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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那个风雨欲来的1988年

   话说那个风雨欲来的1988年
   ——在天涯杂谈《改革30周年草根座谈会.1988》的发言
   
   
    回头来看1988,应该说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向还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转变,改革还在按照胡的思维运行着,开放还在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海南的正式建省,标志着整个国家向西方现代化靠拢的步伐并没有因为胡的下台而改变。但由于胡下台而引起的政治震荡,已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势头,被显著地降温减速了。而赵在此期间(包括87——89),他实际所作的有益之事,也就是在左与右,改革与反改革的政治角逐之间,搞平衡,协调而已。此乃如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政改从77年就基本上没法搞了。”与此形成社会矛盾递增的原因是,由于政改的滞后,而开放的路子又大又快,因而使得国家在许多宏观管理政策上出现了断裂和偏差,于是乎,抢购风潮、全民倒冰雪彩电风潮、官方倒批文风潮,顿时此起彼伏,形成一个到处是轰动效应的热闹景观。而此时的赵,也就只有在其中扮演一个消防救火的政治角色了。

   
    至今有人反思1989时,还在认为它的发生是外受西方的民主价值观的错误影响,内受少数人的政治利用所致。而看不到所有发生的问题,其原因和根子早就在数十年就潜在很深了。它之不过是借着民众缅怀胡的情绪,和对“腐败”和“官倒”矛盾凸现的激愤而趁势爆发了出来。因此,我个人认为,98年确实有很多值得谈,值得肯定的进步的东西。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对当时正迫切需要科技人才和各种管理人才的社会,确实是大大地解放了一大批活的生产力。这对后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无疑是起来重要作用的。比如当时海南特区的建构设想和模式,是设计建成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甚至发行单独的特区货币,依照香港的政治体制进行管理。只是这个美好的蓝图,最后还是被高层否定了。倘若试想,海南特区这个设计模式能够付诸实施,那么说不一定会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闯出一条新路,建立起一个真正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样板。自然,也给用不着我们今天在这里坐而论道,夸夸其谈了。
   
   
    我还是认为我们今天反思这30年改革走过的“8000里路云和月”的目的,是为了使明天的中国不再步入由大治到大乱,再又由大乱到大治的历史覆辙,我们唯一要做的实事和正经事就是找出它存在的最大问题和最大隐患——政治体制改革的被搁置和被屏蔽,从而使开放压倒了改革的主旨,蚕食了改革的目标,颠覆了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和民心向背,因此才造了目前这个少数人“窃国者侯”,多数人利益处处受挫的危局。所以如要走出这个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代化困境,必须紧紧抓住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纲中的纲,目中的目,才有可能走活今天这个“小卒到处‘将军’”的东南亚发展模式的死棋,即以军人专制体制,封建专制体制强行推进经济高速增长。否则,再高唱什么“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道德理想主义”、“新儒家”的高论下去,那么我们也许就只有坐待世界上那些受过专制奴役之苦的人们,哪一天来解救我们了。岂有它哉?话说至此,这周的《南方周末》在评价改革八贤人物任仲夷时,有这样一个评论,称他为改革开放的先驱。而他一生最为难得可敬之处就在于临终前还那么老马识途——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勇气》,由此可见夷老才是一个体制内最名事理,识大势的智者。
   总之,无论这样说,我们现今真的不是抱怨改革出现公平,公正失衡,失范的时候,也不是空谈道理,学理,哲理的时候(这些当然也可找机会从先秦诸子,希腊雅典那里开始对谈),而是必须坦然面对危机,然后逐一寻求死棋的活走之路数才是理性的上策。
   
    刚才,有谈友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大大地有前途!”,我想问题是否这样来看要好些?
   如果人在在不需要外力和其它参照物作用的情况下,能够自我完善的话,不都变成上帝和神了?更何况那些在世俗利益裹挟下的人或政党和组织,真能够自我完善吗?
   
    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是,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往往比文盲整知识分子更凶狠,也更毒辣;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愚弄公众往往比体制内的人愚弄公众更伪善,也更无耻。而由这种伪教师爷来教导人们怎样走路才合符礼义廉耻,无疑是诱导人们回到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社会。
   
    200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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