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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直面“文怀沙事件”:知识界何时才能走出非理性的误区?

再直面“文怀沙事件”:
   知识界何时才能走出非理性的误区?
   
   
   日前,由著名传纪作家、学者李辉引发的“倒文运动”,还在继续向前发展,在知识界形成了一个近20年来所未见的“后文革”景观。

   
   一
   
   在这个蔚为壮观的“倒文”的大军中,据笔者粗鄙的归纳大致可分为两种力量。一种是以李辉及其“辩护人”为首的“打假者”,其意图是以打倒文怀沙这个“学术大假”为指向的。而另一种,则是以朱大可、钱理群、刘洪波、叶匡政等知识精英(本来李辉应属于后一种的)为首的精神支撑者,其意图是寄望通过解构文怀沙这个在旧体制内逍遥得意的大师级人物,来促进知识界的自我认识和觉醒,从而达到颠覆极权意识,铲除学术腐败,净化人文环境的良好归依。这其中,又以著名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3月4日答《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一文《這是一次文壇的“清理門戶”行動》),最具有代表性和倾向性。他认为:“這次學者李輝揭文懷沙造假事件,雖然如此前其他文化事件一樣,‘名人效應’迅速在媒體和社會間引起巨大反響。可不同之處卻在于,不僅僅在坊間,來自學術界的反響更為強烈,這實際上體現了知識界對自身更深的追討與反思。”这,即为“倒文运动”定下了一个“好”的基调。于是,他进而推论说:“這場打假行為似乎正在泛化為一種對‘大師’的全面反思……跟以前有所不同的是,這次的‘揭秘者’和後續批評者,都不是普通網民,而是文壇知識分子。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大眾狂歡,而更像是知識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算……”由此而使之越演越烈,直至激起许多不知文怀沙和“国学”为何物的网民踊跃参与.,直至形成一个“多数人喊打”的群殴态势。因此,客观地说这两种来自一左一右的力量,其倾向性都是只求“学术打假”而不问手段的。
   
   而在这种“逆风千里”的舆论氛围之下,有没有那种敢于质疑李辉们“学术打假”手段合法与否的异类力量?或者说是有没有敢于哭抚“叛徒”的“吊客”呢?细心地看,有还是有的,只是他们太少数了,而且还不是什么在国内有影响的知识精英人物。姑据几例:一是移居夏威夷的著名诗人程宝林。此人由于有着与李辉一样的传统文化传承禀赋,又有着对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人生感悟,因而一眼便见出了兄长李辉的这一不义之举。于是不惜远洋之隔,连续在《天涯闲闲书话》发出6篇博文,有情有理地指出李辉此举的影响和危害。这是国内媒体上,最早发出的不同声音,时间是2月20日。他在开篇之语《文怀沙的“作假”与李辉的“揭疤”》一文中,是这样坦陈心迹的:“李辉与我曾是同行。在这篇文章之前,我对他存有敬意,因为他锲而不舍地采访了许多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将他们在‘极左’政治压迫下的苦难和创痛昭示世人,以警世,以醒世。而今天,他却以这样一篇可称‘缺德’的揭人阴私的文字,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愕然无语,只有悲哀。如果一个具有相当民本、人权思想的知识分子,可以堕落到索人隐私,揭人疮疤的程度,这个社会的知识精英,还有什么可以救赎的呢?”续后,又不惜赘言列举国内近年来发生的侮辱人格,践踏人性,蔑视人权的大小事件,向人们讲述出如下一个简单的常识:维护人的尊严正是民主、自由精神存在的前提。二是作家邬海波。他在《文怀沙现象与中国庸众的瞎起哄》一文中,在历数中国封建社会和文革时期对人的摧残暴行之后,深刻指出李辉“倒文”的影响和危害不是拯救“国学”,重建“国学”,而是张扬兽性,泯灭人性。三是作家东田。他在《文怀沙事件中,文化学者们的暴力倾向 》一文中,则公开对本文上述所指的后一种力量提出了责难,认为他们言说举止背离了公众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助长了“倒文”逆流的盛行。除此之外,虽然还有出现了不少网民的打抱不平之声,但可惜还是“涛声依旧”。
   
   因此,我才贸然一反自己不臧否同类(文人)的自律,对李辉这位几百年前是一家的人,公开对他的“倒文”手段进行了臧否,并在《直面“文怀沙事件”:李辉的文革遗风不可长!》一文中,把自己的“机心”,裸露如下:
   我本来是对文怀沙在文革中对皇上和宠臣不惜摇尾乞怜,事后还以此为荣,四处招摇眩耀的奴才文人愚行,是深为不齿的。所以眼见李辉对他的重拳出手,情感上原本是相通的,但最后我之所以选择站到了少数“保文派”一边,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某个具体的文怀沙,而是为了所有的文怀沙们今后不再重演“尊严扫地”、“人格审判”、“私德公审”一类悲剧罢了。因为我认为李辉的所谓“学术打假”,其实是一次鲜活生动的“道德打假”,损害了文怀沙作为人的尊严。而他所使用的“批判的武器”,完全是从文革那个“批判的武器”中收捡回来的旧货,故而他的这种文革遗风绝不可助长。
   然而,不想此文在网上发出后,讨来的竟是一顿比程宝林受到的还要丰厚的“礼遇”:——文怀沙是狗,我是狗都不如。
   于是,我之好退回到自己几年前《狗眼看人世》一书的起点上,重新以狗眼来看这个“文怀沙事件“了。
   
   二
   
   那么随后,我又看到了什么呢?
   我想,话还是先从美国现代作家舍丽•杰克逊的著名短篇《摸彩》说起。
   故事发生在仲夏时节美国的某个小城,那里的人还在传承着一种原始的游戏:摸彩,有点像我们的拈灸。只不过不同的是,谁要是摸到了这张彩票,是要被众人用石头砸死的。那是6月的一天,摸彩终于开始。其结果是,哈太太的丈夫比尔摸到了那个画着黑点的纸条,那张“彩票”。
    哈太太开始抗议,她说比尔没有得到足够的时间去选择纸条,而德拉克柔太太则劝她要“有点风度”,格瑞午思太太则说“大家的机会是一样的”。显然,哈太太的抗议没有任何效果。第二轮摸彩在哈太太、哈先生和小女儿、小儿子四人当中进行。哈家女儿的同学开始为她担心,但得知她没有摸到“彩”后,就放心了。这一次摸彩,是哈太太摸到了那个带黑点的“彩票”。在哈太太“这不公平,这不对”的抗议声中,急于结束摸彩活动的人们纷纷拿起石头,甚至还有人用双手抱起大大的石块,更有甚者还向哈太太的小儿子手里塞石子。接着,他们就一边听从老沃内的招呼“来,来,一起上”,一边由亚当思(Adams,这是人类先祖的名字一词的复数形式)和格瑞午思带领着,一起涌向哈太太。那第一块砸中哈太太的石头, 就落到她的脑袋上。
   
   
    作者为了让读者明白作品的寓意,利用了《圣经》中“耶稣与淫妇”(《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寓言故事。耶稣的敌人要求耶稣依照摩西之律,用石头砸死淫妇。可是,当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砸她!”时,人们“便从年老的开始,一个接一个溜走了”。不过,在这篇小说中,人们读到的情节却恰恰相反:最年长的沃内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反而是他在带头招呼人们去拿石头砸人。当然,所有的村民都和他一样,盲从并自以为是。因此,在集体参与下,在和平时期,全村人联手杀害了一个自己人。
   而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是向我们揭示出了一个无情的事实:一切罪恶之源并不在某种制度或形式,而在于人性。只要人性中存在自私和贪欲等罪恶念头,人类的暴行就不可能停止,那么所谓的多数人统治,就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暴政。
   这篇小说自问世六十年来,读者和评论家对这部万把字的短篇欲罢不能,始终把它当作认识时症的镜子,或者智力测试的考卷;热爱文学的人也自然会用它来证明文学价值的永恒与不朽。而在英语文学的“反乌托邦”作品书单上,最著名的是赫胥黎《美妙新世界》(1932)和奥威尔《1984年》(1949)。它们对科学统治的扭曲人性,警察国家的压抑人性,以及极权主义的摧残人性,都有着深刻而富有想象力的描绘,因此成为当代西方大众认识社会的重要读本。不过,假如其中没有舍丽•杰克逊这个著名短篇《摸彩》对“多数统治”的民主政体的批判,这个书单仍将是不完整的。
   
   到此可以说,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故事中,倘若那张带黑点的彩票,不是落在哈太太的手上,而是落在老沃内这个带头砸石头的人手上或其它参与者的手上,结果会是什么样?二是在这篇来源于《圣经》“耶稣与淫妇”寓言故事的小说中,为什么淫妇在上帝之子耶稣手下没有被石头砸死,而在现实社会中,那个并没有犯罪的波太太却被和自己一样处境的人,用石头活活砸死了?
   而这这一切,就好像李辉这次发起的“倒文运动”一样,文怀沙之所以被李辉“捉奸”在手,带头砸石头,是由于他“運氣不佳”(朱大可语),假如他“运气很佳”的话,那些石头岂不就落到了“王怀沙”或“杨怀沙”们的头上?再则,难道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李辉那样,为了证明自己行为的崇高和高尚,就可以先把“淫妇文怀沙”的衣服剥光了,再鼓动多数人用“石头”去砸死他?显然,这分明就是作为在者的我们在极权主义作用下,人性被观念和道义扭曲、泯灭,直至变成为非人的一次野蛮狂欢。这中间凸显出来的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人为了真理和正义是否可以伤害“善”,伤害人性,践踏人的尊严?
   
   三
   
   由此细想知识界目前日趋恶化的人文环境,究竟是哪儿出现了癌变呢?当然从客观上说,我们可以找出千万个理由来证明,是由于体制性的黑暗,诱发出了人心中的黑暗,滋长出了这个“恶之花”到处开放的繁荣景象。但我们毕竟不能坦然说,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他人是地狱”所造成的,与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吧?是的,在今天这个传统道德礼崩乐坏,假、恶、丑到处肆虐,行善比作恶更难的特殊国情下,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生存空间已是越来越险恶。那么,未必我们就可以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无视他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么?或许,当我们调换一个角色和角度来看问题时,就会发现眼前出现的这一切,其实正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阴暗面所造成的呢。
   就拿当下正发生着的“文怀沙事件”来说吧,如果我们对他的假“国学大师”劣行,采取从学术上“脱光裸打”的手段,而不是采取从道德上“脱光裸打”的手段,去进行学理方面的甄别辨析,学术方面的去伪存真,那么即便我们把所有由造假起家的“大师”都同样打倒在地,也不会伤及人的尊严犹如生命这一基本的东西,而只会显示出学术本身超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革大劫难,正是由于它极大地损害了人的尊严,所以才迫使许多知识分子走上了自杀之路(所幸的是,文怀沙还没有如此)。对此,西方当代智者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我想他的话,是否可以作为对知识界的一种告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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