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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当代“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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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当代“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A、罪犯无罪之一:主犯缺席的“世纪末大审判”

   1996年夏天,国家公安机关开始对湖北轻工骗开信用证套汇的有关事件进行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查证之后,认为这是一起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于是将这一民事案件起诉到了湖北高院。湖北高院于1997年8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这一桩原告为湖北中行,第一被告为湖北轻工,第二被告为贵阳交行,第三被告为南德集团的民事纠纷案。
   此时的牟其中还天真地认为,这是他几次要求湖北轻工、贵阳交行一同对帐,让南德偿还借款的努力失败后,才迫不得已怂恿湖北中行起诉,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几方对帐,平息矛盾争纷的结果。而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想还钱,并当即向湖北高院支付了10万美元,可依然解不开这个奇妙的死结。
   事实上此时的牟其中,已不是一年多前那个“气吞万里如虎”的牟其中,而是他已经成了夏宗琼、姚红、何君、王向军等犯罪团伙中的一只网中之鳖,只待“烹饪”罢了。
   1997年8月18日湖北高院开庭审理原告为湖北中行的这起民事纠纷案时,其主要被告为湖北轻工。由此见出湖北高院当时受理这桩案件时,是在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之后才审理的,它分明是一个于法有据的正常审理程序。因为此案的主犯必须是享有进出口权和信用证使用权的单位,并且是该信用证的申请开证人和直接受益人,即进口商。因此具有这几个条件的犯罪人只能是湖北轻工,而交行贵阳分行与南德都没有实施这种犯罪的条件和可能。由此推断湖北高院最初开庭审理这桩民事纠纷案的良苦用心:是想从法律上划清这一案件中的责任关系,然后由负主要法律责任的湖北轻工及贵阳交行迫使南德归还湖北中行的信用证项下资金,这样湖北中行、湖北轻工,甚至贵阳交行都纷纷解脱了,保住了国家财产不受损失。至于真正制造这一惊天大案的元凶王向军、何君犯罪团伙,由于当时还潜伏“水底”未浮出“水面”,也就无法分辨其中的法与非法了。
   但极为荒唐的是,这一本来原告与被告几方都出了庭,并积极配合的审理过程,却一拖再拖,直至一年多还审判不下来。
   湖北高院为什么审判不下来呢?
   故事前面已几次讲过,这是贵阳交行惧怕这一审判判定自己犯有信用证担保行责任之后,而采取的一种“金蟑脱壳”之计,几次向中央有关部门状告南德诈骗。于是才有了“洪山会议”,最终使本来不负有直接法律责任人的牟其中去当一个“冤大头”的悲剧角色。
   那么,贵阳交行为什么要如此诬告南德呢?
   他们之间此前有什么关系吗?没有。
   据悉在1996年2月之前,也就是南德收到XGI公司的第一笔借款之前,牟其中与该行的人不认识,包括与该行投资信托部的负责人李建平和该行刘可政行长也从未见过一面,更未喝过一杯茶。但在当时看来这么大的一笔业务,竟然在双方的老板都未见一面的情况下就暗中搞掂了,似乎不大可能。须知1995年的1000多万美元对今天正如日中天的许多大集团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在不少大企业家眼里“百万不是钱,千万不是钱,上亿就是钱了”。所以这种上亿元的钱没有老板的认可是不可能干成的。奇而怪哉的是,它却竟然干成了,而且还干得异常“出色”,让牟其中成了一个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大‘傻B’”。
   他们之间又有过什么利益纠葛吗?没有。
   据南德理事会后来查证,华夏银行对外增资扩股,邀请南德购其部分股额。南德曾派牟波与交行贵阳分行进行协商,打算由另一家银行担保,取得股票后再向外融资,减少风险。这即是说,此时的南德在没有取得满洲里的股票之前,是不可能与贵阳交行有什么利益关系的。因为牟其中和南德那时还不具有与湖北轻工、贵阳交行一同作案的条件——股票。
   那么贵阳交行又为什么要把南德由“后卫”推向“前锋”呢?
   据南德理事会透露,贵阳交行之所以要这么做的深层原因有二:
   一是由于当时交行总行行长王明权认为这种向境外融资的方式,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向中央有关部门介绍了这一成功经验。如果判定湖北轻工、贵阳交行负有法律责任,就会给他的这一改革成果“抹黑”。所以必须归罪于南德“诈骗”,才能换回交行自身的“清白”。
   二是由于当时国内外媒介对南德形成的舆论围剿和讨伐,已造成牟其中在到处行骗,已没偿还债务能力的恶劣影响。因此贵阳交行出于一己之私,不惜遭受“恶人先告状”的骂名,将自己主动又积极献出去的“贞操”归罪于南德“施暴”。其目的是既然南德还了不自己的债,自己又不愿还湖北中行、湖北轻工的债,那就先把南德“PK”了,最后让申请开证行的湖北中行和开证人的湖北中行“牺牲自已” 去吧——显然,从企业趋利避害的角度看,贵阳交行这一招可谓是聪明绝顶的绝招。
   但是人类的历史,并不都是由成王成帝者写完的。所以许多“败则为寇者”,最终还是会得到一个公正的评判。这颇似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在其名作《当代英雄》中所说的一句话:“总有一天,哑巴会说话,瞎子会看见东西的。”而对牟其中来说,这一天即是他看到了何君、王向军串通夏宗琼、姚红、牟臣私下更改了《八八协议》,贵阳交行主动、积极成为担保行的1995年9月30日下午,王向军代表何君宣布南德从XGI公司所借到的180万美元其实是由交行贵阳分行担保的。
   此时牟其中勃然大怒,顿时与王向军决绝。但后来的情况是,由于牟其中已把在他知道前的XGI公司的借款投到了航向2号卫星项目上,一时又补不了这个“窟隆”,随后于1996年2月18日主动将南德航向2号卫星的股权,向贵阳交行作了反担保意图是表明南德依法还债,决不侵占国家资金。
   以致事隔多年之后,当人们回想牟其中案的前因后果时,不能不承认是当时的政治大气候还不适宜他这种具有“汪洋恣肆”风格的人物出现,打乱了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向,因而必须诛之而后快。因此当法院判定牟其中有罪时,并不是一方面的错,而是当时各方面的政治力量能与了这一“杀富济贫”、“鞭打快牛”的合谋。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私下悄悄说:贵阳交行当初是自愿去充当担保行,甘心情愿去做“黄继光”、“杨根思”的,可到后来竟然仿效猪八戒过西域河的臭招数——倒打一耙,于法于理都是难咎其责的。
   然而又然而的是,1999年10月12日在武汉市中院开庭审理的这桩“中国二十世纪末的惊天大案”——牟其中案,终于由审判长刘望林那一声“铿锵”的锤音敲定了,其结果是:本案的主犯都缺席了!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开证申请人、受益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在此案中作为开证申请人、当事人的湖北轻工,作为担保行、当事人的贵阳交行,作为进口商、直接受益人的香港东泽科技有限公司和XGI公司都被判无罪,唯有不是当事人和直接责任人的牟其中和南德被判有罪……
   于是给中国和世界又添了一个新的斯芬克斯之谜:
   ——中国的法律是水做的“骨肉”:只能狂饮不能解渴。
   
   B、罪犯无罪之二:罪犯何君、王向军公然“逃逸”
   读者至此早已明白,何君原系湖北轻工职员,90年代初到了澳大利亚,成了一名持澳大利亚护照的澳籍华人。后来成为澳大利亚XGI公司驻中国大陆的常驻代表,是注册在湖北武汉的外资企业澳华公司的总经理。早在1995年之前,他便与出国时的单位湖北轻工联手做起了利用外贸形式吸引境外资金的信用证融资业务。1995年夏天,他经南德集团当时的金融部总经理夏宗琼介绍与牟其中相识,并于8月8日由XGI公司和南德集团签订了著名的“八八协议”。协议规定通过XGI公司向我国出口货物,变卖货物后把美元暂借给南德使用,南德则向XGI公司支付一年期高达45%的开证费、手续费、担保费。仅在“牟其中案”的操作过程中,他便获利近4000万元。但是就是这个把湖北轻工、武汉中行、贵阳交行、南德拖入信用证陷阱,且在公安机关有大量确凿犯罪证据的澳籍商人何君夫妇,却在1996年11月被拘留一个月后,竟被湖北轻工保释,然后大大咧咧地出境了,之后没有谁对他起诉。
   而另一个关链人物王向军,本来事前牟其中和南德与他不认识,也没关系。只是后来才知他是香港东泽科技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董事长为其妻王蒋波),在北京设有东泽公司北京分公司,地址位于海淀区方镇企业局大院内,其设于武汉的分支机构,则是位于长江大酒店的一间长期包房内,长期与何君有着生意上的瓜葛。牟其中与王向军相识是1995年9月30日上午,他代表何君来到南德北京总部牟其中办公室,目的是强迫和挟持牟其中接受他和何君、姚红、牟臣等人暗中由贵阳交行取代XGI公司的担保,并从中获取总额10%的非法所得。1998年2月,当武汉市公安局着手调查湖北轻工存在的进出口问题时,王向军于3月2日在深圳罗湖海关被扣,经侦处派人将他带回武汉审查。根据当时的媒介透露,该案起诉初期王向军名列被告人之中,但正式开庭时却被剔除,故有的报道曾说有“两份起诉书”。据《南风窗》等几家媒介证实,王向军1999年9月29日却是被北京来的一个神秘电话“强令”释放了,获释时还被通知第二天必须离境。更奇妙的是他走前,还在忽忙中领回了2000多万元被公安机关查获的赃款。
   这个王向军可是一个后台硬,来头大的人。据牟其中说,王向军在武汉看守所时曾对他讲,他已组织好了两套专业的营救班子,聘请了不少神通广大的老干部参加。其中一套在北京,一套在武汉,武汉的一套班子在长江大酒店长期有几套包房。他还向牟其中讲,除公安部经济举报中心的杨XX软硬不吃,请不出来外,其余都搞掂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所谓的“都搞掂了”:就是收受了他巨额贿赂的黑保护伞,为了私放王向军就得找人顶罪。于是就上演出了我国司法上一出荒唐闹剧——办案法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南德无罪,而权力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南德有罪。此案湖北高院判决前向最高法院的报告是:“从一审认定的事实看,认定牟其中是为将银行资金非法占有的证据欠充分,只能认定是为了融资。”但在高压下被迫判决南德有罪之后,为了忠于职守,也是为了日后被追究时划清责任,办案法院立即又在自已可以作主的民事审理中,作出如下终审判决:“南德集团与湖北中行的信用证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湖北中行的信用证垫款由湖北轻工公司偿还,贵阳交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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