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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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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为六四辩护的一种论调
·从“只想领导自己”到“有能力领导世界” ——《中国不高兴》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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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读夏兰斯基的《民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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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
·掩耳盗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六四”开了什么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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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回国权
·“阳光法案”为何难产?
·破除“中产阶级”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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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与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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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失踪者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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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胆英雄冯正虎
·2009年是中国人权全面恶化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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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的做法实在该改了——从山西人“不信政府信谣言”谈起
·再谈李庄案
·中共想学教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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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篇官方报道看今日中国“和谐社会”
·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
·国家不幸玩家幸——黑色幽默的黄金时代
·今后的十年是关键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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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中产阶级”的迷思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曰: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实行民主的前提或基础。不难看出,这种“中产阶级论”实际上是经济决定论的翻版或变种。我早先写过文章批评经济决定论,这里不妨对“中产阶级论”也说上几句。
   “中产阶级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含义不清。首先,何谓中产阶级?是仅仅根据收入来定义呢,还是说要加上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不少人是主张按收入定义的。然而,“中”本是相对概念。穷国的中等收入在富国就只能算低等收入。如果提出一条硬标准,譬如说年收入必须在多少美元之上才算中产阶级。那么我们很容易找出反证,例如印度的中产阶级过去就没达到这条标准,但并不妨碍印度早就实现了民主;新加坡早就超过这条标准,但至今却还没有民主。另外,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和经济体制有无关系?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国家企业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工都算得上收入中等,且人数众多。他们算不算中产阶级呢?再者,笼统地说“中产阶级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或基础”,这话的意思也不清楚,因为民主的争取和迫切需要是一回事,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是另一回事。这种区别对后发国家尤其重要。
   美国学者利普赛特(SeymourMartinLipset)在《政治人》(1960年)一书里写道:“从亚里斯多德迄今,一般的论点是,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一个社会一边是大批贫穷的群众,一边是少数受到优待的精英,结果如不是寡头政治(少数上层的独裁)便是专制(有群众基础的独裁)。这中间的道理也不复杂。在贫富悬殊、中产阶级弱小的地方,如果实行民主,穷人很可能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去推动财产再分配政策,乃至侵夺富人的财产。这就很可能导致暴民政治。与此同时,富人则对民主深怀疑虑乃至敌意,故而倾向于寡头统治。反过来,在贫富差距不大,中产阶级占有人口较高比例的地方,由于财产配置比较均衡合理,因此民主就不会成为财产再分配的工具,社会也不会因民主而撕裂,民主也就比较稳定。”
   应该说,上述分析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不过仔细想一想就可发现,这与其说是贫富差距是否悬殊,中产阶级是否强大的问题,不如说是财产配置是否合理,富人的财产是否合法的问题。印度的贫富差距也很大,美国的贫富差距也不小,但是印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都比较稳固。因为在这些社会中,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穷人)认为,富人之富,是来自聪明才干,勤奋努力,来自开拓精神冒险精神,来自家族的多年积累,或者来自运气等等;简言之,富人的财产被认为是正当的、合法的,既有的财富配置格局是得到社会上比较广泛的接受与认可的。

   回过头来看中国。我多次指出,今日中国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贫富差距的程度十分惊人,更在于其性质特别恶劣。在今日中国,富人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不是来自历史的积累,主要也不是来自市场的优胜,而是来自权力的巧取豪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了本来属于人民的财富,而且是两次掠夺(当初的共产革命是第一次,后来的经济改革是第二次)。穷人之所以穷,主要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贵所掠夺。在今日中国,很大一部分富人的财产都是来路不请白的,是不正当、不合法的。广大民众对现有的财富配置格局是不接受不认可的。
   可以想见,一旦中国政治开放,人民有了发言权,一定会有大量民众,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所谓弱势群体,不会接受财产配置的既定格局。他们会强烈地要求重新洗牌,对以往的经济不公正进行矫正;势必会有大量官员受到追究和惩罚;既有的财产配置格局将经历大规模的震荡,从根本上被打乱;新的、能被广泛接受认可的经济秩序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才能逐渐确立。
   假如上述分析不错,那是否意味着今日中国不适宜马上实行民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既然现有的极端不合理的财富配置格局恰恰就是不实行民主的结果,我们又怎么能把它当作不应当实行民主的原因呢?这岂不是把事情的因果关系正好弄反了么?由此可见,民主的争取和迫切需要是一回事,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利普赛特的“中产阶级论”主要讲的是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而且他研究的案例也只限于五六十年代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八九十年代的苏联、东欧,尤其是蒙古等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专制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必须要以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前提。
   拿中国的情况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就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就算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但是它所造成的财富配置格局一定会更公正更合理些,更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与认同,也决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贫富悬殊。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就开始推行民主,来自统治集团的阻力也要更小些,因为绝大部分官员在经济上还比较清白,至少不必担心自己在民主后会被清算。虽然当时的中产阶级还很弱小,但要是实行起民主来反而更容易。今天的中国,虽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中产阶级也在壮大,但是由于极端的贫富悬殊,由于财富配置的极端不合理,由于大量官员的贪污腐败,病入膏肓,在今天实行民主反而会遭到更大的阻力,反而有可能出现更大的社会动荡。这再次说明,把中产阶级当作实行民主的前提的观点是不成立的。那种以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为藉口,因此主张民主应当缓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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