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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对海南省检察院“送法下乡”的另类思考

   再说对海南省检察院“送法下乡”的另类思考
   
    昨天我在前文中说过,海南省检察院借“55普法”之机“送法下乡”,试图重走在乡建立监察室的老路,其中还有隐情值得思考,不能轻易地说好或不好。其目的就是为了抛砖引玉,让大家共同来说破这个隐情,岂知竟“和者盖寡”,无奈之下只好自斟自饮了。
   
    当今时代世人皆知,在一个法制健全,依法治国的国家内,公安、监察、司法作为国家机器的三大执法利器,它们之间的地位和关系是平等的,彼此互为支撑的。而西方现代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够从体制层面遏制腐败的恶性生长,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司法的独立性地位神圣不可动摇,尤其是检察、司法的独立性地位不可动摇。比如台湾最近之所以能够把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公然叫嚣“台独”的前政坛大鳄陈水扁“请君入瓮”,其原因就在于独立检察官李子春发挥出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查案的重要作用。否则,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一旦失去了与公安机关一样的权力和独立性,是不可能把他这只死老虎装进笼子里的,更妄言打那些到处危害乡里的活老虎了。

   
    海南省检察院在社会问题无处不在,各种腐败案件频频发生的现在而今眼目下,提出一个向农村发展(“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执法“新理念”,究竟能否达到治标又治本的目的,我认为现在为之打句话还为时尚早。只不过由此使我感到寒从脚下来的是,检察机关的这一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之举,对寄望打造一个民主、法制的和谐社会来说,已经是一个难以疗治的内伤了。殊不知还有很多自以为上知天意,下解民情的有‘痔’之士,在那里为之大唱“得胜令”,真让我顿时生出许多花里看雾的视觉错乱感来……一个社会当它走到为弱势人群伸张公平、正义的司法利器都趋于“缺位”或“在野”,而只有维护稳定的司法利器“当道”或“在位”之时,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人间善恶的界线可分了,悲哉!
   
    诚然,中国毕竟是一个万劫不败的东方大国,所谓屡仆屡起,多难兴邦已经成为我们颠扑不破的古训,因而我们可以:“从来不怪命运之错,再来一次又如何?……”
   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史仍在不时敲打和告诫我们,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已经涌动到依法治国,还政于民的理性时代了。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到那个帝制一统天下的非理性社会中去,而任凭灾难的恣意肆虐。随后再来难后兴邦,重建家园。
   所以,我才进而认为海南省检察院的“送法下乡”,既不是解决农村法制建设问题的关键,也不是解决整个社会法制建设的关键,而唯有如何增强和提高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执法地位、执法条件问题,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不作为或无法作为这一问题的关键。至于其它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问题,如海南省农村的法治环境不足,上访人员申诉无门等待,都是后一步依法求解的社会问题。
   
    总之,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如果它的检察和司法体系长期出于弱势,那么它要走向和谐发展的期望值,就不是正数,而是负数了。记得印尼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就是不惜牺牲社会的公平、公正,而以警察的国家化和国家的警察化来高速推进经济发展的,其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个逆向发展的惨痛教训。而这种惨痛教训反映在文革中,便是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其结果只能是什么也生产不了。因此,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良好预期,我们必须呼吁社会协力打造一个司法机关之间能够平等执法的法制环境,才是摆在眼前重要而紧迫的事呢!
   
    200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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