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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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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中国首善陈光标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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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民间俚语拾珠(之一)
·四川民间俚语拾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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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火的欧罗巴(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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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细看顾雏军案中的“注册资金罪”

另眼细看顾雏军案中的“注册资金罪”
   
    本来顾雏军这个人,无论我们喜不喜欢他也好,他都是一个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无序到逐渐有序过程中一个被处于毁誉两极的风云人物,就好像当年的牟其中一样,一会儿是“中国首富”,一会儿就成为“中国首谝”了。历史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倘若要看到个中原由的话,怎能不让人“长太息以掩泪兮!”
   
    而当我冷静看待顾雏军案时,最先看到的是尽管广东佛山市公诉机关对他的指控罪有几十条之多,但一审法院佛山市中院对他最后的判决却只有有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虚报注册资金罪”。由此,我认为有必要清理一下这个罪的法理关系了。而要理清这个罪之间的法理关系,则又只有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演进过程和企业在具体经营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外部环境说起。记得中国的第一轮改革开放热潮兴起之时(即1978——1989),国内风起云涌的企业大致有三种:其中一种为国营集体企业,,俗称大集体;一种为乡镇自办企业,俗称乡镇企业;一种为民办企业,俗称个体户。那时国家的公司法尚未出台,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法规限制。因此当时所创办的各种企业,其经营规模及注册资金都不大,一般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至于几百万元的企业,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而个体户们,则是少者几百元,多者几千元就行了。其注册资金形式,如果是国营办的有国营企业担保,如果是乡镇办的有乡镇政府担保。而个体户由于注册资本不大,因此大多数不是借钱就是合伙凑钱进行登记注册的。所以这一时期,“虚报注册资金”的案例虽有,并未成为潜流,或者叫“潜规则”。但到了第二轮改革开放的热潮兴起之时(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在“海南开发热”,“北海开发热”的时代潮涌之下,内地也相继兴起了“开发区热”。于是,企业“虚报注册资金”的问题便由地下浮出了水面,甚至发展成为那时一个不是道理的道理,不是规则的规则。因为按照那时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要那些搞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必须具有三级以上的开发资质证书。可要办到这个由省、市级建委审核颁发的证书,三级资质企业注册资金需要几百万元,二级资质企业注册资金需要几千万元。而要搞进出口的业务必须具有进出口权,可要办到这个由省、市级外经委审核颁发的进出口权证书,其注册资金至少需要几千万元。再则,那时国家开始实施增值税政策,经营规模小及企业注册资金少的不能开办增值税发票。基于以上外部环境的压力,不少企业都采取了“虚报注册资金”求生存和发展的韬晦之计对之。笔者当年曾在深圳、海口、北海几家公司都就过要职,但据我所知,这些公司账上所有的资金大多还不到高悬于大厅内“营业执照”上注册资本一栏中的百分之一,最多的一家也不过是其中的三十分之一。运作最好的一家,则是将一家公司的资金短借过来验资,待登记注册手续办完便随即还了回去,新公司帐户上实际并没有多少资金。之后回到北京、成都、重庆等地,我以为这种瞒天过海的事只有下了海的人们才做得出来,内外人不会做。但几桩可出示国家有关部门鲜红大印的证书证明:“虚报注册资金”这个事儿,并不是下了海的人才会做的。区别只不过是有的人“勾兑”得好,很快成了大款。而有的人“勾兑”得不好,不但没有暴富反而成了“罪人”。

    由此使我想起《魔鬼辞典》作者安﹒比尔斯那句令人深省的妙语来:“所谓罪犯就是那些被抓到了的人。”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进程毕竟不能从巴尔扎克、雨果、马克吐温、海明威生活的那个时代重新 “再来一遍”,而只能遵循邓小平的济世方略:“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那时的中国企业家们,无论今天的财力有多“牛”,也是不能否认自己曾在过河途中被浑水打湿过手脚的。再说那时的国内大环境是,各地都在搞开发,求发展,每个地方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招商引资。而外资企业(包括外地企业)注册资金的多少,则正是他们连任或升迁的功劳和政绩所在。所以不少地方政府对企业注册资金中出现的“虚报”问题,几乎都是采取睁只眼闭只眼而不管不问的,至于像广东顺德市政府有关部门那样公认帮助顾雏军“虚报”成真的现象,可以说并不是个例和少数。这其中特别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自然法人由于“虚报注册资金”而成为一个合法的企业法人之前,有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参与和批准?而根据国家第一次《公司法》的规定程序,任何一个公民即自然法人要办企业,须先到当地工商局申请登记注册,然后办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如核准企业名称,核准企业章程及经营范围。然后由当地银行部门出具“资信证明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书”,再经过工商局的几次三番审查之后,才能够由一个公民或自然法人上升为企业法人的。且那时的真实国情是:银行希望开户的企业越多,自己也就越发展了;而审计部门和工商局则是按企业注册资金的多少来收取“验资费”和“注册费”的,企业注册资金越多,他们收取的“佣金“就越多。同样的道理,企业在申办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和“进出口权证书”时,也是要按注册资金比例收取“佣金”的。这就造成了政府有关部门在利益的趋使之下,帮助和参与“虚报注册资金”事例的暗中屡屡发生,甚至屡禁不止。由此不难见出企业“虚报注册资金”之事,在没有政府有关部门帮助和参与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再说根据《公司法》规定,企业只要按照正常程序领取了工商部门核准颁发的“营业执照”,就是合法的了。再由此反观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过程中兴起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如果都敢于拍着胸口说:“我什么都是真的”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能够取得今天这样长足的发展就真的是无本之木了。因为那时的民营企业银行不准许贷款,连很多今日富甲天下的金融大愕业那时也还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呢!
   
    那么回头再说顾雏军案,究竟有哪些值得清理的法理关系问题呢?
   首先笔者认为,如果说中国二十世纪末的法律误区是只求社会稳定而不讲法律程序(即从速从快从重),那么二十世纪初的法律误区就是只求法律程序而不讲法理关系了。直接点说,顾雏军案的一审判决就是后一种情况的典型案例。因为只要我们稍微理性地看顾雏军案的审判,在法律程序上可谓完美无缺。但从审判的法律依据和社会公理来看,便觉得它在两方面都有失公正和公平了。一方面,依照一审法院的判决顾雏军“虚报注册资金”证据确凿,是依法判罪。但笔者从法律的角度看判定顾雏军“虚报注册资金罪”时,却不知道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法是根据什么法律条文所判定的,比如虚报注册资金多少应判多少罪,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危害应判多少罪等,可惜这些一审法院都未能作出一个于法有据的法律指证,这就不能说是一个简单的“法律试错”问题,而是一个究竟“法出何文”的大问题了。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在判定顾雏军犯有“虚报注册资金罪”时,没有考虑到那时的企业“虚报注册资金”是人皆有之的社会问题,从而把这个众人都干过的错事都全加罪在了顾雏军个人头上,这就分明法律不公了。为什么法律会只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不顾及社会良知和正义呢?记得著名印度电影《流浪者》中大法官拉兹涅贡指控拉兹有罪的法庭陈述词是:“好人的儿子永远是好人,坏人的儿子永远是坏人”;女主角丽达的法庭辩词是:“如果法律不承认良心,那么良心也不会承认法律。”而这些,似乎也是一个如何正确处理社会法理关系的生动范例,又怎不指点后人思考借鉴呢。此其一。
   其二,如果我们认同一审法院的判决正确无误,那么就必须面对和回答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顾雏军从工商部门领取的“营业执照”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因而,如果它是合法的,那又何罪之?如果它是不合法的,则是罪有应得!但根据大量的庭审事实证明,顾雏军从工商部门领取的“营业执照”是完全合法的。由此而言,如果法院判决他的“虚报注册资金罪”成立,那么收取了他的“验资佣金” 并出具合法性“验资报告”会计师事务所与收取了他的“注册佣金”并核准颁发合法性“营业执照”的工商部门也就成了同犯,自然脱不了法律关系。至于那些认为帮助和参与过他完成这一作案的有关政府官员也有无罪的说法,显然就于法无据了。但在公诉机关的指控和一审法院的判决中,上述两个在法律层面分明存在的“同犯”,却被“藏匿”和“忘记”了。这真把我这个不懂中国法律又关心中国法制进程的人打昏了头:假如公正的法律是只问罪责不问犯罪者是谁的话,那么国家行政机关无论大小也是一个社会法人单位,倘若它一旦犯了法也一样难咎其罪责。而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呼唤依法治国已成为时代主潮的社会,怎会有这种只有“官理”没有“民理”的大案发生呢?。由此从另一个法与理的层面说明,法律在证明其自身的公正性时,对任何同犯是既不能“藏匿”也不能“忘记”的 。同时,更不能准忍让法律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而牺牲公民个人利益的恶行。
   其三,如果顾雏军案中的“虚报注册资金罪”最后被依法成立,那么我们所有管理企业是否合法经营的政府有关部门还是应该反躬自问一下自己了:诚然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和实现大国复兴之梦的征途中,不可避免地要牺牲一些“开山炸礁”的英雄人物,以保持在社会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和谐发展。但是中国社会的进步进程无论怎样七坎八坷还是跨到“市场经济”和“依法法国”这个门槛了,任何人企图还想以“贪赃枉法”、“以权代法”“公权私用”为快事,都是反潮流而动的愚行,中间包括它的每一个自然法人(社会公民)和社会法人(政府部门和企业法人单位)在内。所以在笔者看来,顾雏军案中的“虚报注册资金罪”究竟合法合理与否,便显得与建立“和谐社会”问题本身一样重要,因此任何一个真正关注中国未来发展走向和趋势的人不能视而不见,淡漠处之。究其原因在于今日的我们尽管是:“我们可以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法律不公正,但不可能永远在不公正的法律里过生活!”(萨特语)
   其四,关于顾雏军案中被一审法院指控的另外两个罪名是否的成立问题,因为笔者对法学无专攻,更不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诸多法律法规,故而不便说三是四非,只是隐隐感到任何企业在资本运作过程中还是应该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潜规则”的,不能与一错而否定其它的对吧?比如银行把储户的低息存款放出去高额投资获利,能说它是欺诈储户吗?因为银行本身也是要赢利的,它不可能白白为储户把钱存放在金库里,不赚钱只赔钱,而必须把储户的存款拿出去“运作”才能保证储户的存款本息双收。如用世界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关于“接近均衡”的理论来看,资本的兴起和衰亡都在于它能否自由均衡流动的过程中。如换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好听的叫做“借鸡下蛋”,不好听的叫做“挖东墙补西墙”,你能说它不是一种正当的经营策略么?不能。再说今天不少企业仍流行的一种“潜规则”,叫做“合理避税”。什么是“合理避税”呢,说白了就是企业为了合理合法地避免有关政府部门的“苛捐杂税”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其目的不是不纳税,而是在纳税的同时减少哪些不该交纳的“税中税”、“税边税”和“税外税”,你又能说它不是一种正当的经营策略么?恐怕也不能。由此来看中国现代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的许多“违规犯纪”问题,恐怕不是用与市场经济发展滞后的“家法”和“旧法”所能公正判决并取信于民的。虽然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在立法的数量上,已经是美、英、法国家近一百年来的总和,但就其立法质量而言,则大多数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法律,极少具有前瞻性和普适性,因而也就只有“错误缺点在所难免”了。所以对顾雏军案中被一审法院指控的后两条罪名的是非曲直问题,尚待更多精于此道的专家学者去“纵横”与“捭阖”了,我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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