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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時代的“林氏兩分法”——評林別卓的《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

林別卓哲學學得好,這是眾所周知的,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

   他不但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還發展了這一理論,更為難能可貴地是,他把這一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建立了他自己的理論體系,那就是“林氏兩分法”,即“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具有雙重性的,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

   “林氏兩分法”,早已散見他以前各個時期的文章中,但是真正有系統提出,或者說真正將其登峰造極地發展,則是在他最近的《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一文中。

   在這篇文章中,基於他的“林氏兩分法”林別卓指出:“1980年前後,為了全面撥亂反正,中國理論界提出了對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的命題,這個命題本來是不符合哲學原則的”,“這些年來,由於對文化大革命缺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忽略宣傳社會主義制度對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天然抑制作用,造成許多人對毛主席、共產黨、社會主義中國和中華民族產生了某些誤解,不利於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他把中國共產黨早已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給否定掉了,這是一個典型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

   在文章中,林別卓開天闢地地指出:“現在應該是講清楚說明白的時候了”,“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是善的,效果必然是除惡”,“文化大革命不幸中有萬幸,並非一無是處”,“文化大革命中曾經閃現出短暫的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

   林別卓的這一論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劃時代的,必將產生深遠的歷史意義。

   按照林別卓這一劃時代的“林氏兩分法”,人類的思想將會得到極大的解放,人們對於黑暗、醜惡和罪惡的看法將會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歷史將會重寫,希特勒的納粹帝國、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明朝的“東廠”“西廠”員警恐怖和清代的“文字獄”等等人類歷史上的災難和罪惡,將會被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將會被挖掘到對人類產生的積極意義,將會被賦予推動人類歷史前進的意義。

   按照林別卓的“林氏兩分法”,“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沒有1989年的北京學潮和民主運動,就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因改革開放而取得的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也就沒有了“中國共產黨仍然巋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很顯然,林別卓創造發明的這一劃時代的“林氏兩分法”是錯誤的。雖然我們不能肯定林別卓是否是在想為現行的中國狀況尋找相對的意義和哲學根據,但是我們起碼可以看出他的“林氏兩分法”是膚淺的,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由此可能產生的後果將會是十分惡劣和可怕的,一旦“林氏兩分法”被任何一個國家的當權者採納並成為指導人們的主導思想,後果將不堪設想:非法的由此找到了合法的依據,殘暴的由此找到了慈悲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專制的由此找到了專制的積極意義,暴亂的也由此找到了暴亂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林氏兩分法”之所以錯誤,是因為它本身就違反了兩分法。它說“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具有雙重性的,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這前半句“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具有雙重性的”是正確的,是體現了兩分法的,但是後半句“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就絕對了,是與兩分法違背的。如果按照這後半句“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的講法,那麼肯定一切真理或否定一切謬誤的觀點也都是站不住腳的。這顯然是不成立的。一個論斷,如果在一個小範圍內講不通,那麼在大範圍內也是講不通的,如果在大範圍內講得通,在小範圍內也應該是講得通的。

   林別卓顯然是還沒有認真讀懂、讀深、讀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稍微學習了一點基本常識就急衝衝地將其放之四海。我們要告訴林別卓的是: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具有雙重性的,真理是相對的,謬誤也是相對的,但是,真理再相對還是真理,謬誤再相對還是謬誤。

   

   2009年 9月13日

   

   

   附錄:

   

   

   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

   林別卓

   

   不久前報上刊登了澳洲東方華語電臺主持人立江先生對來澳訪問的中國作協副主席(兼文學館館長)陳建功先生的訪談錄。在被問到為什麼文革博物館遲遲建不起來的問題時,陳先生回答說﹕目前建立文革博物館擔心會影響全國人民的團結,時機尚不成熟,但相信在他的有生之年可能會看到這個博物館的建成。他是搞文學的,為什麼要談文革博物館的事兒呢﹖原來著名作家巴金老人生前曾向中共中央提出過建立文學館和文革博物館的建議。現在文學館建成了,功德無量,全國作家寫手皆大歡喜,世界各國文學家羨慕不已,而文革博物館的事卻連個影子都還沒有,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是不是目前時機不成熟而幾十年後時機就成熟了呢﹖不是,根本不是時機成熟不成熟的問題,而是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件事遭到了全中國許多老百姓和有識之士的質疑和反對,行不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大錯誤﹑一場大災難,這已是歷史公論,永遠翻不了案。我們一定要吸取深刻的歷史教訓,教育子孫後代不可重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以有許多辦法,但是無論何種辦法都要實事求是,注意團結,尤其要避免重翻歷史舊賬和重揭歷史傷痕。而文革博物館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廣東潮汕有一個村子曾經建過全國唯一的一個文革博物館以吸引觀光客,館內在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名義下展出了當年群眾鬥幹部和兩派武鬥的場面,引起人們對文革歲月的不愉快的回憶,使人傷感悲情,於是招來惡評如潮,最後不得不關門大吉。很明顯,建立所謂的文革博物館勢必要把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罪惡事件專門予以揭露,勢必用極其片面的手段去揭露黨和國家的陰暗面,勢必使人們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失去信心。

   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毛主席和共產黨帶領我們的民族,在非常艱難和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摸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過程中難以避免的錯誤,是毛主席代表了整整一代中國人所犯的錯誤,是中國振興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所必須付出的學費和代價。如果將我們自己的錯誤像揭露侵略者罪行那樣以博物館的形式一一展出,那就必然會導致我們民族精神的崩潰和民族志氣的毀滅。

   在此我們無意貶損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巴金老人,但是他所提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是其人生的一大敗筆。這如同文學上的道理,悲憤可以出文學,但光靠悲憤尚不能出好的文學。文革結束後文學界曾經出現過一陣子“傷痕文學”熱,這類文學作品煽動文革悲情,非常消極,不能鼓舞人們團結一致向前看,被鄧小平形容為“哭哭啼啼無出息”,遭到了廣大讀者的厭棄,結果好景不長,自動退出了歷史舞臺。

   1980年前後,為了全面撥亂反正,中國理論界提出了對文化大革命全盤否定的命題,這個命題本來是不符合哲學原則的,但為了顧全大局大家暫時擱下,不搞爭論。然而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具有雙重性的,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還是馬克思那句話管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些年來,由於對文化大革命缺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忽略宣傳社會主義制度對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天然抑制作用,造成許多人對毛主席、共產黨、社會主義中國和中華民族產生了某些誤解,不利於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現在應該是講清楚說明白的時候了。

   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是善,效果必然是除惡。毛主席和人民心連心,他在晚年主要思考的是如何防止國家機器退化變質的問題,而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國共同關心的課題,而且還不能說有哪個國家已經卓有成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這說明瞭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是善意的和長遠戰略性的。可惜的是,社會主義事業前無古人,沒有多少先例可以借鑒,而他老人家居功驕傲﹑個人專斷的作風更加重了摸索道路的艱難性,結果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事與願違,以失敗告終。

    文化大革命不幸中有萬幸,並非一無是處。1966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其中規定“保護科學家”和“禁止農民進城”,這二條表明了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對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事先還是有所預見和防備的。由於不准紅衛兵衝擊科學家和科學試驗場所,中國的某些科學技術得以照常發展,如1970年成功發射了“東方紅”號衛星,給全國人民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世界人民看得起紅色中國,西方各國也不敢小看中國,1971年尼克森和基辛格就覺得“一萬年太久”而“只爭朝夕”地來到了中國。又由於農民不進城搞串連,不參與工人、學生、機關幹部的文革活動,農村得到了相對安寧,農業得到了相對發展,從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中糧食基本上年年豐收,十億中國人有吃有穿,動亂之中居然還能夠解決了天大的問題,這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農民救了中國共產黨。

   文化大革命中曾經閃現出短暫的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稱作“大民主”,這就是幾億人狂熱參與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運動,即“四大”,與1958年的“大躍進”一樣也是中國人超英趕美的產物。當時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陳伯達曾經高傲地對西方記者說﹕你們總是標榜自己的制度最民主,那麼請問你們敢不敢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民主(大意)﹖這句話荒唐可笑,但倒是問到要害處了。假如西方國家實行這樣的大民主,真的不用一天就會走到崩潰的邊緣,而中國暫時還不會。大民主使中國人的個性得到了空前絕後的解放。然而大民主很快就變成了大遭殃,幹部靠邊﹑黨委癱瘓、派性武鬥、學校停課、工廠停工,人性墮落,災難重重,最終變成了人民群眾心目中的洪水猛獸而壽終正寢。大民主失敗和短命的根本原因恰恰在於它的反民主性質,就是說它是為了打倒人而搞四大的,是違反人權的。不過,文化大革命作為中國人民的一種民主嘗試仍然值得提起和回顧。發生於1989年的北京學潮和民主運動就是中國人對文革大民主的一種留戀。

   文化大革命也有歪打正著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是必然要發生的,還是本來可以避免的呢﹖回答是﹕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即使不在毛澤東晚年發生,也會在以後的某個時候以另外的方式發生。打個比方,一個人身上有許多膿包,遲早要破裂化膿,不是一下子全破裂,就是一個一個地破裂。文化大革命前夕,共產黨的“左”傾習氣已經非常濃厚,官僚主義、一言堂和不讓人講話的現像已經相當嚴重,幹群關係已經出現了緊張的跡象,這些都是膿包。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讓這些膿包一下子破裂化膿了,造成了整個社會的休克和災難,但是文化大革命也有歪打正著的地方,如群眾在鬥幹部的過程中得到報復和消氣,使“左”傾主義﹑官僚主義遭到了一時沉重的打擊,幹群關係也暫時得到了緩和。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幹群關係緊張的狀況將會愈演愈烈,經濟上分配不均的矛盾和其他人民內部的矛盾就會轉化為政治制度選擇上的對峙,一旦遇到合適的氣候就很有可能會發生東歐變色、蘇聯解體那樣的和平演變。今天,我們在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而感到自豪的時候,可想到蘇聯、東歐的共產黨都已是“牆倒眾人推”,而慶幸中國共產黨仍然巋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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