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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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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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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假作真时真作假:
   于法无据的信用证诈骗罪
   A、牟其中狱中喊冤:太监无力犯强奸罪!
   “牟其中案”被湖北省高院终审裁定后,本来一向坚挺的牟其中,还是软了一段时间。直到夏宗伟的几次探视之后,他才惊魂落定下来,恢复了他那狮虎般的本性,他要“鸣鼓申冤”。
   时任《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在2003年10月19日的独家报道专栏“中国首富狱中喊冤——牟其中翻案•民事诉讼证明被伪证陷害”一文的编者按中是这样评说的:
   等待中国法治的阳光。
   中国司法不再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敏感地带,而是渐向改革靠拢,卷起掩盖官官相卫的千堆雪。
   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如果一宗司法案件在新证据浮现后,能够有合理的机制扭转原判,不受行政力量的干预,不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这样的司法生态,才会带来社会进步的动力。
   牟其中案的真相,正像一支不断被剥开的洋葱,引来很多人的泪水。他们不见得是为被告而哭,而是为中国司法而哭。因为这是一宗失去“程序正义”的案件。如此复杂的案件,无论控方的证据如何充分,竟是一天就审理结束,匆匆结案。
   现代法治的精神强调: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当一宗案件没有“循适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去处理时,疑点的利益也应归于被告。这是法律对人权的保障,也是“宁纵毋枉”的现代司法精神的体现。
   国民党高官许水德几年前有一句名言:法院都是国民党开的。党政操控司法的事实,路人皆知。今日台湾的司法已进步很多。法官的独立精神,时有佳作,打破了政治的枷锁,一九九七年李登辉的大掌柜刘泰英状告亚洲周刊诽谤,要求赔偿一千五百万美元一案,各方以为亚洲周刊必败无疑,但没想到法官李维心独立判案,将此案上升到宪法层次,判处刘泰英败诉,也写下台湾司法改革史重要一页。
   在中国大陆,法院是不是共产党开的,也是路人皆知。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优秀的司法人才涌现,他们不甘再受法院非法的干扰,也不齿被意识形态主导的“未审先判”。最近北京海关被律师朱元涛控告没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案件,北京海关最终败诉。这些司法改革的突破,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突破,展现司法不再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敏感地带,而是越来越向改革与进步的力量靠拢。一项案件的判决,可以掀动千万人心,可以扭转时弊,可以卷起掩盖官官相卫的千堆雪。
   中国司法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也在不断变革,落实“无罪推定”的原则,不能再以刑求逼供,不再“自由心证”的罗织入罪。
   司法就像皇后的贞操,一点也不容怀疑。中国的司法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最新突破口。如果冤案能够平反,如果司法不再成为党政机关的奴婢,那么,法治的阳光就会出现,让老百姓感受到社会正义的温暖,走出没有“程序正义”的漫漫长夜。
   而该记者的报道就更逼真了:
   “曾经因为与前苏联‘联合投资、研制、发射卫星’,以及用以货易货方式换回苏联客机而出名,曾被称为‘中国首富’的南德集团主席牟其中,1999年1月7日早晨在北京的上班路上被警方截停被捕。2000年8月22日终审裁定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过,这四年多来,牟其中喊冤的声音一直没有间断。
   最近,牟其中的诉讼代理人夏宗伟,在牟案民事审判中发现了当年级法院认定牟其中犯罪的证据原来是后补的,属于伪证。牟其中找到了证明自已无罪的有力证据,为三年前被控诈骗的罪名鸣冤的声音越出了洪山监狱的高墙。
   民事诉讼发现刑事判决漏洞。
   依照“先刑事后民事”的法律规定,牟其中案在刑事结案后,有关该案的民事审判在去年展开,被逐步审结的事实是,夏宗伟在应诉时找到了在刑事判决中所采用的证据原来是伪证的新证据,递交法院后,湖北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均信了作为诈骗案中重要证据之一的“南德集团与湖北轻工之间的分代理进口协议”属后补。
   湖北省随州市中院指该协议1995年开立信用证时并不存在,而是因1996年8月武汉市公安局已对湖北轻工骗开信用证套汇的有关情况开展调查时:“为逃避处罚,南德集团应湖北轻工要求而于同年九月底补签的”。而去年七月六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终审判决也指出:“南德集团答辩称:南德集团没有与湖北轻工合作,湖北轻工开立信信用证与南德集团无关,南德集团不应承担责任。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这些判词,令牟其中庆幸:所谓“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出现峰回路转的新突破。
   此时作为牟其中的诉讼代理人的夏宗伟却四处奔走,寻求有关部门及媒体的支持,呼吁重审该案,一份名为《真相》的刑事申诉书,正式递上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抄送中央几个政治局常委及书记处、中纪委等十多个部门。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尚没结论,但牟其中相信事实是改变不了的。申诉认为:“本案事实不清,且认定南德集团及我有罪的主要证据均属伪造,导致错判。我有权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牟其中撰写的申诉书《真相》分成六个部分,既叙述案情,又提出了这些年他事后收集的新证据。他最后写道:“为了中国的改革,我已有两度入狱、两度经中央领导直接干预后予以平反的经历。这一次又蒙冤入狱,我认为这是为中国改革必然付出的代价。小平同志说:‘改革也是革命’。凡革命,没有不流血牺牲的。我这次入狱已又是四年,也可以说是为了中国改革的胜利作出的牺牲吧。因此,我决习与前两次平反一样,放弃政府的赔偿。我只希望用我四年的牢狱之灾,能够换来司法的公正。”
   这是港澳媒体首次公开站出来为牟其中案鸣冤叫屈。
   此时的牟其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冷静执着多了,他陷入了深刻的反思,他一次又一次的问自已的罪在哪里?最终还是夏宗伟给他带来的那些真实有力的证据,使他幡然醒悟过来:“南德是一家民营企业,在当时享受不到进出口权利,更不要说享有仅在银行内通行的“信用证”诈骗条件了。这一判决等于说:“我犯了‘强奸罪’,但实际上我和南德当时既没有实施强奸的‘能力’,也不具有可以强奸的‘条件’,不知道这个‘罪’是怎么判的?除非我们是非国营企业,要软些,好宰割?”
   而真实的情况是,牟其中在1996年7月1日给姚红发指示信,并多次向3家单位发出倡议书希望理清债权债务关系;在首次发现信用证垫款纠纷后,他曾当即从美国划回10万美元到法庭表明还款态度。他当时的这些举动,目的是表明自己绝无“非法占有”此款的目的。款,他是必还的!不然的话,湖北中行行长在1998年中期接受询问的时候就不会这样说了:“后来牟其中回北京先后传真,后又寄来还款承诺,这以后还给过还款承诺、保证之类的书面东西。”
   除此之外,牟其中还在狱中大叫冤枉:“天底下哪里有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想还债却找不到债主的诈骗犯?”同时,他还到处辩解道:“当时的南德确实人人看好,人人喜爱。所以来求我‘贷款’的银行很多,甚至还有比工行北京市支行更财大气粗的‘金融老大’。但我都温和地一一拒绝了。而唯一对夏宗琼、姚红、牟波等人提出的这个融资方案动心了,究其心理原因,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和‘亲密战友’,不能不信。同时这笔境外‘融资’款南德并不是没有付出高额代价的:这笔款我们只能得到55%,而那45%却被别人吃了,需要我们日后加倍偿还”。(当然这些太商业化的话,我们不知说好说坏,仅有一点却是真实的:20年前的中国民营企业,如果有一家是通过正常的低息贷款起家的,早就是中国大款们“傍”的大爷了。)夏宗伟表示:“如果老牟存心诈骗,怎么可能在湖北轻工被审查的时候不立刻划清界限,还要去为轻工分担责任?这显然不合常理。”南德理事会因此声称:“南德集团根本没有信用证诈骗的主观故意,不符合信用证诈骗罪定义的首要条件。”
   南德律师刘兴成认为,牟案最大的阻碍和最大的希望都在于民事判决结果和刑事判决结果认定的法律事实的矛盾。他认为,1997年时这个案件是作为一个经济纠纷案开庭的。当时南德集团的态度是“认这个帐”,并且愿意按照法院的判决来担负南德应承担的责任,该赔谁就赔谁,并没有不还钱的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纠纷,湖北中行是原告,湖北轻工是第一被告,贵阳交行是第二被告,南德集团是第三被告。湖北中行拥有诉权,但不拥有想告谁就告谁的诉权。南德本不该作第三被告,它只是与贵阳交行有经济关系,而与湖北中行却没有业务关系。如果按正常程序走下来,还款责任次序应该是轻工先归还中行的钱;交行作为担保方,在轻工还钱给中行时承担连带责任;最后是南德和交行之间将担保生效之后的经济关系理清。如果给南德一定的时间,南德还有这个还款能力。
   刘兴成律师最后认定说:“湖北省高院为了解决1997年8月18日已经开庭审理的南德民事一案,指派随州市中院继续审理民事纠纷。但退一万步讲,即使南德与本案有直接关系,无论案件怎么审理,其必然结果只能是:要么交行的担保有效,交行还钱给中国银行;要么交行担保无效,交行退还南德几亿元的资产和几百万元人民币的担保费,再由南德还给中国银行。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湖北省高院的民事判决都会推翻湖北省高院的刑事判决。”
   “南德集团的申诉为什么一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肯定从某些人的角度来讲,不希望这个案件推倒重来,把真相暴露出来。这就是申诉背后的一些东西,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夏宗伟说。
   旁外人言:关于牟其中的狱中喊冤,不管别人怎么听,怎么看,其实并不特别重要,而尤为重要的是他有无这个喊冤叫屈的权力?如果有,谁都不能扼杀,而一旦扼杀了,公理和公正从哪里去找呢?
   同时,如果喊冤叫屈天不应,地不应的话,民主和法制秩序又从哪里去诞生呢?
   
   B、融资为何就是诈骗?
   牟其中案发后很长一段时间,整个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尽都一边倒,仿佛无一不信融资就是诈骗这个中国式的道理。而牟其中所倡言并身体力行的国际融资,无疑就是国际诈骗了。对此千夫所指的非议和责难,牟其中在其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一书风糜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之时,曾开口说过一句话:“不!我是世界首骗!”此言从表面看,虽不乏他那一向持有的幽默和调侃的禀性,但个中意味还是很发人深思的:在中国做商人难,而要做大商人更难。除非你做成了吕不韦、石崇、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否则是难于成大业的。究其社会深层原因,是中国自春秋伊始厉行重农抑商,商贾地位极低,略高于妓,为三教九流之七。所以国人皆认为商人无一不奸,一身都是铜钱味儿臭。而牟其中作为一个无“皇粮国米”供养的民营企业家,竟公然做起了跨国生意,甚至满世界融资,自然是上犯天条,下违民意的劣行了。因此,莫不感到诛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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