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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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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何时才能走出旧体制的雷区?

中国民营企业何时才能走出旧体制的雷区?
   
    已经逝去的200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三十周年的纪念之年。而它之所以值得纪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开放推动了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关于前一个问题,无论是体制内或体制外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对于后一个问题,人们却很少反思和论及,因此本人认为有必要谈谈这个被人们忘却了的问题。
   
    问题的提出:

   记得几年前,我在《还原牟其中:′1995》一书中,曾经将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
   一,走投无路,当个体户;
   二,处处求人的私营企业;
   三,荆棘密布中的民营企业。
    并进而由此论述说:“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查看牟其中和民营企业家所走过的这条充满艰难曲折和悲剧色彩的路线图时,便会不难看到他们走过的路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而这条曲线,就是时代发展滞后的曲线。而这种曲线的坐标,就是国家当时给予民营企业的具体政策。即当政策对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不利时,他们走的就是曲线。这种曲线的运行方式,就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非正常渠道,去求取某些政策上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享有的机会和条件,比如向银行贷款、向社会融资;比如搞交通能源、进出口贸易、教育卫生项目等。
   客观地看这条曲线,可以说几乎大多数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出于被迫无奈都走过,区别仅是大小多少而已。这种从形式上来看不正当的经营行为,大多出现在市场经济未建立,民营企业的地位还未得到确定那个时期。然而,民营企业却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下,为国民经济的复苏,市场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以其日趋茂盛和强大的生命力,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和价值,真正成了推进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历史真不应该忘记了民企业家们所创建的这些伟绩丰功!……”
    然而几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面对眼前一个个接踵倒下的民营企业时,方才意识到问题并不似我当时想象的那么简单:
    ——中国民营企业至今并没有走出那条时代发展滞后的曲线,或者说它直到此刻仍旧还在旧体制的雷区里徜徉徘徊着。同时,也由此见出中国现在进行的所谓市场经济,其实并没有摆脱明清时代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体制和模式。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在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非理性状态下进行的。而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那么,在具体实践中,我们是怎样走的呢?答案说穿了,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道”,在政治上,就是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不变;在经济上,就是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变。至于其它不伤筋动骨的方面,试一试,改一改也行。中国的民营企业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由民间自生自长起来的没爹没娘的孩子,天生就是一个妾身弃儿的处境和地位。因而从它走向社会的那一刻起,便如同那个后来得势的民营企业家冯仑所夫子自道的那样,叫做是:“野蛮生长”。
   
    在这里,我不妨将这个“野蛮生长”时期社会上通行的惯例,也就是今天所所谓的“潜规则”裸露几点出来:
   1,缺少资金吗?不要紧。而要紧的是,如何用钱去打通银行的关系。至于条件么,搞高回扣贷款就行。92、3年沿海开发热时,有的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实际到款最多800万元,少的则在650——700万元(利息还在外)。至于这笔贷款能否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有时,银行为了追回这笔贷款,还会再贷款去救这类企业的。因此,当沿海开发退潮时,国内曾有几十家银行行长相继自杀的。以致后来发生的那些千奇百怪的融资诈骗案,信用证诈骗案,其中没有哪一桩不与金融部门的里应外合有关系。
   2, 没有后台吗?不要紧。而要紧的是,如何用钱去打通官场的关系,寻找到那个最有权力的人支持。至于条件么,只要他“给面子撑着”便什么都行。有的民营企业除了公开把那些老干部请来做顾问或名誉董事之类,还暗地里给实力派官员企业股份,形成利益均沾的共同体。以致这种“权钱交易“发展到后来,竟形成了这样一个千古未见的社会奇观:每当一个贪官倒下去,便会有几家甚至几十家企业企业被牵连进去;每当一个企业倒下去,便会有几个官员甚至几十个官员被牵连进去。
   3,没有开发项目和优惠政策吗,不要紧。而要紧的是,如何用钱去打通主管开发项目官员的关系,那些民营企业不能染指的开发项目和优惠政策不就变相有了。至于条件么,只要政府明处有“政绩”,官员暗中有利益,企业只要有利可图便什么都行。以致这些由官员们参与的开发项目,到后来几乎没有几个是对国家和社会有利无害的。
   4,没有品牌效应和公众形象吗,不要紧。而要紧的是,如何用钱去打通工商、质检和媒体的关系。至于条件么,只要工商、质检给“部优”,“国优”,“国家免检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一类的贞洁牌坊;媒体给化妆美容,一路唱赞歌,那么企业出多少钱“贡税”,打多少广告战都行。
   5,没有政治地位吗,不要紧。而要紧的是,如何用钱去打通人大、政协的关系。至于条件么,只要平时多给老菩萨们烧香作揖,请他们到国内外考察一番,然后为自己添个委员、常委之类的位子就行。有的民营企业为了求得地方人大、政协的光环照耀,甚至把它们吃喝嫖赌的费用包揽下来。以致今天许多地方人大、政协开会时,已经像是一个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联谊会了。
   
    在此应该这样客观地看,上述诸种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状况,在90年代中期,还不见异常凸显,因为那时他们也是一股反抗“潜规则”的巨大力量。而只有到了是90年代末期,问题才逐渐凸显。这就是说,民营企业真正走向与权势相结合的道路,是在那场全民进行体制性改革的努力无望之后,才逐渐形成恶浪狂涛的。再换言之,民营企业是在碰到了旧体制这堵威严而又冷酷的红墙之后,为了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不得已,才由不自觉和不自愿到自觉和自愿走向与权势联姻结故,形成利益共谋集团的。而后来的实践证明,正由于民营企业为了寻求生存和发展,放弃个体尊严和良知、正义这一点,决定了它们在生存和发展问题上两面悬空的悲剧命运和宿命。
   
    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总是不能成为一个有独立作用和力量的社会阶层呢?
   看来问题的答案,还是只有在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的致命症结中去找。
   前文说过,由于民营企业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外力,被抛到社会舞台上来的。因此,我们对它们早期在前没有出路,后没有退路的生存困境之下,被迫向权势乞怜谋生的所作所为,都可以理解和宽容。因为这种时代发展滞后的曲线,任何个人的力量都难于逾越。但对它们走出生存困境,甚至做大做强之后,还依旧抱着权势的大腿不放,甚至与之狼狈为奸,公然合谋掳掠国家资财和多数人利益的祸国殃民劣行,就没有丝毫可以理解和宽容之处了。而新近发生的一系列大贪大腐案件,其中尤其是“童工窑”、“豆腐渣工程”、“溃坝”、“三聚氰胺”等等千夫所指的恶性案件之所以发生,均无不与民营企业的见利忘义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就是一个个民营企业依然在走曲线兴业旧路的明证。
   
    对此,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经指出,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血腥的资本积累过程,因而它本身就是带着“原罪”而来的。记得对他的这一“原罪论”,我曾提出过异议和质疑,但现在回头来看他的预见,还是有着许多合理内核存在的。是的,人类历史上大凡是以追求效益和利润为目标与指向的企业,都是以利至上,以利为本的。所以它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道德和原则可操守辨别的。但我与他所持论点不同的是,正因为企业有着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贪婪本性,所以现代文明社会才构建出了那么多遏制它们“野蛮生长”的体制和制度,来迫使它们依法文明生长。因此我们在认清了企业这个与生俱来的“原罪”之后,绝不能像郎咸平先生那么举起道德和公平、正义的大棒,对它们严加打杀。而是应该用理性和智慧去唤起全体国民,中间包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内,共同合力来打造和构建一种既让马儿能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好的体制和制度。这,即是我们至今仍在千呼万唤的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
   
    然而十分痛心的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时至今天为止,还依然沉迷在旧体制的温柔乡里,悠然做着在权势卵翼和庇护下,共同掳掠多数人利益的好梦,好似真的由原来那种“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地,进入到“甘于做奴隶”的极乐世界了。自然,也就不可能意识到在一个民主、法制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缺失,市场经济秩序紊乱的恶劣生存状态下,权势对于企业来说,永远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双刃剑。它,既可以顷刻间让某个企业富如和珅,也可以让它转瞬间又溃如蚁穴。这里,就以今年商界中弹落马的三大巨款顾雏军、田文华、黄光裕为例。按理说,他们当时在商场上挥指方遒时,没有哪一个权势部门不是为他们大开绿灯,保驾护航的,可到他们遭罪受时,却没有一个向他们援手相救,就是一个权势不能保证企业良性生存和发展的惨痛教训。再说这次席卷而来的世界金融风暴,也没有因为谁是红顶商人或买办企业,便宽放一马。相反的倒是在这一“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危难之际,权势们真正竭力救援的,还是那些形式上属于国家的资产“国有企业”。至于民营企业,又只有让它们坠落和轮回到那个出生时的处境和地位上,去自谋生路,自生自灭。而此时,广东、上海所迈出的步子则更是决绝,叫“腾笼换鸟”,趁机转型。这样一来,原本就不享有国家保护性扶持政策的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前途和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由是纵观民营企业目下还在继续走着的曲线兴业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我觉得有必要在他们背后击猛掌,并善意提醒他们:任何强大的权势,都是靠不住的。故而再不能走与虎谋皮这条没有任何社会安全保障的自毁前程之路,和为权势陪葬的自我毁灭之路。而只有回到自己也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的角色上来,从而把企业的利益和诉求,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结合在一起,共同去推动国家体制层面的根本改革,才能在全社会打造和构建出一个企业家不用搞“潜规则”,不用走曲线兴业之路,也能够家财万万贯,富甲满天下的良性经商环境。而这,才是比求拜任何神仙皇帝都还要灵验的不二法门呢。同时,中国民营企业也只有唯此为大,才能彻底走出旧体制的雷区,顺利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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