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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第六部 咏王昭君诗
·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的希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中(编剧者后记)
·李咏胜文集第6集:狗眼看现实
·第一章:长夜的歌哭
·关于“和谐”一语的第二个15个是与不是
·人说的话与说的人话与不是人说的话
·性问题的社会变迁
·反腐败也是硬道理
·中国能否闯过腐败这一关?
·从中国人的某些见面语言看社会的变迁
·闲坐说“黄”字
·蓦然回首“十七年”
·虱子与鲁迅笔下的“夏三虫”谁可爱些?
·由小卒步步“将军”而忽然想到
·中国二十世纪最痛的是哪块肉?
·答某晚报记者问
·答某网友问
·戏看国内的某些艺术大家
·棒喝《百家讲坛》
·戏说麻将加裸体的中华文明精粹
·再为宋祖英明星委员的提案唱“赞歌”
·牟其中其人其事揭秘二、三、四
·牟其中和南德运筹东山再起
·谁是今天最“可爱”的人?
·由许霆案遥看中国社会的法制化进程
·另眼细看顾雏军案中的“注册资金罪”
·“夹江打假案” 回眸与反思
·第二章:5.12大地震忧思录
·“逃跑门事件”和“捐款门事件”的理性反思
·话说地震中出现的两个自贡名人
·且向都江堰市光亚学校卿校长敬一礼
·少年英雄不能等于民族精神
·不能因一个“范跑跑”而忘记了众多的“官跑跑”
·道德与美德的审美标准和尺度
·且看“蔡画画”画的是艺术作品还是作秀作品?
·且看四川电视台在地震中的新闻作为
·抗震救灾掩盖下的黑暗社会现实
·魂断中国哭墙
·狗日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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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又惊魂
·第三章:狗眼看人世
·笑看韩寒打虎
·支持韩寒解散中国作协的几大理由
·韩寒与当月女红作家赵凝谁更无知?
·读者打阎崇严,好似王胡打阿Q
·“掌掴事件”的警示:“一家讲坛”是以暴易暴的根源
·“三鹿恶之花”为何能够四面八方地开 ?
·三鹿能否为自己喊声冤?
·诺贝尔奖与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病”
·如何才能惩治这些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人民公敌?
·范冰冰呀,本是一朵出于污泥而被染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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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前总统陈水扁锒铛入狱给中国人的启示
·杨佳“语录”引起的试错思考
·私营企业破产后,工人的失业问题政府怎能不管?
·痛说那个难忘的1986
·戏说改革30年中那个难忘的1987年
·话说那个风雨欲来的1988年
·对海南省检察院“送法下乡”的另类思考
·再说对海南省检察院“送法下乡”的另类思考
·“给个活法?”——“范跑跑”为什么不这样说?
·“范跑跑”在泛道德审判下往哪里“跑”?
·2008年终感言:国有难,民有责乎?
·2009的中国风会向哪一个反向吹?
·“纪念”是否是过去式或死了的意思?
·紫太阳陨落四周年记略
·中国民营企业何时才能走出旧体制的雷区?
·听奥巴马演讲:美国没有不强大的理由
·追寻中国首善陈光标的价值和意义
·企业家再无耻,也不能践踏孩子的纯真
·多难兴邦与《08宪章》
·寻找公民意识觉醒后的“国家”在哪里?
·直面“文怀沙事件”:李辉的文革遗风不可长!
·再直面“文怀沙事件”:知识界何时才能走出非理性的误区?
·警惕“左愤”误国:——《中国不高兴》的狭隘民族主义批判
·毛泽东也是“农民工”?
·从“孙东东事件”看北大精神的沦亡
·谭作人案忧思录:无罪之罪又重演
·请看当代“人民公敌”谭作人
·第四章:黄草无风自动
·献给比尔盖茨的英雄交响曲
·野花分外香——流亡诗人蔡楚诗选《别梦成灰》拾英
·会思考的画——品评著名漫画家康笑宇的读书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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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无言自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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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狭窄至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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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母亲的微笑
·先师丁雷三十二年祭
·念记人生的烛钟云雁
·第五章:新笑林广记
·第六章:六十集电视轻喜剧:N官员从官日记
·第七章:物是人非事不休
·魏明伦《东方维纳斯》序言
·穿行在地狱与天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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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对海南省检察院“送法下乡”的另类思考

   再说对海南省检察院“送法下乡”的另类思考
   
    昨天我在前文中说过,海南省检察院借“55普法”之机“送法下乡”,试图重走在乡建立监察室的老路,其中还有隐情值得思考,不能轻易地说好或不好。其目的就是为了抛砖引玉,让大家共同来说破这个隐情,岂知竟“和者盖寡”,无奈之下只好自斟自饮了。
   
    当今时代世人皆知,在一个法制健全,依法治国的国家内,公安、监察、司法作为国家机器的三大执法利器,它们之间的地位和关系是平等的,彼此互为支撑的。而西方现代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够从体制层面遏制腐败的恶性生长,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司法的独立性地位神圣不可动摇,尤其是检察、司法的独立性地位不可动摇。比如台湾最近之所以能够把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公然叫嚣“台独”的前政坛大鳄陈水扁“请君入瓮”,其原因就在于独立检察官李子春发挥出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查案的重要作用。否则,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一旦失去了与公安机关一样的权力和独立性,是不可能把他这只死老虎装进笼子里的,更妄言打那些到处危害乡里的活老虎了。

   
    海南省检察院在社会问题无处不在,各种腐败案件频频发生的现在而今眼目下,提出一个向农村发展(“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执法“新理念”,究竟能否达到治标又治本的目的,我认为现在为之打句话还为时尚早。只不过由此使我感到寒从脚下来的是,检察机关的这一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之举,对寄望打造一个民主、法制的和谐社会来说,已经是一个难以疗治的内伤了。殊不知还有很多自以为上知天意,下解民情的有‘痔’之士,在那里为之大唱“得胜令”,真让我顿时生出许多花里看雾的视觉错乱感来……一个社会当它走到为弱势人群伸张公平、正义的司法利器都趋于“缺位”或“在野”,而只有维护稳定的司法利器“当道”或“在位”之时,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人间善恶的界线可分了,悲哉!
   
    诚然,中国毕竟是一个万劫不败的东方大国,所谓屡仆屡起,多难兴邦已经成为我们颠扑不破的古训,因而我们可以:“从来不怪命运之错,再来一次又如何?……”
   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史仍在不时敲打和告诫我们,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已经涌动到依法治国,还政于民的理性时代了。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到那个帝制一统天下的非理性社会中去,而任凭灾难的恣意肆虐。随后再来难后兴邦,重建家园。
   所以,我才进而认为海南省检察院的“送法下乡”,既不是解决农村法制建设问题的关键,也不是解决整个社会法制建设的关键,而唯有如何增强和提高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执法地位、执法条件问题,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不作为或无法作为这一问题的关键。至于其它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问题,如海南省农村的法治环境不足,上访人员申诉无门等待,都是后一步依法求解的社会问题。
   
    总之,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如果它的检察和司法体系长期出于弱势,那么它要走向和谐发展的期望值,就不是正数,而是负数了。记得印尼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就是不惜牺牲社会的公平、公正,而以警察的国家化和国家的警察化来高速推进经济发展的,其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个逆向发展的惨痛教训。而这种惨痛教训反映在文革中,便是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其结果只能是什么也生产不了。因此,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良好预期,我们必须呼吁社会协力打造一个司法机关之间能够平等执法的法制环境,才是摆在眼前重要而紧迫的事呢!
   
    200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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