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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闯过腐败这一关?

   中国能否闯过腐败这一关?
    ——四说反腐败的悖论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道而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和耻辱是罄竹难书的。以致生活在将近一百七十年后的我们,至今还走不出这个历史的阴影,而时时被它的欺骗性给忽悠了。因此客观地看,腐败透顶的清政府给中国近代史造成的害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其中危害最烈者,当数慈禧太后这个首开“垂帘听政魔方的坏女人。虽说她与那个同样为争夺皇权而丧失人性的武则天一样,可谓是中国史上二个最酷的女人。但若评功论罪的话,武则天则是有功于大唐,慈禧却是有罪于大清及后世。即便武则天任用酷吏时,与慈禧一样残忍暴虐,可慈禧则是只有武则天之大坏,而无一武则天之大功。故而慈禧无论有多少像二月河、阎崇严一样著名的学者、作家为她作现代化妆美容,也是一个难逃中国人万年臭骂的历史罪人。究其原因很简单:她是太后太太后,可以公开垂帘乱政,恣意废除正宗的皇帝,这些恶行我们后人管不了,但她对国家和民族所犯下的腐败卖国罪,就不能不清算。试想当年,她如果不贪污北洋海军的军饷去修颐和园,怎会有《辛丑条约》、《马关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些让中华民族蒙羞受辱的事件发生?又怎会有“火烧圆明园”,割地赔款这些让中国民族自尊心再次被颠覆的事件发生? 所以中国的近代史,其实就是封建社会体制性的腐败所危害了的历史。
   由此,回头来看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诚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论经过了多少的腥风血雨,多少的七坎八坷,总算还是走到改革开放这一步了。记得曾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曾感悟殊深地告诫后人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遵循他的这一指引,中国的国力已经开始相对强盛了。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所固有的体制性顽疾——官员的腐败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是在专制体制的支持和庇护下,比任何反腐败的手段还要先进数倍,数十倍的方式恶性发展着。现今大量的事实证明:今日的官员已是到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普遍程度;其贪婪的欲望,则是到了七、八位数不算富,九、十位数不止步的疯狂程度。对此,曾听有不少体制内豢养的专家、学者撰文辩解说:腐败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无国不有,不足为惧。所以,发展中国家是没有腐败就不会有发展。初听此言,似乎有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难于发展,正是封建专制体制和军人专制独裁统治窒息了社会的发展(如东南亚和非洲)。于是,腐败可以相对起到瓦解专制极权制度根基的润滑油作用。但它的另一个极大负面危害是,当社会成为一个腐败化的社会时,整个国家又陷入了动荡和无序的深刻危机之中。它所取得的任何发展成就,不但会被全盘抵消,毁之于一旦, 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大衰败和大倒退。而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欧美等现代民主化国家,即便也会不时有腐败的丑闻发生,可无论怎样放大了看,都不是体制上的腐败,而仅只是运作层面上的腐败,不会造成深刻的社会危机。

   再由是细看中国目下日趋肆虐的腐败化问题,几乎每一个有社会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早已是心知肚明,恨恨不已。是的,中国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但如果不对体制层面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从根子上铲除腐败产生的源头,那么也难有活路一条。对此二难处境,社会上早有民谣流传,曰之是:中国不反腐败只有亡国,反腐败又只有亡党。此言虽然言之太直白,但却真实地揭示出了当前中国社会反腐败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和紧迫性。因为以史为鉴,崇祯皇帝是反过腐败的,蒋介石也是责令太子蒋经国反过腐败的,但只因他们反腐败的手段都是在体制外的隔靴搔痒,不敢在体制内动真格的,甚至是用体制内的腐败去反体制外的腐败。其最后的结果,当然就只有以自绝于国家民族而退出了历史舞台。故而在此,我们不得不再坦而言之:今日的中国,改革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但反腐败也是民心向背,民愤所指,谁要是看不到了这一点,就只能走到历史和未来发展的对立面去。若究其内在原因,也极未简单:改革虽然解决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困境问题,但是太多的社会分配不公,太大的贫富差距,又会反转过来成为反对改革的巨大破坏性力量。而这,才是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致命性症结之所在。因此,如何根本铲除已经引起社会“人神共怒”的现行体制内的腐败化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求得“长治久安,休养生息”的一个首要问题,必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否则,中国人由于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和危害太深,谁也保证他们不会回到“均贫富,等贵贱”、“杀富济贫”等等暴力革命方式上去。故而,只要我们敢于直面眼前这个潜在的社会危机,就会感到形势真的到了一个需要全民族在心中高唱“国歌”的时候。否则, 再如此这般放任其腐败横行肆虐下去,中国的未来就将会不堪设想。
   总之,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化问题 ,已经成了中国能否走出一治一乱这个历史循环论的关键问题。因而在此国病当头之际,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都应该挺身而出,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献策献力,进而通过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分力与合力,共同探寻出一条能够保证全民参与的反腐败通道来。而这个通道,其实就是“五四”一代先烈所追求奋斗的未竟之业——建立民主自由普适价值下的宪政体制。因而只有朝着这条路走下去,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任何历史悲剧的重演,平安达到民族复兴的坦途。除此之外,任何相信旧体制会真正自我完善,自我反腐败的愿望,都只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想。
   “五四”先贤之一的陈独秀,早年就谆谆教导我们说:“真正的爱国,就在于爱不亡之国”。今日的中国,就正是这样一个检验我们自己真爱国还是假爱国的关键时候。而中国能否闯过腐败这一关,也正在于整个民族的爱国觉悟程度之中。
   2008.2.12 初稿 2008.11.16 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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