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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标记的五四和作为五四的历史

五四显然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一个特定的历史标记。因为假如仅仅就五四本身的含义来说,只是一场爱国学生运动。将五四作为文化运动来谈论,是其衍生的象征意义。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会衍生出如此一种象征意义,是因为共产党故意把五四学生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混为一淡,以突出他们给五四下的反帝反封建定义。因为五四学生运动突出的是反帝内容,新文化运动突出的是反封建内容,把两者并到一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定义。事实上,五四学运并没有反封建,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反帝意味。混淆者故意为之,而史家也不加区分,于是就成了所谓的约定俗成。其情形一如中国那句著名的成语:助纣为虐。纣王并非是虐,助纣也未必为虐。这个成语缘自有人刻意抹黑纣王,而史家不加分辨地随声附和,结果也成了约定俗成。由此可见,许多约定俗成说法,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由此也可见,史书和史家都是有必要质疑的。
   
   倘若细加区别,五四理当有三层含义。一层是最原始的含义,即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那场学生运动。二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从一九一七年胡适倡言白话文开始、后来以由陈独秀在北大主编《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文化运动。三层是五四新文化。这是个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广义的历史概念,不仅包括上述新文化运动,而且包括所有发生在清末民初的文化思潮嬗变过程。比如,二十年代清华国学院的思想学术,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林纾的翻译小说,李叔同的文艺活动,等等;甚至还可以包括当时的生活方式、婚姻恋爱观念的改变。
   
   作为一场学生运动的五四,虽然后来经常被共产党引为自己的文化资源,但事实上,这完全是学生的自发运动,跟任何一个政党都无关。而且,这场运动的性质,也不是共产党所定义的反帝反封建,而仅仅是出自爱国、归之爱国、结束于爱国的学生运动。仅从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罗家伦为这场学生运动写的《五四宣言》中便可得知,其源起在于当时中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的外交失败,让日本占了青岛。当时的学生爱国情绪虽然强烈,但表达方式既幼稚,又火爆。那篇《五四宣言》中有如此煽情的文字:“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样的文字仅止于煽动游行,经不起仔细推敲。原意可能是:你们有本事来侵略好了,中国人宁死不屈。但不可断送的土地,凭什么就可以征服?不可低的头又凭什么可以杀戮?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就此灭亡。

   
   最有趣的是,游行的学生先是到东交民巷的英美使馆递交说帖,亦即声明书;被人家一番漂亮的外交辞令给打发之后,一时无处发泄怒火,便放火烧了民国政府官员的房子,史称火烧赵家楼。仔细想想,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只是热情而已,与其宣言一样的经不起推敲。既然跟外国使馆可以递交说帖,理性交涉,为何面对自己的政府就非要火烧不可呢?每每面临强寇,怯弱的国民总喜欢寻找汉奸,拿所谓的卖国贼出气,而不是将目光正气凛然地直视欺负自己国家的强敌。学生的爱国也一样,喜欢将怒火倒过来烧,同时还要暴打民国的外交官员。在当时的一派爱国热潮里,时人还一片叫好。后来的共产党宣传更是将此视作他们搞学生运动从事造反有理、最终夺取政权的楷模。且不论这种暴力方式是否应该提倡,即便要发泄怒火,也该发泄到占了青岛的日本使馆或者日本人头上去,为什么要拿自己国家的政府官员出气?幸亏那时的政府虽然在国际上还没有强国的地位,但比起后来的共产党政府,面对学生面对民众时,毕竟温和了不知多少倍。倘若放在后来共产党当政的年代,学生哪怕一再温和理性,也逃不过镇压的坦克和子弹。
   
   从学生运动的这种爱国怒火回烧方式,足以解读为什么李鸿章替中国人拿回一个亿、依然被骂作卖国贼的原因。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胡适在晚年的自述中,特别强调他所置身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跟五四学生运动是有所区别的。即便是五四学生运动当事人罗家伦,后来对此也有所反思。事实上,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不论是以爱国的名义还是以其它名义,都不能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不管对方是一介平民,还是政府官员。学生的这种冲动,唯有毛泽东这样的崇尚嗜血暴力者会很欣赏,从而将五四定性为反帝反封建。但毛泽东的盛赞也仅限于造反有理的前提,一旦自己坐了江山,就未必如此定义了。文革当中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周恩来赶紧出面制止不说,毛泽东本人也不肯承担责任。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将此归咎于外交部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可见,毛泽东把五四运动定义为反帝反封建是故意夸张的,就连毛泽东自己都未必相信这样的夸张,否则,他怎么不夸奖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伟大的反帝运动呢?
   
   五四学生运动,对被称作帝国主义的列强国家,还算温和,言行也相当理性,用反字形容很不恰当。五四学生运动的反帝,其实是反在自家政府的官员头上。而且,火烧赵家楼一举,既血腥又蛮横;既谈不上反帝,也谈不上反封建。因为人家是民国政府的官员,不是哪个王朝的臣子。就此而言,五四学生运动承继的乃是义和团式的盲目。区别在于义和团杀的是洋人,烧的是教堂;五四学生殴打的是国民政府的官员,烧的是国民政府的官邸。这样的盲目性,到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红卫兵运动,便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冲动和狂热。相比于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五四学运显然只是青萍之末,但其中的暴力因素和盲目特征,却一应俱全。
   
   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可以用反封建来形容;但也仅止于形容,不足以涵盖。因为反封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疑的词语,什么叫做封建?什么叫做反封建?这些都不过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翻译过来的用语,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论证。中国的历史,与马克思所研究的西方社会发展不尽相同。仅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很难解释。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始于周室。这样的王朝,有时以分封的形式,如有周和汉朝;有时以郡县制的形式,如秦朝,唐朝,宋朝,明朝等等。封建一词用于分封制王朝,似乎还差强人意。但用于郡县制,就有些不伦不类。更不用说,除此之外,尚有南北朝,五代十国之类的社会状态和历史形态,更难用封建的概念加以笼而统之。再者,倘若是以意识形态来定义封建内涵,那么孔儒伦理,也并非有周分封制的产物。至于用封建的概念涵盖儒、道、释三家学说,更是捉襟见肘。更不用说,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传统,还远不啻于这三家学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诠释中国历史,难免牵强附会。同样道理,以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定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颇为生涩僵硬。
   
   又有一种说法,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启蒙,类比于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且不说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场法国人文浪潮翻译成启蒙运动,是否确切。即便可以成立,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启蒙运动,也并不恰当。当时的《新青年》诸君,其书其文,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一股强劲的活力,但他们是否能够以启蒙者自居,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至少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他们,是不在被启蒙之列的。还有学界泰斗章太炎及其弟子,也不是《新青年》诸君可以启蒙的。须知,《新青年》的主干人物周氏兄弟,当年曾是章氏的学生,听过章氏讲课。谁启谁的蒙呀?即便是二十年代末被清华大学破格入取的钱钟书,都不可能算在被《新青年》的启蒙之列。钱钟书幼时非常喜欢的翻译小说,出自林纾的译笔。与白话文终身为敌的林纾,当然更不在被启蒙之列。还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说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同事还差不多。倘若辜氏知道有人把他算在被启蒙之列,一定勃然大怒。总之,无论就《新青年》诸同仁的学术根底还是思想水平而论,在那个时代只能算作诸子当中的一子或者一群人,根本不可能扮演整个时代的启蒙者。
   
   再以清末民初的时代氛围而言,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启蒙,也无从说起。史无前例的改朝换代,又恰值西学东渐之际,报刊杂志,层出不穷。传媒与交通的同时走向现代化,使传统的闭塞越来越成为往事。人的个性获得解放,思想变得空前活跃。无论身居深宫幽室,还是地处穷乡僻壤,都不乏对世事的洞明,对天下大事的了如指掌。皇室有皇室的开明重臣,乡野有乡野的有识之士。清室新政,并非全然迫于形势压力,同样也是权臣的眼界和头脑,早已今非昔比。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再只是出产团练湘军。青年毛泽东雄心勃勃,又是组织新民学会,又是主办《湘江评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是顺应了时代潮流;或者说,是从一派生机盎然的人文思潮中,脱颖而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形是:先有思想解放的局面,然后再有思想解放的运动。
   把五四定义为启蒙运动,乃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一种偏颇。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过程中,一下子涌现了许多译介西方文化的群体和丛书。由于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饱受知识和精神的双重贫困,青年学子也罢,成年知识分子也罢,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方思潮,有如刚刚走出黑暗的山洞置身阳光底下,一时间头晕眼花。于是,北京有些接触西方论著较早、思想解放较先的知识人,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莫名的优越感。以半桶水淌得很的自我夸张,以为自己一下子成了思想解放意义上的先知先觉人物。仅以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一部译著、一套编译丛书成名的知识人,昨天还是莘莘学子,转眼就成了文化领袖。他们一面比赛谁把西方的论著看在头里,一面以先知先觉般的启蒙者竞相标榜。这跟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背景刚好相反:不是从本来就已经十分活跃的气氛中脱颖而出,而是从空前的封关锁国状态里猛然现身。朝前看一片光明,朝后看一团漆黑。启蒙的错觉由此产生:误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在如此这般明暗交替情形底下发生的。启蒙的共识也由此达成,不仅认为从毛泽东时代里走出来的中国人需要被启蒙,而且误以为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当年也是如此启迪中国民众的。由此可以想见,钱钟书的存在,让这些自诩启蒙的知识人,有多么的尴尬。这可能是李泽厚那样的八十年代文化明星,至今对钱钟书难以释然的根本原因所在。
   
   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把五四定义为启蒙运动,不仅与一些知识人以启蒙自诩的心理有关,骨子里也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阴影所致。虽然中国知识分子痛恨毛泽东扮演的大救星角色,但有些知识分子却又下意识地喜欢以救世自居。当时曾经风行过一本书,叫做《拯救与逍遥》。此书既误读了基督,又曲解了庄子。基督降世,是替人类承担苦难,并没有“东方红、太阳升”的意思。至于庄子逍遥说,也不是文革期间游离于造反派、保皇派之外的逍遥派的逍遥涵义,而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式的存在论的一种表述方式。从毛泽东愚民时代过来的人,在文化知识上的茫然无知,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无畏,也即是说,不能什么话都敢说,不能什么样的角色都敢扮演。过去的挟天子以令天下,八十年代的知识人,学作了挟基督以令天下。
   
   知识人不可能以武力征服世界,但可以持话语君临天下。汉朝的儒生,就把孔子称作素王。把五四定义为启蒙之说,就近而言,是对毛泽东扮演大救星的下意识羡慕(或者说嫉妒);就远而言,也是以言语称王天下的传统习性在作祟。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当事人,几乎没有一个以启蒙者自居。胡适的名言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鲁迅声称自己的写作是“听将令”。周作人更加低调,以《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著称。最激进的陈独秀,也不过是马列主义的学生,十月革命的憧憬者。把五四定义为启蒙运动,虽然反映了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痛恨毛泽东造成的知识荒芜和思想禁锢,而向往和崇敬五四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些知识人对五四的误读。这种误读折射出的心理不无夸张和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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