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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说 那 个 难 忘 的 1 9 8 6

痛 说 那 个 难 忘 的 1 9 8 6
   ——在天涯杂谈《改革30周年草根座谈会.1986》上的发言
   
    1986这个汉字符号,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因为在这一年里,中国人刚刚觉醒并燃起的爱国热情和试图改革旧体制的种种尝试,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杀威棒棒打下烟消云散了。从此而使中国社会,逐渐步入了后东南亚国家用封建专制体制强行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陷阱。
   

    那么,1986的中国国势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答案是那一年,中国从上到下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改革。什么叫政治体制改革呢?简单说来,它就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与先进、强势的世界格局发生相遇、碰撞时,对自自己的国家机器的主要构件所进行的重大修整和内部更新。如换用我们自己被极左政治异化了的观念来说,就是上层建筑。可以这样说吧,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封闭、保守、僵化的封建专制国家,在走向现代化国家之前,都进行过这种像“破处”和“生育”一样痛苦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其中,英法美是这样,连我们的邻过小日本,也是经历“明治维新”这一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才逐步走向兴盛富强的。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任何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想要变成富国强国所必须走的康庄正道,也是保证一个国家在GDP高度增长的过程中不至于出现社会化大分化,大动荡所绕不过的大关和大坎。
   
    而对于以上这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是问题,曾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其实内心是一点不糊涂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遇到了政治体制的阻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问题突出出来。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1985年下半年到1987年上半年间,他多次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并强调指出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中他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具体化,要进行总体设计,要有一个蓝图。他指出:“一九八O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178页 1986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开始了总体方案的酝酿和设计。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一设想的基本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中。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中共十三大报告认为,我国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兴利除弊,清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该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概括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依据这一思路,提出了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以中共十三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开始启动。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许多领域,但改革的核心,还是直指我国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问题。根据邓小平关于十三大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并有一个蓝图的提议,1986年9月中旬,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组建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包括了不少当时政治局的常委和委员。从11月底到12月初,还就此专门成立了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原则等七个专题小组。而在中共中央党校,也成立了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组,并对应设立了七个专题组,“之所以在党校还要成立类似的研讨机构,就是中央希望能够尽可能提出更多的方案,多听到不同的意见”。
   曾经担任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的王贵秀,至今对当时领导集体表现出的民主作风记忆犹新。当时,七个专题组每组至少汇集了上百名学者,同时还专门邀请了不少驻外大使进行座谈,请他们将所驻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运作状况提出报告,以供研讨小组参考。而这些研讨成果最后很多都写入到十三大报告当中。如今翻开十三大报告,在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的第一节就是“党政分开”。在论述了党政分开的原则和做法后,报告说“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党政分开才能使党组织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全党同志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高高兴兴地投入这场改革,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随之而后,当时在位的几大改革巨头纷纷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发挥了自己的政治作用,在全国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帷幕,迈开了当代中国人试图一举进入现代政治民主代化国家的悲壮实践。
    ——这就是后来发生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政治背景和条件。
   
    那么,一个旨在使中国这个苏制与帝制相结合的国家机器进行变革与更新的进步运动,怎么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的悲剧气氛,最后竟无果而终,至今还令人嘘嘘惋叹不止呢?看来,这其中究其最根本、最要害的一个原因,正在于这个触动了某些反改革势力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便抓住改革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某些失误和偏差,究其是抓住思想文化艺术界中出现的某些尖锐的思想和观念,从而把它们提升到一个与国家民族相对立的高度上去,其罪名就是那个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此,许多80后的人自然不理解,会问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呢?可以这样说吧,这个在今天看来分明是一个伪问题的问题,可在当年却是一个让人胆寒心惊的大问题。因为在反改革派们看来,所谓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那些要求和宣传要国家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人,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关于这个伪问题的荒谬之处,大家现在都已经明白,自由并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的,而是人天生就有的基本权力,也是人类社会颠扑不破的普适价值。那么,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为什么会赞同反改革派提出并形成浊流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个中的历史原因还得从“反右运动”那儿去找。而今天在这里,由于时间关系和某些条件的限制,我只能简约归纳为三点:
    一是由于制定宏观改革方略的关键人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改革者们的观念和认识不同;二是由于思想文化方面和社会各方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准备不足;三是改革者们对依靠旧体制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和风险性认识、准备不足。
    所以,才使中国这艘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船,从一开始便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巨大的礁石上,屡屡触礁,节节溃败。
   
    现今,人们对1985年前后出现的由政治体制改革引发的那一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已经由淡漠而逐渐忘却了。但当我们在回首和总结中国这30年来的改革过程时,千万不能因此而屏蔽和掩盖了我们那些曾经追求和奋斗过的美好的东西。对此,我至今还记得我国政治元老、有党内“开明人士”之称的任仲夷同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那些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他说:“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任老还进一步地阐释:“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一天一天有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但政治改革没及时跟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他还说,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记得邓小平还提出:“他还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1992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市场经济,计划政治”(《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同时,我还记得另一位曾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在他弥留之际所说过的一句带有经典性总结的话。他说:“现在经济改革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他还透露:“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而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于是,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九八七年后就一直没有再向前推动过(《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由此见出1986,就是一个区分中国社会能否真正持续发展,而不再出现一治一乱因果循环的关键性符号和分界线了。
   
    最后我想可否这样说,中国试图走向政治民主化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在极左派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压下,由胡耀邦的悲剧谢幕而被打人了冷宫。但是它留给我们今天的,却是一笔值得深刻反思和记取的宝贵经验和财富。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腐败猖獗肆虐,民生凋敝,国运维艰的现实国情下,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有重走邓小平所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条“长征路”,才能使中国社会真正迈入持续发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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