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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社会浮躁病忧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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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社会浮躁病忧思录
   
   
   A、我们不懂经济,所以搞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社会形态,正如前文中知名学者、作家李河山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社会躁动,人心躁动的时代。回想当时的社会现实,确是一切都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之中:“昨天的太阳走了,今天的太阳还未升起;昨天的价值观念过时了,今天的价值观念还未建立;昨天的道德规范失控了,今天的道德规范还在探索;昨天的生产方式落后了,今天的生产方式还在找寻;昨天的分配制度打破了,今天的分配制度还在探讨……”因而整个社会结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处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激烈碰撞状态中,所以躁动就成了一种潜在的社会深层心理。但它在客观上的表现形式却不是那种想要融入时代大潮,参与社会竞争的冲动和渴望,而是一种急功近利,急于脱贫致富的浮躁情绪。这种浮躁情绪具体说来就是什么都想干,干什么都不考虑后果。记得当时有一首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播放的歌叫:《跟着感觉走》,就真实、贴切地反映出了那时人们的精神心态。仅以经济领域方面的问题为例。曾听许多政治学家说,经济是政治的集中反映。也曾听许多经济学家说,政治是经济的晴雨表。改革开放之初,先是个体户们“卟嗵”一声跳进了商海,纷纷用小农经济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管理办法,开始办企业、做生意。他们是建国30多年来第一批没有享受到“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而真正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求生存的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条件下,能说他们懂经济吗,没有几个人懂,能说他们会做生意吗,也没有几个人会。因为他们是被迫走上这条经商之路的。并且这些人大多都是靠借私人的钱起家,从事的又都是投资小、技术成分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做的都是实打实的事,要浮躁也浮躁不起来。而真正有实力和资格患这时代浮躁病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那个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内。那是随着个体户、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为城市经济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条件。记得刚开始时,许多地方为了鼓励机关干部和职工搞多种经营,曾经反复开会动员大家到银行贷款,条件很简单,只要个人提出申请、单位证明,要贷多少都行。以致后来还出现过不少银行亲自上门请人去贷款的趣事。虽然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领导们不懂经济,不足为怪,但银行也竟然不懂金融信贷规律,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随后,全国大中型企业开始掀起了一个搞技改、上项目的热潮。那时在国内,小轿车、彩电、收录机、放像机、电风扇、冰箱、洗衣机、空调机、摩托车、传呼机及新型洗涤化妆用品还是极少数人享有的奢侈品,普通百姓想买也买不到。当沿海刮起的倒买倒卖这些稀有产品的“国风”席卷全国之时,许多国营大中型企业发现了这个大市场,于是管它有条件无条件,都争相进口外国设备,建工厂、车间。于是全国新建起了数以百家生产这类产品的大企业和现代化生产线。仅以广东、福建、浙江三省为例,生产彩电、收录机、放像机、洗衣机、电风扇一类的企业,就不少于两百家。但可叹可悲的是,这些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往往还没行销几天,便销声匿迹了。读者也许会还记得以下当时广告做得“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这些品牌名字:“深宝”电视、“南宝”电视、“金星”电视、“北京”电视、“熊猫”电视、“沈阳”电视、“宝花”空调、“长城”空调、“华渝”空调、“塞外”空调、“海马”轿车、“五羊”轿车、“长江”轿车、“山城”轿车、“雪上”轿车以及“五洲阿里斯顿”、“沙市日化”、“伊丽碧丝”……等等,只不过由于它们的“英年早逝”而被社会忘却了。仅举重庆一家大型军工企业为例,当时他们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军转民”任务,竟在没有经过任何市场调查、研究、可行性分析的情况下,投资近十亿元,在南桥寺的山头上炸出一块平地,建起了十几个长宽都是168米的大车间(意思是一路发),并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了一整套设备,但最终却未生产出多少产品,便歇业了。而类似这种快上、快下的大型项目,全国不知有几百家。这也即是说,国家成千上万亿元的资财又打了水漂,连泡泡都没见冒出来几个。时至1991年前后,由于受沿海开发热潮的影响和激发,全国各省、市、县尽皆争相效仿,划出了大片的沃土良田搞各种名目的开发区。而这些所谓的开发项目,几乎无一例外是修高楼大厦、大酒店、大商场、高档别墅,追求最大的短期效益。可以说当此之时,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国有企业和各种金融机构,甚至连后来被迫取缔的农村合作基金会,都涌入到了这一轮热潮之中。于是,当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抑制投资过热的政策出台后,神州大地到处是数以万计的半截子工程,大片大片的良田被荒芜闲置。深圳、珠海、东莞、海口、北海、武汉、成都等地曾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景观:小偷、乞丐、打工仔、犯罪团伙纷纷住进了别墅。这样一来,国家成千上万亿元的资金又打倒了,成了一笔无法追讨的“呆帐”、“死帐”。前些年,国家推行国企改革,对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全国各地纷纷效法,但却在没有任何评估、审计、监督的情况下,便有成千上万个中、小型国有企业在没有任何竞争中给贱买了。以致江南沿海等省、市,竟发展到没有多少国有企业存在的地步,如此这般,国家成千上万亿元的资产又被某种“看不见的手”给巧取豪夺了、吞没了……
   对于以上这些昨天曾经上演过的现代荒诞戏,说明我们许多搞经济的人,懂经济吗?说完全不懂,可能不尽然,而只能说我们懂的是计划经济,经营的理念是领导的“计划”,由此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损失之大,危害之烈,怎能不让每一个有社会良知的国民感到痛心疾首。但偶若要问这一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答案也许从客观上看,是改革开放政策使之然,但从主观上看,就是社会浮躁病引发出的盲目、盲从情绪所造成的。其中尤为令人堪忧的是,社会上却有许多不懂经济的人在对真正搞市场经济的人指手划脚,动不动就横加指责,甚至扣帽子,打棍子。这就颇似老母鸡在河岸上教小鸭如何游泳,如何觅食一样荒唐了。而中国的这种民营企业从一开始,便处在举步维艰的因境之中。所幸的是,由于民营企业家投进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已的,因而要患上体制内那种浮躁病的可能性极少。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中,真正有人懂经济的话,那便是民营企业家了。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置身在商海的大风大浪中,从不懂经济,到逐渐学懂了经济,从不懂市场经济规律,到学会运用市场经济规律,中间不知经过了多少的实践、失败;再实践、再失败的历练,才一步一步走向成功之路的。唐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而这种先知时代水暖和市场经济规律的“鸭”当数他们莫属了。因为他们时时设身处地在水中拼搏,最多的是竞争和风险意识,最少的是浮躁情绪和盲目妄为。当然,对此有人会反驳说,那么多民营企业家不是垮台了吗?此言肯定不错,确实有年之久,马胜利、姜伟、史玉柱、吴炳新等类功败垂成的民营企业家。但他们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损失,即便由人均几亿再扩大10倍100倍,也不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浮躁病所造成危害的1%。
   
   B、我们不懂新闻,所以搞新闻
   同经济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一样,新闻媒介的浮躁病也是不轻的。诚然,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确实是我国新闻媒介发展迅猛、阵容壮大、形式灵活多样,也最能反映时代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仅办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化报》、《经济日报》、《人民文学》、《诗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十来家新闻媒介,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只拥有一家党报,一家电视台,一家电台,而市、县级拥有党报、电台、电视台三位一体的媒介形式,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也就是说那时全国的各种大小媒介加起来,至多也不过几百家。但后来的发展很快打破了这种单一化、平面化的垄断格局。仅报纸、书刊、杂志等各类纸质媒介为例,全国大大小小便有近千家,其中尚不包括各种行业性报刊、县级自办的小报、小刊在内。其形式涉及经济类、文化类、社会生活类、影视娱乐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广播、电视则是发展到了县区都有编采人员自办节目的普及局面。换言之,新闻媒介的从业人员已从过去的几十万猛增到了几百万。而在这个刚兴起的媒介队伍中,由于文革劫难危害了一代人,所以绝大多数都是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受过任何新闻业务培训的人。据悉当时有的媒介连总编辑、编辑部主任、记者部主任在内竟没有一个是新闻系科班出身的,若能有几个学中文的人才就很是提劲了。所以你能说这些仅会码字的人,懂新闻吗?恐怕不能。当然谁也不能妄言,不懂新闻就不能搞好新闻,因为人是一个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他完全可以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实践中发现真理。但是由于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剧变,经济改革的浪潮扑面而来,人与人之间、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生存竞争便凸现出来。于是,媒介中的许多人,在还没有学懂新闻的前提下,便染上了浮躁这个社会病,为了达到刺激读者眼球,扩大发行量,增加广告收入和个人效益的目的,竟不惜利用笔下权利,搞假新闻、假报道、有偿新闻、广告新闻、甚至贿赂新闻(给钱不爆光)、判罪新闻(不给钱就爆光)等等,最后搞得社会一片茫然:买东西时不知是该听信新闻的,还是该听信广告的;买药品时不知是该听信医生的,还是该听信媒介宣传的;买住房时不知是听信开发商的,还是该听信媒介广告的。究其原因极简单,在此人人奔小康,想致富的大氛围下,媒介中人不是神,能“坐怀不乱”吗?
   这种不懂新闻,所以搞新闻的事,本来早在牟其中还“英姿飒爽”的1995年,就已经有许多先例了。仅举被北大列为二十世纪高校法律专业教材十大案件的“夹江打假案”为例:
    数年前发生在四川境内的‘夹江打假案’,由于它一连引起三场官司,即“夹江县彩印厂状告四川省技术监督局越权执法案”;“夹江县人民法院状告成都商报名誉侵害案”;“四川彩虹集团状告夹江县彩印厂商标侵权案”,因而曾创下九上中央电视台,国内百多家新闻媒介频频跟踪报道的暴炒盛况,成为当时一桩最具轰动效应的典型案件
   其实“夹江打假案”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也不重大。夹江县彩印厂(系民营企业),由于经营管理混乱,在没有合法印刷手续的情况下,擅自为他人印制了四川彩虹集团生产的灭蚊药片包装19600个,总违法额约7000元,违法利润约2000元,实际收取定金500元。而在该厂正印制此产品的过程中,当即被四川省技术监督局现场查获。随之被收缴了该批违法印制品,同时被封存了该厂的印刷机及其印制材料,并被处以9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厂厂长万建华对此查封和处罚表示不服,以该厂系工商局批准的有印刷注册商标的合法企业,即便违法印刷所违犯的是《商标法》,应由工商局实施处罚为由,依次向夹江县人民法院、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四川省技术监督局越权执法不当,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夹江县人民法院解除对其作出的查封印刷机及其印制材料的行政处罚;请求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解除对其作出的罚款90000元的行政处罚。最后几个案件的审判结果,自然是以夹江县彩印厂及厂长万建华的官司一输再输为结局。由此,给广大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答案。从而使举国上下被“假货”激起的“恨假”公愤,由“造假者”的惨痛败诉而得到了情绪上的渲泄和满足。于是,许许多多当初时刻关注这一案件的人们很快便把这一案件给忘却了。但我作为略懂法律常识的新闻工作者,由于当时对该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审判过程极为了解,且对其中新闻媒介参与后的作用和影响尤为关注,因而才发现了其中几个至今仍值得我们理性反思、研究和探讨,并引以为戒的问题。客观地看此案件,确实未见有何复杂、重大之处,更说不上有何可以成为社会“焦点”、“热点”的背景和条件。倘若站在法律的高度和视野来看此案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则应该说它的双方当事人,都是具有一定法治观念的守法者,都能够自觉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仅此便足以见出在全国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大力推进法制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的行政机关和企业经济组织已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矛盾和纠纷。这无疑是一件既有益于民主法制建设,又有益于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大好事。但问题是这桩本来极为正常合法的行政诉讼案,自新闻媒介的踊跃参与,积极干预之后竟变得日趋复杂、重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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