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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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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打假案” 回眸与反思


   “夹江打假案” 回眸与反思
   
   1995年7月28日发生在四川境内的“夹江打假案”(《成都商报》1995.7.29讯:省技监局夹江打假受阻),由于它一连引起三场官司,即:“夹江县彩印厂厂长万建华不服省技监局行政处罚案”;“夹江县法院状告成都商报名誉侵害案”;“四川彩虹电器有限公司状告夹江县彩印厂商标侵权案”,因而曾创下九上中央电视台,国内几十家新闻媒介频频跟踪报道的暴炒盛况,成为当时一桩最具有“轰动效应”的典型案件。
   近年来,由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几十所国家重点高校已将此案列入“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案例”写入了法学教材,作为教学案例,因而研究它出现的前因后果便凸显出了新的价值和意义。记得成都市中院1996年4月10日开庭审理“四川彩虹集团状告夹江县彩印厂商标侵权案”那天,成都电视台还首次破例进行了现场直播,偌大一个成都市顿时成了万人空巷,市民争相围在电视机前收看审判实况,由此足见此案对社会和人们的影响有多大了。

   其实“夹江打假案”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也不重大。夹江县彩印厂(系民营企业),由于经营管理混乱,在没有合法印刷手续的情况下,擅自为他人印制了四川彩虹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灭蚊药片包装19600个,总违法额约7000元,违法利润约2000元,实际收取定金500元。而在该厂正印制此产品的过程中,当即被省技监局现场查获。随之被收缴了该批违法印制品,同时被封存了该厂的印刷机及其印制材料,并被处以9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厂厂长万建华对此查封和处罚表示不服,以该厂是工商部门批准的具有印刷注册商标的合法企业,即使违反了印刷商标的有关规定所违犯的是《商标法》,应由工商部门实施处罚,不属于省技监局职权处罚为由,依次向夹江县人民法院、乐山市法院、省高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四川省技术监督局越权执法不当,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夹江县法院解除对其作出的查封印刷机及其印制材料的行政处罚;请求乐山市中级法院、四川省高院解除省技监局对其作出的罚款90000元的行政处罚。最后几个案件的审判结果,自然是以夹江县彩印厂及厂长万建华的官司一输再输为结局,由此而给广大密切关注这一案件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答案。从而使举国上下被“假货”激起的“恨假”公愤,由“造假者”的惨痛败诉而得到了情绪上的渲泄和满足。
   于是,许许多多当初时刻关注这一案件的人们很快便把这一案件给忘却了。但我作为略懂法律常识的新闻工作者,由于当时对该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审判过程极为了解,且对其中新闻媒介参与后的作用和影响尤为关注,因而才发现了其中几个至今仍值得我们理性反思、研究和探讨,并引以为戒的问题。
   客观地看此案件,确实未见有何复杂、重大之处,更说不上有何可以成为社会“焦点”、“热点”的背景和条件。倘若站在法律的高度和视野来看此案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则应该说它的双方当事人,都是具有一定法治观念的守法者,都能够自觉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仅此便足以见出在全国广泛进行“三五普法”宣传教育,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的行政机关和企业经济组织已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矛盾和纠纷。这无疑是一件既有益于民主法制建设,又有益于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大好事。但问题是这桩本来极为正常合法的行政诉讼案,自新闻媒介的踊跃介入,甚至积极干预之后竟变得日趋复杂、重大起来是什么使此案骤然成为新闻“热点”、“焦点”的呢?回答自然是:打假也!对此,我认为此案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如果仅仅局限在“打假”这个事件上来看,那么即便再把它再扩大几十倍(据了解:我国当时查处的假冒伪劣商品已达一百多亿元),也是难以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的。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与什么力量使这个本来不大的案件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呢?笔者认为结论只有一个:那即是由于新闻媒介未处理好新闻与法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
   仔细分析,原因如下:果,自然是以夹江县彩印厂及厂长万建华的官司一输再输为结局,由此而给广大密切关注这一案件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答案。从而使举国上下被“假货”激起的“恨假”公愤,由“造假者”的惨痛败诉而得到了情绪上的渲泄和满足。于是,许许多多当初时刻关注这一案件的人们很快便把这一案件给忘却了。但我作为略懂法律常识的新闻工作者,由于当时对该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审判过程极为了解,且对其中新闻媒介参与后的作用和影响尤为关注,因而才发现了其中几个至今仍值得我们理性反思、研究和探讨,并引以为戒的问题。
   客观地看此案件,确实未见有何复杂、重大之处,更说不上有何可以成为社会“焦点”、“热点”的背景和条件。倘若站在法律的高度和视野来看此案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则应该说它的双方当事人,都是具有一定法治观念的守法者,都能够自觉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仅此便足以见出在全国广泛进行“三五普法”宣传教育,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的行政机关和企业经济组织已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矛盾和纠纷。这无疑是一件既有益于民主法制建设,又有益于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大好事。但问题是这桩本来极为正常合法的行政诉讼案,自新闻媒介的踊跃介入,甚至积极干预之后竟变得日趋复杂、重大起来是什么使此案骤然成为新闻“热点”、“焦点”的呢?回答自然是:打假也!对此,我认为此案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如果仅仅局限在“打假”这个事件上来看,那么即便再把它再扩大几十倍(据了解:我国当时查处的假冒伪劣商品已达一百多亿元),也是难以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的。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与什么力量使这个本来不大的案件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呢?笔者认为结论只有一个:那即是由于新闻媒介未处理好新闻与法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
   仔细分析,原因如下:
   一是新闻代法,干扰司法的问题
   回想此案始发时,其实多数新闻媒介的报道还是比较真实和客观的。但随着案情的后续发展,即由于该厂厂长万建华不服省技监局的行政处罚,而依法向各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之后,不少新闻媒介由于法制观念滞后于该案的当事人,看不清该案已由“打假”案向行政诉讼案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因而未能从法律的高度来看待其中突发的问题。一时间比如:“咄咄怪事,造假者反告‘打假者’”;“岂容造假者嚣张尘上,打假者反成被告者”; “恶人先告状——造假者状告打假者”;“造假者决无好下场”:“打假者被造假者推上了被告席”……等等充满情绪化和倾向化的报道顿时铺天盖地而起,刮起了一股强大的“打假”旋风,进而使案件骤然升温,变得火爆起来。更有甚者,有一大报刊甚至还引用不知出自何法学家的话来表示自己的义正辞严:“万建华无权状告四川省技术监督局”;“法院受理此案是对人民的犯罪,是司法腐败的丑闻……”但问题倘若仅止于此,尚可作为新闻媒介的一种偶然失误罢了。但实际情形是不少新闻媒介已随着这一思维惯性,越走越进入了误区。
   如当时有的新闻媒介,在该案案发后和法院立案审理此案的过程中,竟然以追踪报道的形式,去追查和查找与此案有关无关的人证、物证,公然承担起了司法机关的刑侦任务;有一家报刊甚至在法院作出判决后,连当事的原告和被告双方均未对判决作出异议时,便公开以被告方的身份和口气,向法院发起诘难,指责法院的依法审案是:“是地方保护主义恶性发作的典型案例,真是目无法纪!”(该报刊后被夹江县人民法院提起侵害名誉权诉讼,最后被调解为向该法院公开道歉,赔偿名誉损失费3000元)。如此之类公然向法院施压,甚至指责的报道当时还有很多。
   实际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确实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最近十几年间,我国在立法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进步。其中各种行业性法规的相继出台,使许多原来无序的经济纠纷和行政纠纷被纳入了有法可依、有序可循的正常轨道。这无疑是我国国家管理法制化、民事与经济问题法制化的一个重大历史进步。虽然这里边,由于我国的《新闻法》尚未颁布出台,还极难对新闻与法之间的关系作出法理上的准确界定,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新闻与法的关系,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就是要严格遵守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在具体的新闻活动中,就是要严格遵守国家的各种法律、法规,不得作出任何与法律相左和背离的报道。在对待新闻与司法机关的关系问题上,则就是要维护司法尊严,不得在司法部门审案之前作出定性、定罪和偏袒的报道,更不得以有倾向性和情绪化的报道,来干扰和扰乱司法部门独立办案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更不能以新闻代法去进行“新闻审判”。由此来看在“夹江打假案”中,可以说我们的新闻媒介在处理新闻与法的关系上,是有诸多失误的,至少来说也是对此问题认识模糊的,以致才会出现上述新闻媒介参与调查案件,法院立案后又不断受到的粗暴干涉和无理指责的种种不当行为。由此,它客观上不仅给法院的依法审理此案,造成了社会干扰,增加了社会压力,而且还直接影响和左右了此案的审理程序和审判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其实就是一种新闻媒介对司法部门的侵权和损害行为。这个未摆正新闻媒介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而出现的以新闻代法去进行“新闻审判”的教训,很值得总结和记取。由此教训看出我们的新闻同行在覆行自己的职责时,有必要多从法律角度去认识问题和反映问题。对此,法学界著名人士洪声润在《人民法院网》中撰文说:“以轰动一时的四川省夹江县所谓“造假者状告打假者”的案件为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报道用了“打假者上了被推上告席”作题,仿佛打假者永远正当,打假过程中违反法定权限,或手段违法,公民或法人也无从申辩。又仿佛只要是造假者,便应当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法院也必须参与其中奋力打击,而无需遵循必要的法律程序,无需对造假者应有的程序权力和实体权力加以保障。该报道营造的那种一边倒的气氛,直把一个相当复杂的法律程序问题变成了一个是非分明的道德问题。这样媒体监督既无从使案件获得合乎法律的公正的解决,更使得本来在我们这里便极为脆弱的正当程序观念愈发稀薄。莫于川在《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上撰文说“从夹江打假案”看行政法治的也许有人认为新闻媒介本身具有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责任,不能轻易否定和“礼让”。但尽管如此,我认为这种监督也应该是在法律之下进行的监督,而不是超越于它之上去进行的监督,更不能越俎代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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