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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文怀沙事件”:李辉的文革遗风不可长!

直面“文怀沙事件”:李辉的文革遗风不可长!
   
    一
   本来,我对中国人生性善于“煮豆燃豆萁”之事,向来没有什么恨恨不已之心,尤其是对中国文人生性善于自宫自噬之事,更是没有什么不平则鸣之意。而只是把它们的客观存在,看作是同一块恶土地上结出的果子,只要自己不去种植就行了。
   然而,近日看了文怀沙事件的是是非非之后,还是耐不住寂寞凑凑闹热。

   
   首先,此次事件引起我注意的倒不是那个那个自诩为“著名传纪作家、学者”的李辉奇文:“质疑文怀沙真实年龄及其他”,而是由它引起的社会“轰动效益”。以致无论谁走进眼前这个五花八门的网络世界,只要留意一下那些由李辉引起的“讨武檄文”式的文章标题,就会感受其中的恐怖气氛了——
   “国学大师还是江湖骗?——李辉炮轰文怀沙”;
    “声讨文怀沙,揭穿伪国学”;
   “文怀沙:贱人还是大师?”;
   “拨开老混蛋文怀沙的画皮”;
   “十大最色老男人文怀沙”;
   “从文怀沙现象看国学江湖的末路”
   “文怀沙事件” 为传统国学唱挽”;
   “‘文怀沙事件’标明‘国学’已死”;
   “揭批文怀沙是知识界的一次自我清算”;
   “李辉把老流氓文怀沙拉下了国学神坛”;
    “宜将剩勇追穷寇——文怀沙”……
   
   我想这些令人看后不寒而栗的暴力语言,对于那些多少经历过文革大劫难的人来说,绝不会感到陌生。回想当年,我们不是这样去整(批斗)别人,然后又被别人这样整,直到大家都被整得家破人亡才松手的。真想不到那个民族的旷世灾难才过去30多年,历史的悲剧又在以新的方式重演。真是悲哉悲哉,吾土吾民!
   随后再来看看李辉这一陈胜、吴广式“登高一呼”的巨额利润,就不足为怪了:短短20来天时间,李辉这两个原来毫无光辉的汉字,顿时坐上了各种媒体的“主席台”,甚至连他那张并无光辉的“标准像”,也开始走红于各种荧屏和大街小巷的书报亭上,大有“国学大师”文怀沙倒下去,“文化大师”李辉站起来之势 。于是,不禁让我想起文革后期的一个滑稽人物来。此人叫黄帅,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而她成名的原因,是她把自己记录老师无理管束自己的日记,寄给了《北京日报》。当时正是“四人帮”疯狂乱国之际,便把她的日记作为打压知识分子的证据抛出来,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师道尊严”的斗争。她本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反潮流英雄”的美誉。当然,我由此“睹物思情”,并不意味着李辉就是今天的黄帅,而是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值得注意和警觉的东西。其中,李辉不但是主流媒体中的资深人士,且头上还有着两个明亮的光环“著名传记作家、学者”,因而绝不能把他的用心当作黄帅那么年少无知来看待。
   
   二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同时又说:“打人不打脸”。
   这里,且让我们来看看李辉这位被称为“学术打假”的英雄人物,是如何打文怀沙这条“国学大蛇”“七寸”的。对此,我们还是先从他的文本出发,而不管别人说什么,怎么说,以免断章取义,走火入魔。当我们翻遍他的整个文本之后,发现他所打的“七寸”,其实只有如下3条:
   1,文怀沙虚报年龄。2,文怀沙曾因“猥亵、强奸妇女”入过狱。3,据某些人说,文怀沙的学术成就仅相当于中学教师的水平。并以此为据,认定他有学术造假,欺世骗人之嫌。
   对此,我们可将他举证的这3条“钢鞭材料”,分作两个问题来辨析。因为它其中的第1、2条,诉诸的是文怀沙的个人道德问题,唯有第三条诉诸的,才是文怀沙作为国学大师的资质问题。
   那么,根据他第1、2条的指证,我们不得不质疑如下:
   1,我们暂且相信,文怀沙确有虚报年龄的问题,但必须弄清楚的是,他此举究竟与他的国学大师名誉有无直接关系,比如评职称、分房、调资或引诱妇女之类?抑或他虚报年龄之后,有没有危害他人和社会的不法行为,比如欺骗社会钱财物的实证之类?
   2、我们同样暂且相信,文怀沙在文革时期确实曾因“猥亵、强奸妇女”入过狱(须知在文革中,被污以“男女关系问题”而被坐牢入狱的人不知有多少),但必须弄清楚的是,他为此受到法律的制裁没有?抑或他有没有新的犯罪依据没有(因为他生性爱美人)?
   倘若这两者都没有,我们只能说李辉所指证的1、2条,不但不能作为认定文怀沙今天道德依然没有改造好的新证据,更不能作为文怀沙不能成为国学大师的学术依据。因为他的这一“聪明举措”,分明不是“打蛇打七寸”,而是“打人专打脸”。或者干脆说,他使用的这一手段,其实就是历史上那种抓住个人隐私、个人私德、个人人格方面的缺陷,来置人于死地的治人谋略。据我所知,此法在文革中颇为灵验,当时某个地方曾有一个叫做:“揭老底战斗队”,其作用好似如今网上的“人肉搜索”,只有他们对谁看不顺眼,便把他的陈年旧事搜出来,贴张大字报(现今是发帖子,更省事),此人就不得翻身了。可以说李辉的上述表演,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
   
   而唯有对他第3条的指证,我们不得不特别小心对待,因为这是决定他此次“学术打假行动”究竟有据无据,有理无理,有道无道的关键一点。故而为了慎重起见,特不惜赘言将他的原文分条如下:
   1,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2,作家、学者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3,关于文著《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
     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3,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其中,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绎》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李会在文中曾言之凿凿地认定说,文怀沙的学术成就仅相当于中学教师的水平。”
   
   然后,再以“其人之道”,继续质疑如下:
   1,是谁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是主流媒体,还是社会?抑或他有没有打着这些招牌到处招摇撞骗的劣迹?如果这两者都不是如此的话,那么,他又何错之有(事实上文怀沙本人反而倒是没有这样自诩过)。
   2,在此,尤其有必要弄清楚李辉用以支持自己指证属实的舒芜、柳白、李一氓、黎汝清、李会等人,究竟是不是研究和精通楚辞、国学的专家、学者?抑或在这方面有没有学术上的专著和论述?如果这两者都不是的话,那么,这与文革中工人批判陈景润时,责斥他的“哥德巴赫猜想”毫无用处岂不是如出一辙。而实际上他所列举的这几个,虽然是名人,但都不是学术有专攻的学者,又怎能以他们的只言片语,个人意见和看法来作为判定隔行学问的标准和尺度呢?再说,这种用别人的观点来为自己撑腰造势的作派,与文革论战中凡作文说话,必须引用马、恩、列、斯、毛语录作为论据又何其相似乃尔。而在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上,近来出现的以金文明先生為代表的學術狙擊“中國特級犬儒余秋雨”的方式,倒是真的为国人提出了一条理性解构“大师”的正确道路。即,他们在看清了余秋雨的非文化和非学术的种种犬儒作派之后,不是像李辉本人及他上述所举证的名人那样,用一、两句断章取义的,自以为是的话,来作为打压别人存在的利器。相反,而是潜心深入到余秋雨的作品中去,最后才拿出一个个具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和论文出来,从而达到了从学理解构“文化大师”余秋雨的致命奇效。详情请参见金文明著《石破天驚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一书(山西书海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该书的显著特点是查证出了余秋雨散文作品中130多处文史知识上的差错,从学理上令人信服地否定了余秋雨作为“文化大师“的地位。
   3,据笔者所知,李辉曾在胡风问题研究上用过不少心力,却为何不知舒芜是一个整倒胡风而始终不忏悔的关键人物,竟反而在此将他作为再整文怀沙的利刃搬出来,其用意和目的不知何在(未必是为之洗白么)?当然,从所有受难者都应该享有出声的机会这个大前提上说,舒芜完全享有自由言说的权力,但可惜他在此所言说的,并不是什么学理,而是一些与学理无关的事理。因为事实上,文怀沙除了他所列举的《屈原集》外,还有那么多等身的著作在,为何不对它们一一作出否定的评论,而给人留下一个“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把柄。
   4,据李辉后来在频频面对媒体,坦诚自己为什么质疑文怀沙时透露,是由于看不得他近年来到处频频风光露脸,到处张扬“国学大师”风范,到处表演爱美人之媚态之所致。由此不难见出他这一“学术打假”的“良苦用心”:——原来李辉并不是在研读了文怀沙的著作之后,与文怀沙的学术造诣过不去,而是在没有认真研读过文怀沙著作的情况下,与文怀沙的文化人格过不去。因此,才会得出一个文怀沙由于人品不好,不配作为“国学大师”的定论。
   
   三
   
   整个来看“文怀沙事件”,笔者认为有必要说清自己的“立场”之后,才能作出自己的判断。
   首先,本人没有什么“国学”根基,更对它没有什么研究兴趣。因为在我看来,倘若“国学“不能为现在活着和将来还要活着的我们,提供民主、自由的精神资源和善行、关爱的人文精神资源的话,那么我为什么要去研究它?或者说,如果“国学”不救我,我为什么要去救“国学”。因此,对于那位有着“仙风道骨”美誉的“国学大师”文怀沙,我向来是尊而不敬,敬而远之。原因是我与他那种只有大师之名,而无关注现世人间情怀之实的精神贵族,内心总是格格不入,就像他们也会与我格格不入一样。其中,尤其是对他在文革中对皇上和宠臣不惜摇尾乞怜,事后还以此为荣,四处招摇眩耀的奴才愚行,更是深为不齿。所以眼见李辉对他的重拳出手,情感上本来是相通的,但最后我之所以选择站到了少数“保文派”一边,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某个具体的文怀沙,而是为了所有的文怀沙们今后不再重演“尊严扫地”、“人格审判”、“私德公审”一类悲剧罢了。因为我认为李辉的所谓“学术打假”,其实是一次鲜活生动的“道德打假”,而他所使用的“批判的武器”,完全是从文革那个“批判的武器”中收捡回来的旧货,故而他的这种文革遗风绝不可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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