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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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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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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夹缝求生:中国民营企业的
   艰难跋涉
   A、走投无路,当个体户
   公元一九七八年,对长期处于困惑和麻木状态中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并不特别在意留神,因为人们并没有觉察到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将从这一年与过去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子午线。或者说中国社会将在这一年出现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和剧变。而换用后来人们的话说是:“我们走进了新时代”。而这些,连当时许多政治神经末梢极为敏感的人,也是敏感不到的。充其量看,也不过是家里的神龛上挂不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和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像,已经不是政治态度问题而备受责难了。由此见出中国社会的任何一点进步文明,并不是先靠质的突变一蹴而就的,反是由量的增减来逐步实现的。以致说到一九七八年,虽然人们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已顺利召开,其中那个曾被毛主席第三次打倒在地的大走资派邓小平,又稳稳当当地坐在大会主席团的显要位置上,并知道大会的内容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根据人们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国家大事是大人物们思考的事,小人物们思考的是身边的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因而也就不会细想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究其社会深层心理原因,正在于中国人几千年以来,都是国家恶也好,暴也好,都能顺从安份的,他们并不关心什么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变迁,而只关心那些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细小事。所以客观地看一九七八年,它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并没有真正感觉到什么或意识到什么。
   然而令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已不再是事关高层权力斗争的,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益和命运息息相关的。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很快便产生了连锁反应,过去习惯于照红头字文件办事的各级基层组织,不得不按照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制定出一套关于本地区改革开放的小政策。由此开始,在农村长期被“革”了土地命的中国农民,又逐渐回到了“包产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旧马路上。顷刻间,连许多过去“草不敢长虫,鸡不敢生蛋”的边远山村,竟一下子鲜活了:“草要长虫,鸡要生蛋”。于是,广大中国农村俨然像万千只鸭子被赶上了岸,惊叫不已。但正是这一叫,穷惯了穷怕了的中国农民才由此告别了落后和贫困,开始走上了冷有衣穿,饿有饭吃的阳光大道。而在城市,虽然这一大的变革来得要晚一些,但到一九八O年前后这个深刻的社会变化,还是姗姗到来了。而这个变化,却是由社会就业问题引起的。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知识青年大量回城,待业人口剧增。为了缓解这个就业难的社会压力,几乎所有中国县、区以上的城市,都相应办起了各种靠自己养活自己的企业,其形式有政府牵头办的,厂办的,校办的,医院办的,俗称:大集体或劳动服务公司。实际上也就是把这些过去由国家和政策供养的“包袱”,推向了社会。因此从这个起点上看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走在最前面的不是机关干部和工人,而是那些下乡回城后无业可为的知识青年们。但尽管如此,社会就业难的矛盾依然日趋严峻。大批社会地位低下的子女,家庭贫寒的子女,出身不好的子女及学习和政治表现不好的子女与少数劳教人员,依然处在“找不到饭吃要闹事”的社会矛盾中。这些人实可谓是处在社会最底层,属于最弱势的社会群体之一。故而迫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出了一系列的大政策:鼓励发展个体户,搞好多种经营。于是,才迫使这些走投无路的无业青年们一步一回头地走上了自谋生存的求生之路。以致十五、六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他们中的不少人由不值一文变为家财亿万时,请千万别“闭着眼睛骂娘脸不红”:因为他们当时去干个体户,有谁是自愿选择的?回想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谁不朝思暮想当干部,当工人,成为一个有志气,有出息的好青年?所以,如果公正、客观地看中国城市经济的改革,千万别否定了个体户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人这个事实 。因为正是由于他们“无铁饭碗”的后顾之忧而被迫作出的进取和拼搏,中国社会城市经济的改革才真正拉开了序幕……
   只不过中国的事,往往并不难在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开明或不开明,而是难在那些具体执行政策的官员,总是“以己为本,不是以国为本”。因此,当这些需要社会救助的人走向社会时,没有什么笑脸是可看的——私人贷款犹若做梦;求人帮忙借钱——谁都不愿。可他们即便摆个香烟摊、水果摊、饮食店、食品店、缝纫店吧,也是需要几十元,甚至几百元钱作本钱的。而这些钱从那儿来呢?有个别人是从亲人和朋友那儿东拼西凑的,大多数的人却是靠以高息贷款方式借贷的。一句话,他们的真实处境就是一群无爹无娘的孤儿,孤立无授,无处求助,更别说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尊重和疼爱了。所以有人说当初干个体户,是走投无路,诚信斯言矣。
   那么这些为了生活而到处奔波的个体户,全国究竟有多少,又干着什么样的职业呢?据笔者对四川一个市1982年的情况调查,该市当时有城市人口不足30万人,便有1400余户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达21000多人,而当年则向市财政纳税达23万多元,占该市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强,虽成为该市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而这些个体户,有大专文化的31人,占总数的万分之五;高中和中专文化的2560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三;初中文化的7252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小学和文盲达11157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从他们选择的职业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大多都从事的是饮食服务行业、建筑队、砖瓦厂、饲料厂、屠宰场、小商贩等等。初中以上文化的则从事的是运输、制造、加工、电器维修等等。唯有大学文化的才选择了有一定知识技术含量的职业,如办小机电厂、服装厂、工艺品厂、修配厂等等。而这,就是他们当时真实的生存环境和状况。
   仅有不同的是,每年新春前后,政府便会例行举行一次:“模范万元户”表彰大会,给他们戴上大红花,捧个大奖状,在报纸和电视上露露脸,接受一番领导的接见和鼓励。回想当时的人们谈起“万元户”时,虽然言语中不乏羡慕和赞扬,但有几人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呢?
   
   B、处处求人的私营企业
   客观地看,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城市经济改革,最初几年并没有引起任何大的社会震荡和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异常的僵化和守旧,整个国家机制还在按过去的老样子运转着。虽说个体户们创造的辉煌成就,已引起了社会的瞩目,再加上深圳、珠海特区创造的神话传说,已引得世人眼花缭乱。但千千万万的人们,仍在千方百计朝国有企业的暖被窝里挤。而那些挤进了暖被窝的人们,又有谁甘愿丢弃已习惯的了“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大胆去经商办实业呢?显然不会。
   而此时的个体户,经过几年来商场上的摸爬滚打,既学到了经商的知识,又积累起了一定的本钱,他们需要寻求发展。这即是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以自己的劳动能力和一定资金,组成一个合法的经济实体:比如办饮食服务公司,装御运输公司,建筑工程公司,商业贸易公司之类才能得到正当的“生存发展权”。但在当时要由个体户变为私营企业主,办执照却真不是件得来不易的事。因为那时国内的商业氛围还未形成,沿海开放城市虽有样板在前,但要在全社会营造出一个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气候,为时早着呢!所以各种政策上的,认识上的,条件上的制约和限制还异常之大。故此,个体户们要越过这堵“南墙”,取得一个合法的经营权力,不知要求多少人,跑多少冤枉路,花多少冤枉钱,才能修成一个“成果”。再则,即便他们之中谁真正有了自主办企业的能力,那笔可观的注册资金,也是愁煞人的。贷款吗,没门,哪家银行会“信任”个体户呢!无奈之下,又只好以家产或亲情为抵押,向社会高息贷款,以取得一个自主经营,自负赢亏的权力。至于结果又如何呢?只有甘苦他们自知了。当然有的人,由于背景好,关系多,三下五除二富甲一方了。而众多的人,则是只有望洋兴叹也。随后发生的事,也只有弄懂弄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才会理解的了。许多无法从正道“成王”、“成后”、“成才” 的个体户们,便采取了一套“曲线救国”的方略:“找婆婆”——挂靠。所谓挂靠,就是与某一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共生一个“子企业”,以该企业的名誉进行生产和经营,而后按月或季向这个什么钱也不出的“父企业”交纳管理费。有个别无奈者,竟让步到了以其分享利润的地步。显然,这是中国民营企业由不合法走向合法的第一步,但“为了生存”,大家都认了。当然由此之故还是有回报的:咱既然和国有企业沾上了亲带了故,以后做人或做生意就光彩多了,岂坦多了。
   再后来,由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具体化、市场化,许多过去红红火火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开始运转不灵,生存艰难了。这自然也给本来并不怎样“牛”的私营企业主们,提供一个牛的机遇——“大承包”,所谓大承包,就是将那些高投入,低产出,且长期资不低债的劳动密集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有条件有价值地承包给私营企业主们去经营管理。今天当我们回头来看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时,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所推行的相似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式的“大承包”,无疑是既救活了国有企业又激发了私营企业,所以从整合中国经济的大前景看,分明是有百利无一害的。
   在此社会大背景之下,私营企业的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以上海为例。1995年9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报》的热点报道中就讲到:“曾是中国计划经济旧体制最顽固堡垒的上海,私营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而私营企业也从80年代末开始起步。进入90年代后,上海要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确定目标,使国内外私人资本更加看好上海这个市场,私营企业发展之迅速犹如‘雨后春笋’,势头十分强劲。1989年,上海共有私营企业1017户,注册资金5083万元(人民币,下同),到1994年底,上海的私营企业就发展到17214户,注册资金上升势头更加强劲——注册户数达到21398户,注册资金达到98亿元。户数、注册资金、从业人员分别比1994年低增长了24%、33%和15%。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的规模已明显地跳出‘小本经营’的模式——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上的有9000多家,在11万元以上的有近2600家,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15家;从业人员亦从1989年的1.6万人上升到20.8万人,增长近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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