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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十世纪最痛的是哪块肉?

中国二十世纪最痛的是哪块肉?
   ——也试说朱健国的《试说“蔡元培悖论”》
   
   按常识来说,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翻篇的。这即是说中国近代史既包括十九世纪,也包括二十世纪。如果我们说中国十九世纪的社会进步,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我们不得不“睁了眼看”,最后学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么,当我们说到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进步时,其心态和底气就不一定会那么坦荡自如了。因为二十世纪的我们从早上开始便高举着科学、民主、自由的大旗前行,而走到太阳落山时,眼前还是一片专制极权氛围笼罩的黑夜。以致当二十一世纪的晨钟惊醒我们的迷梦之后,我们不得不坦然面对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中国的二十世纪是“闭了眼看”世界的世纪,因而“种下了龙种,却收获了跳蛋”。
   至于话题说到二十世纪,自然要说到那个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更要说到他的“领军”人物蔡元培。众所周知,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唯一一个有着前清进士名衔,又两度留学德国,有着深厚西方文化素养,且又做过北洋教育总长的将帅级人物。而他执掌北大校印时,打出的治校方针便是:“兼容并包”。其目的就是广纳天下英才,促使各种学术思想、理论观点、艺术流派的“百花自放”。显然他的这一“海纳百川”式的办学理念,》、自由普适价值的进步思想,又适合在当时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下教育文化求生存,求发展的理性选择之道。可以说他的这一先进意识和觉悟,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也依然是一笔值得我们光大和继承下去的重要精神财富。

   但朱健国在《试说“蔡元培悖论”》一文中,却把他的这一“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归结是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是使中国出现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不宽容“主旋律”。并声称:“国共两党近百年的你死我活斗争,虽然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但‘内因是主要的’,主要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政治化的结果――‘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从‘思想革命’升级为政治革命,分裂为两大政党互斗不休:陈独秀、李大钊直接借《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创建中共,鲁迅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敲边鼓造‘匕首’,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实际上以蒋介石国民党为正朔,以‘卖艺不卖身’的方式与蒋介石国民党有限合作,默契国民党打压共产党。诚如《路线图》序言所论: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毛泽东虽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却是拥趸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陈独秀从梁启超那里继承的‘新民’说,深深传入毛泽东的骨髓。梁启超说‘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
   府,无新国家。’陈独秀则在《亡国篇》、《恶俗篇》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论证国民性改造的核心观点:‘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诸多杂文所强调的‘改造国民性’,皆是梁启超、陈独秀‘新民’说之发扬,毛泽东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主要也就是‘改造国民性’----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乃至文革,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新民’说之深刻影响。重国民道德训政,略民主共生制度建设,是新文化运动绵延至今的一大流弊。
   这似乎表明‘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兼容并包’之共生种子,并不一定能结出‘兼容并包’之共生果”。
   从以上观点看来在朱健国眼里,二十世纪之所以未能结出他理想中的“共生之果”——民主、自由社会来,其原因正在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育化和造成了“新文化党”的产生,从而把中国引入了黑暗的深渊。而这个悲剧既是“蔡元培悖论”造成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对此,作者认为有必要先对他文中所列举的人物关系进行清理,才有可能把问题讨论下去。这即:他在文中所列举的主要人物一为蔡元培,一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一为鲁迅和胡适。这其中蔡元培终其一生是教育家和民主革命者,而不是政治家和革命家,唯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才是政治家和革命家。而鲁迅和胡适则仅此是思想家和文学家。虽然他们都曾投奔在蔡元培旗下,共同创办《新青年》(毛泽东除外),从而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那一代人,撒下了多少进步的种子和希望,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至于后来陈独秀、李大钊借《新青年》之巢,生出了“共产党的蛋”,其内在原因并不在于北大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而是在国内民族矛盾日益加剧,外受苏俄赤色革命和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影响所致。如果我们硬要说中国十九世纪产生的“专制极权主义”恶瘤,是“蔡元培悖论”的结果,那么是否可以说欧洲中世纪是“古希腊文明悖论”的结果,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宽容”是英国“宽容法案悖论”的结果,希特勒、斯大林专制极权主义是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悖论”的结果呢?恐怕不能。因为事实上,中国二十世纪之所以会发生那么多“不宽容”的历史大悲剧,完全是两个互不相让的强大政治集团造成的。它们其中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名义上是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际施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一个名义上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实际施行的是斯大林的专制极权主义。因此他们本来有机会让历史走出暴力革命的因果循环,彼此通过坦诚的“宽容”与合作,建立起一个为国家民族谋大福址的社会制度来的,但他们却为了各自的集团利益而甘愿置千千万万遭受几十年战乱之苦的百姓生灵不顾,而不惜一切代价去争皇权,争江山。未必这一切的罪恶,仅仅是一个“不宽容”就能洗净它们的血腥味儿么?恐怕也不能。因为实际上争皇权、争江山才是所有封建专制帝王致死不改的真本性,而本性之下,又焉有宽容可言。可朱健国竟把这笔账记到了蔡元培办学思想上,就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
   至于说到鲁迅和胡适,据朱健国所言鲁迅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是梁启超、陈独秀“新民说”理论的发扬,其“杂文作品则是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敲边鼓制造‘匕首’”。然而,纵观整个二十世纪所有发生的灾难和罪孽,又有多少不是国民素质低劣问题所酿造而成的呢?也许相反的倒是鲁迅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先人几步看出了中国问题的要害和实质是不能寄望于阿Q式的农民革命和暴力革命,而只有走渐进式的“人的素质革命”。但可惜他的这种由本及末,从内到外的深层救国理想,未能被后人继承下去,而我们至今仍然走不出历史的阴影,也许正是远离了鲁迅的原因。当然,鲁迅说到底是人不是神,他晚年由于在“前不通,后不通”迷途下,也去找过毛泽东,并做了不少反对“费厄泼赖”,主张“不宽容”的事,从而给后人留下他“倾心革命”的口实,由此而把他竭力“与黑暗捣乱”的民主、自由斗士形象给无情“pk”了。这里还有必要分辨清楚的是,毛泽东为什么会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并把他奉为神呢?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瞿秋白、冯雪峰的鼓噪,二是由于毛泽东出于“团结”国统区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需要,而决非是对鲁迅自由主义精神的认同。再说胡适吧,他自美国归来后,最早在北洋军阀的官场上厮混,企图找到一个“好人政府”的权力支撑,以致壮志不成而参加“新文化运动”,随后与陈独秀、李大钊联手主办《新青年》,力主白话文,发表《文学与改良刍议》,因此引起了“文学与革命”、“问题与主义”之争,从而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故而对他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立下的这一伟绩丰功,更不是谁能够轻易“pk”的。再后来的胡适,是一手高举着自由主义的大旗,一头扎进了书斋,潜心于整理国故,成了文化人。即便再后来,他长期依赖于蒋氏政权,扮演过不少文化使节角色,并利用与蒋介石的私交关系,为社会的进步而干预过许多政治问题。但尽管如此,我们至今仍未看到他有任何帮国民党粉饰太平,评功摆好的言行,也未发现他有什么诋毁共产党的举止。因此从胡适终其一生的言与行查看,他也不是什么政治家(尽管蒋介石曾承诺过让他当总统),而只是一个始终与体制若离若即的自由主义者。可朱健国却以他曾参与过《现代评论》、《新月》等文化活动,对鲁迅等左翼作家“还手痛击”为由,判定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一样成了“蔡元培悖论”,犯了“不宽容”之过错,就更显得言过其实了。客观地看胡适的一生,反而倒是一个始终坚持自由主义价值底线,对人对事极为宽容的人。所以直到他辞世前,还在为台湾文化民主人士“雷震案”四处奔走呼号,并对鲁迅给予了公平的评价。以致他死后,蒋介石给他的挽联竟是:
   “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由此足以见出他的一生,不仅只是“宽容”,而是很“兼容”了。
   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朱健国文中所列举的上述人物所走过的道路,都不是“蔡元培悖论”的原因和结果,充其量来看,也不过是一个因素和环节罢了。至于“新文化运动”是否启发了毛泽东搞“抢救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文化大革命”,则只需听听毛泽东本人的自圆其说就迎刃而解了。他说,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独立发动的思想文化问题大讨论;而文化大革命却是政治家发动和指挥的“政治大革命”。故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这个旧帐转嫁于“蔡元培悖论”上去呢?
   诚如本文前言所说,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大病症是“闭了眼看”世界的病症,以致盲目中吃错了“十月革命”的药,从而把专制极权主义当成了救国救民的万能药方,其结果自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而我认为中国二十世纪最痛的肉不管有多少块,都莫过于这一块。所以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不是清算“新文化运动”中的流弊,而是要彻底清算那些产生“蔡元培悖论”的最大病灶——专制极权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不再步入新的歧途而达到民主化国家的彼岸。
   最后,关于鲁迅与胡适之争问题也说几句并一定很“宽容”的话。其实在我看来,鲁迅和胡适在今天这个一切都需要从蔡元培那儿重新开始的时代,他们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呢!须知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都不是由上帝恩赐的,而是靠热爱它的人尽力去争取来的。如果人们都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防身武器”而不是作为一种斗争方式的话,那么民主、自由又从何而来呢?换句话说,便是假如人们都变成了胡适,尽皆都成了像他那样在体制内去找平衡,那么社会上存在的诸多“不宽容”就放任它们蔓延下去吗?恐怕更不能吧!且无论是在鲁迅还是在胡适身上,都还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下去的精神资源在,又岂能随意美此丑彼呢!再说很多人的贬低鲁迅,其实是对他的伟大精神不了解,只看到了他“不宽容”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孤军奋战的自由主义斗士的那一面,故而才会对他作出那些大谬不然的评价。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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