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郭罗基作品选编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中国传统精神的现代版

    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传统精神,五十年代以后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精神。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精神凝聚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共产党夺权成功,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夺权的过程,共产党也曾宣扬民主的理念;掌权的时候,并没有兑现民主的承诺。不实行民主的执政党,顺流而下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执政传统。刘少奇提倡“做党的驯服工具”。把人当作工具,这是典型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工具可以为人所用,但没有意志;没有意志的工具又要求它有意志;在所有的意志中只能有一种意志,即对党表示“驯服”。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批判“驯服工具”论是奴隶主义。林彪又提出“听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理解的怎么执行?还不是听话要达到盲从的程度!实际上,批判刘少奇的林彪,提倡更“驯服”的奴隶主义。“四人帮”搞“批林批孔”,只是否定林彪的一套具体说法,根本上是与林彪比赛谁更“高举”、更“紧跟”,毛泽东死了还要“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抓了“四人帮”,“按既定方针办”不算数,以两个“凡是”为正宗。邓小平从反对两个“凡是”开始把华国锋赶下台,又确立“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是和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一致。不以毛泽东之是非为是非,却以邓小平之是非为是非。邓小平虽在共产党内几经浮沉,终究还是那种政治精神的传人。权力更迭,人物全非,后者否定前者,口号不妨多变,共产党基本的传统政治精神经久不变。

    每个时期都有一套牧民之术。“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传统政治精神的一脉相承。不一致怎么办?邓小平将共产党执政的传统政治精神锻造成整人的武器,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早年枉游巴黎,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遗产——自由、平等、博爱懵然不知。

    与“反对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对,提倡什么化?难道提倡“资产阶级民主化”?不对。“资产阶级民主”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的东西均属反对之列。那么,提倡“无产阶级自由化”?也不对。邓小平说了:“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1)有资产阶级,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无产阶级,却没有“无产阶级自由化”。什么道理?没有道理。(2)江泽民推出的所谓“邓小平理论”就是一堆没有道理的断语。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不光彩的出身。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的波兹南数万工人罢工,游行示威。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第一次人民群众反政府事件,从此多事矣。工人示威的主要诉求是“要面包,要自由!”当时的“自由欧洲”电台报道称:“铁幕后面发生了自由化。”苏联人对“自由化”冠以“资产阶级”的字样,并谴责“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挑衅”,以此作为干涉波兰内政的理由。从六月的波兰事件到十月的匈牙利事件,成千上万要求改革的人民,受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镇压,倒在血泊之中。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据此,还发动了一场鸣放运动。苏联人认为,中国人也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3)毛泽东透露:“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要搞自由化。“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4)苏联人也曾将“反自由化”的矛头指向中国。后来,中国的“自由化”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鸣放运动转为反右运动,中国人接过苏联人的“反自由化”的武器,来对付右派分子了。非但“自由化”没有了,“反自由化”还大显身手了。刘少奇理直气壮地反驳苏联人:“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5)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反自由化”这个“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五一六通知》表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家的。这个文件宣布撤销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罪名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过是党内斗争的由头。实际上,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彭真复出,他非但不搞“自由化”,而且是坚决支持邓小平搞“反自由化”的。)文化大革命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成为大批判横扫一切的武器。一九五六年五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高级干部和各界知识分子两千多人作报告。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6)这是知识分子特别向往的种种自由,在当时被人们欢呼为“早春天气”。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道:“陆定一所鼓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灭资兴无的革命方针根本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7)在大批判家看来,凡言自由,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疑。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左倾路线,当然包括对一系列左倾的方针、政策的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销声匿迹了两年。一九八〇年,波兰兴起团结工会运动,大概勾起了邓小平一九五六年的惊魂。这一年十二月,当年反右派的前线总指挥邓小平,又拣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式武器。看来,他的武器库里也没有什么新家伙了。一九八一年以后,“反自由化”的直接结果是终止了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九八〇年八月作出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决定被推翻,两任主导改革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在“反自由化”声中被拉下了马。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以武器的批判来“反自由化”,要求民主的人们遭到镇压。结局同东欧一样,改革逆转,人民流血。从“反自由化”到反民主、反人民,一以贯之。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苏联人发明的,先是矛头指向波匈事件。当他们掉头指向中国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主动迎合,原样引进(这就是他们经常口口声声反对的“照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始作俑者苏联早就瓦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旧战场东欧已经变色。唯有中国,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显神威二十年。既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该彻底休息了吧?然而,在邓小平在作法下,它又起死回生了。

    一九八一年以后,邓小平发动的“反自由化”运动,整肃的对象主要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倒不在其中。反对“反自由化”的力量也是在党内。一九八六年,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列入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就反对不得了。由于这个口号一再受到质疑,《决议》下了一个定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定义的前件和后件牛头不对马嘴,用一个“即”字把它们生拉硬扯地焊接在一起。“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含义已经很明确,为什么还要制造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对早已实行的不得人心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寻求一种冠冕堂皇的解释。

    《决议》起草的过程中,时任中顾委常委的陆定一在小组会上三次发言,主张删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样,不被采纳。九月二十八日召开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按惯例,总是文件通过如仪。陆定一却在胡耀邦主持的七八百人的大会上站起来再次发言。他讲了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大批判的经历。最后,坚持:“我主张去掉现在的文件草案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九个字,还留着后面的句子。这就同‘文革’的错误分开来了”。万里支持陆定一的意见。杨尚昆、余秋里、彭真、薄一波、李先念、陈云认为决议中应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去掉。(8)

    最后,由邓小平定夺。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这是一股思潮,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魏京生、王炳璋以及郭罗基这些人都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紧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9)实用主义大师邓小平,具有不顾颜面硬撑的脾气。管什么苏联霸权主义用过,管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用过,“现实政治要求”就要在《决议》中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0)

    邓小平的“现实政治要求”是什么?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吗?“姓社姓资”都不问,还能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从“反自由化”的历程得到一个简明的定义:不听话就是“自由化”。共产党内坚持独立思考的人们,叫做“自由化分子”。胡绩伟自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政治运动的主题是揭批‘四人帮’,那时我还是上下公认的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有功之人;以后,主题变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就逐渐变为有罪之人,成为历次大批判的新闻界的代表人物。”“左倾权威们说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不同中央保持一致’、‘自以为比中央高明’等等,用他们一句有名的口头禅来说,就是‘不听话!’”“要办一个不听话的‘自由化’的报纸。”(11) 党内的“自由化分子”,大多类似胡绩伟,从反对“四人帮”的有功之人变成搞“自由化”的有罪之人,就因为“不听话”。坚持独立思考,针对“四人帮”是解放思想;针对邓小平就成了“自由化”。胡耀邦不听话,是自由化;赵紫阳又不听话,也是自由化。选了一个听话的江泽民,于是成了放心的接班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究竟提倡什么化?邓小平不便说。我来说,那就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