他带到那些文化高、地位高的人群中时,如见市文化局的头儿,市歌舞团的名演员,我总是面有难色,话不敢多说,生怕丢了他的脸。可他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而是不时把我推出来见“公婆”。他的夫人刘雪芬是一个典型上海“阿拉”,对丁雷一向偏袒我的做法很是不悦,但出于无奈也只好打圆场说:“他的土老表没有说话,各位还要等一下!”之后的丁雷的由于心中总想着攀枝花文化发展的大事,成天到处奔跑,那时名曰“体验生活”。所以他在攀枝花三年短暂的生活中曾常常到大宝顶、小宝顶、龙洞煤矿、攀钢、攀矿等当时最为艰苦的地方“深入生活”。因而在“上流社会”和自己家中呆的时间极少,其实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享受过几天正常的人间生活就“别了也,哥哥!”(辛弃疾《鹧鸪天》词)。

   那时,攀枝花的建设者们,大多还住在“干打垒”之中,而所谓的“干打垒”就是用土墙、牛毛粘、草席搭成的一个数十人共一室和一卫的地方。先师丁雷却舍弃上海的天上美景来到地下人间的这个蛮荒之地,他的整个心态和志向都是想为攀枝花的发展贡献力量。而遗憾又遗憾的是直到他永别攀枝花和人间时还住在这种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的小屋里。夫妻俩天天吃的是食堂,洗澡是大澡堂,唯有星期天才在那二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家里,用煤油炉添点小菜,招待那些爱文化艺术的客人。我至今还依然记得1974年的大年初二,丁雷竟然辞谢了当时市文化局长管局长的宴请,毅然带着夫人刘雪芬、儿子丁玎乘公共汽车从渡口桥来到我家中。可此时我的家除了一条会咬人的狗之外,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但想不到的是丁雷见到我家的穷困处境后,依然乐滋滋地安慰他的夫人道:“农村的菜很好吃,多吃菜。”只是由于他的那个备受人们宠爱的儿子叫唤:“我要吃嘎嘎!”(上海话即是肉的意思),家里才被迫杀了一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为之解围。不想丁雷回家后竟把丁玎的屁股打成了“关公”,夫人刘雪芬也备受指责,责怪她不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而他的那个爱子丁玎在当时的市文化界人眼中,却是一个男女老幼喜爱的美少年。他常挂在嘴边的几句话是:“我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嘛!”(林彪之子林立果的坏话)。然而遗憾的是,当我十年之后的1995年到上海再见到他时,他的成长却并未随人所愿,也许是没有了父爱和榜样,他就像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小树突然断了水和肥料,没能长成参天大树。他连高中都未上完,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并没有如他的少年时代那么展示出什么过人的聪明才智。尤其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我的先师几次到北京、上海开会和探亲时,无论再忙也要给我写封信。但当这些信经过千山万水的辗转周折送到我所在的山村时,往往是他人已回到攀枝花了。在这些异常珍贵的信中,除了他对我的读书和写作进行具体指导外,还给予了我许多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使我在那个贫穷、愚昧的环境之中始终充满了向上进取,拼搏奋斗的力量。因此这些信尽管我历经了几次大迁徙,可至今还完好珍藏着,并会不时翻找出来独自欣赏和缅怀。
   追忆我与先师交往的全过程,他虽然未在攀枝花建设历史和文化建设史上留下多少流芳后代的杰作,但他那种对攀枝花建设超人的热诚,对攀枝花文化建设超人的投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和智慧,则是至今我所知的攀枝花文化人无出其二的。记得那时的他在官竹卿、赵晓义(此二人后来当过攀枝花市宣传、文化部门的头儿)在他面前跟我那时的处境并无二致,他们对他与我对他的心情是一样都是敬而又敬之。只因他那时在攀枝花的文化人中,无论人格魅力还是艺术才华都是唯一的一个,别无他人可比拟。即便后来的后来,有许多受过他影响和帮助的攀枝花文化人离开攀枝花后都相继作出了不同的文化成就,中间如我者应说不少。是啊,如果说我今天在学业上还算多少有点成绩的话,那么都与他早年对我的那些深刻影响和帮助分不开的。由此再追想,倘若他不会英年早逝的话,那么他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不知会比我大多少倍呢。所有这些如烟的往事,又“叫我如何不想他”呢!
   所幸的是我这次回到攀枝花以后,当攀钢兰尖矿党委领导知悉我的这个祭师夙愿时极为感动,随即派出专人陪同我到兰尖矿山参观,凭吊我的先师丁雷。我三十年后再次踏上攀枝花的故土,若问我对它印象之类的话一定会说:“好,好,好,比过去好多了!”。而当我此时此刻畅行漫步在兰尖矿山那坦荡如攀枝花人一般的盘山路上时,一方面是对攀枝花和攀钢近年来的大发展充满了敬慕之情。我惊叹:兰尖矿山后来的建设者们,竟然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把一片蛮荒和愚昧的瘦土打造成了一个西南的聚宝盆,一个很适合人性生长的“花园矿区”,并多次被评为全国“最佳矿业”和“最佳环保矿”。想当初,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徒步登上兰尖矿山绘制攀枝花建设的宏伟蓝图时,这里还是一块白天乌鸦唱歌,夜晚老恨虎(注:当地人对猫头鹰的篾称)歌唱的不毛之地,如果他们有幸再次巡视兰尖矿山的话,不知还会发出多少令人“热情燃烧”的号召呢!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对此次祭奠师之行生发出了深长的叹息:当年兰尖矿山的公路若有现在的十分之一好,我的先师怎会在三十岁的英年就血染在这片土地上?尤其是当我们来到他长眠的墓地时,几经搜寻却找不到他的墓碑了。周围到处是一座座有名有姓的碑墓矗立着,无奈之下只好悻悻离去。待观赏完兰尖矿山的现代化建设美景归来,又再次下车上山去寻找依然没有找到。再无奈之下,只好面对着他的献身之地兰尖矿山行敬默礼,鞠躬、鞠躬、再鞠躬了。有什么办法呢?也许是为攀枝花建设献身的英烈人物太多了,他只是其中之一吧,就像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地一样,只有不朽的英名远扬四海而墓碑却找不到了。也许是攀枝花人也像我一样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为他扫墓,所以他也就默默地回到无名英雄之中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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