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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是“农民工”?

   毛泽东也是“农民工”?
   ——再为废除“ 农民工”身份歧视称谓鼓与呼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社会巨变,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却并不乐观。
   虽然如今,无论我徜徉在哪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还是行走在哪个边远山村的小路上,都会发出一个同样的感慨:“今日的中国与三十年前比起来,确实变化大多了!”然而,每当我发出这样的感叹时,心中很快又怏怏不快起来。

   为什么?只因我由此看到了许多另外的东西。
   这,即是我们的城市数量在一天天增多,城市面积在一天天扩大,而农村的可耕种土地却在一天天减少,失地农民(也即“农民工”)在一天天剧增;国民经济总产值GTP在不断提高,而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却在日趋下降。或者说,是我们今天所取得的这一切辉煌成就,都是以不惜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换取的。它实际掩盖着的巨大矛盾,与前苏联和文革前那套“重工抑农”的政策并没有什么不同。倘若再进一步说的话,就是在这三十年来的沧桑巨变中,农民最终还是利益的最大受损者。
   我想对此,凡是每个深入过中国农村而又良知尚在的人,大致不会否认吧。
   
   但此时,我在这里叨念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三农问题”,而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农民工”身份歧视称谓问题。众所周知,所谓“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并不是毛泽东时代有的,而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在当时也就是指那种人在“村办企业”或“社办企业”工作,但户口和土地还留在家里的农民。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显示,截至1990年止,全国约有类似这双重身份的“农民工”9500余万人。但随着全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截至2006年止,却已剧增到1.5亿人左右。其中,尚不包括已经彻底失去土地的5000多万农民在内。
   所以,当我们在看待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时,可不能不认识到这些波浪连天的城市森林,其实没有一幢不是这些吃得苦中苦的“农民工”参与建造的。这中间尤其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在失去土地的痛苦之后,被迫参与到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不属于自己的高楼大厦的民工队伍的。因而,在这个规模宏大的城市化建设中:
   ——他们是一支无工程不在,无艰险不在的现代野战大军,以致无论在天之涯,地之角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在所有的建设者中,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下力活,得到的是最基本,最微薄,最稀少的工作环境和福利……
   ——他们大多住的是简易的工棚茅舍,吃的是食堂饭菜,只有少数携家带口的人才租住在民房里,过着随工地迁徙的流浪生活……
   这就不难可见出这个在中国13亿人口中占着相当大比例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既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牺牲者,又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建设者。但可悲的是,他们的真实处境却总是像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咏叹的那样: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居住高楼者,不是农民工。
   
   然而,真正让他们感到痛苦的还不在于这些生活上的不平等,而是那个带着身份歧视的“农民工”称谓。因为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见人低一等,说话矮三分的贱民身份,所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从事什么职业,可在别人眼里还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农民工”。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城市生活了二、三十年,但是他们的子女却依然被人大大咧咧地称为”农民工子女”,就像当年地主、富农的子女叫“地富子女”一样,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微不足道的下等人。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还会有着这种封建专制社会的身份歧视问题存在呢?
   看来它产生的原因还得从时代背景中去找。记得那是80年代初期,由于农村土地实行“包产到户”政策的巨大成功,社会开始出现了物产丰裕,供多于求,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复苏景象。随后,农村各地先后兴起了自办企业的热潮。而在这种由农民自行集开办的企业里,所谓的工人也就是来自那些当代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种企业发展到83年前后,已经在全国形成了遍地开花的燎原之势,拥有“农民工”近4000万人。1984年,长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中国社科院张雨林教授,面对这一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在没有充分研究和分析现代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转型问题的情况下,片面地根据他们具有“离乡不离土”,“亦工亦农”这一特点,草率地将其定义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农民工”。因此,他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创见”经《社会学研究通讯》发表后,便逐渐在社会上形成共识并被广泛沿用下来。即便这一群体发展到后来,由于全国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广泛兴而大批涌入的这些工人,尽管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一特点和属性,但人们还是按照旧观念把他们当作过去那种在农村有土地,有房产的“农民工”看待。以致连国家有关部门下发的各种文件和各种媒体,也堂堂正正地把所有从农村到城市来务工的这部分人群,都统统划入了“农民工”这个范畴。而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乡背井一、二十年了,基本上与乡情故土隔断了联系,成了一个游移于城市之外的边缘群体。虽然从客观上看,造成他们这一尴尬处境的内在原因,是中共至今顽固推行城乡二元对立的户口制度的。但由于农业人口的城市化,始终是现代化国家的必然发展趋势,即便在消除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户口制度之后,“农民工”这个群体仍将长期存在下去。
   
   当然,对张雨林教授所发明的这一 “农民工”的称谓,多年来曾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过质疑,认为它没有正确涵盖改革开放过程中新兴产业工人的的性质和特性,主张应予废除而寻找新的话语表达方式。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总是乐于用旧体制的尺子来丈量新事物,因而这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呼声,至今仍未得到社会的共识与认同。由此之故,我觉得有再次为之打抱不平的必要。
   世人皆知,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农业大国。而所有封建专制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它那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级制度。所谓等级制度,就是将人的家庭出身作为衡量人尊卑贵贱的根据。于是,有些人天生就是贵族、奴隶主,生来就是统治人和压迫人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贱民,生来就是被人统治和压迫的。至于具体的称谓,是可以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变换的。显然,这种由出人的出身决定命运的封建等级制度,无疑是人类社会之所以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所以西方国家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便不遗余力地展开了废除封建等级制度的斗争。法国19世纪著名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是一个对现代政治文明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他在深切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之后,曾这样告诫世人说:“我发现身份平等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措施和法律,它对政府和公民社会产生了同样的钳制作用。它对人们的言论、情感、习惯、民俗有着巨大的影响,它在改变着社会的诸多方面。我越来越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最为根本的大事,所有其它方面的事物多少由它产生的。”(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绪论第3页)随之而后,欧美各国才继而争相仿效,逐步建立起了一个人人身份平等,没有等级差别的的现代民主社会。
   
   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虽然在法律形式上废除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但由于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政治理论的指导下,人为地制造出了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代表,中间包括地、富、反、坏、右在内的特殊阶层,他们在社会上的身份就是“坏人”或“敌人”。因此他们的子女一生下来就成了有罪的“黑五类”,长期生活在任人凌辱和蹂躏的恐怖之下。而后来发生的那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文革浩劫,更是把历代封建专制社会的等级制度发挥到了极致。记得那时的阶级阵线就这么简单:大凡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子女,都是好的,革命的;而大凡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子女,都是坏的,反革命的。当此之时,曾有一个叫遇罗克的北京青年学生,他由于不满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出身论》,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危害进行了强有力的控诉。但在当时的时代政治背景下,他却被诬以“反革命罪”判处了死刑。而他死后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思想解放运的先驱和当代人权斗士,其原因正是由于他用宝贵的生命深刻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彻底破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争取人的身份平等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多么重要。
   
   只不过在此,尽管我们不能断言说“农民工”这一称谓,就是十足的封建等级制度话语,但其中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它分明显示出“农民工”在身份上与其他工人的先天不平等。为什么我们不把那些与他们同在一个厂房里工作的人,称作“城市工”或“学生工”呢?不言而喻,“农民工”这一歧视性的称谓存在,无疑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最需要扫除和荡涤的反人性和反进步文明的东西。且暂不细论当今世界正蓬勃发展的所有现代化国家,其实都是以农业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如果我们也以此为据来看世界的话,那么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岂不都是“农民工之国”了?再者,如果我们非要坚持认这个死理的话,那么可以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农民工的后代”,因为中国有几个皇帝的出身都是“农民工”,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至于现代伟人毛泽东,也应该说是“农民工”家族的,因为他当年只身从湖南农村到北京求职,曾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临时工,那么我们能否把他称作“农民工领袖”呢?
   
   总之,社会对于“农民工”称谓的身份歧视问题,表面看来事小,但从它对人的尊严,人格,自信心等方面的摧残和损害程度来看,实则事大,大到可以和人的生命一样宝贵和无价。因此,如果中共当局真有诚意“以人为本”的话,那么为何不可拿出一点勇气来彻底废除“农民工”这一不平等和不人道的管理制度,让他们由此成为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呢?
   
    2009.4.6 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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