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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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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罪?
·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 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
·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中国社会的说谎机制
·中国人需要民主的训练——参加学自联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联想
·中国人权在世界人权大会期间的声明
·从和平运动到人权运动——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归来
·魏京生案结束了吗?
·魏京生和中国民主运动*
·评第二次魏京生审判
·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
·促邓力群们成派立党
·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迷思
·天安门事件的教训
·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中国民主化的起点——在哈佛大学“剑桥新语”讲座的演讲
·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评中共“左”派第三份万言书
·就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向江泽民抗议的严正声明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海外民运要联合、配合,不要混合、凑合
·是给人看,还是照着干?
·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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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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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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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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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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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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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近代化的曙光

    十七、十八世纪是世界史上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人类从中世纪跨进了近代社会。在黑暗的中世纪,近代社会所显露的曙光,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从十四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十六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再到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包括尼德兰和英国的启蒙思想家),经历了五个世纪。思想解放运动逐步推进,一再深入,启蒙运动达到高峰。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火炬,追求自由和民主,争取人权和公民权,成为人类创造近代化和现代化社会的思想源泉。

    从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大变动,发源于经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成长,欧洲人开辟新航线,地理大发现,扩大商品市场,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必然引起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自然经济、农业社会是分散的个体的活动,必须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加以整合,这是纵向的统治型的社会。人对人自上而下的统治,形成专制政治。商品经济、工业社会是以交往互相联系的,这是平面的管理型的社会。人对人平等的管理,形成民主政治。人类历史的前景是以人对物的管理代替人对人的管理,政治权力消亡,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从经济发展到政治民主具有一系列中间环节

    但是,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地导致从专制政治到政治民主的转变。近代民主和古代民主不同,是立宪的直接结果。影响世界历史的三大立宪运动——英国、美国、法国的立宪又是革命的产物。近代的革命运动发生于公民社会。臣民社会只能发生造反运动,而不是创造新社会的革命运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在于公民个体的自觉和公民群体的自治。造就自觉的公民个体和自治的公民群体,需要长时期的思想启蒙。所以,从经济发展到政治民主还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以欧美国家先行者的历程来看,大体的历史程序是:市场经济,思想启蒙,公民社会,革命斗争,宪政立法,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的保护和促进下,发生持久的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的全面革新。这种历史程序,也是近代化和现代化诸要素的逻辑联系。

    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没有市场经济不可能有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但有了市场经济却不一定立即就会有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也可能产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从市场经济到公民社会,必须经过思想启蒙;从公民社会到民主政治,必须经过革命斗争(并非都是暴力革命)。反之,没有思想启蒙不可能出现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不可能发生革命斗争。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正是在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前身),市民社会实行自治,建立了城市共和国。(城市共和国的首脑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正义旗手”,与中世纪的非正义的神权和王权相对。)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公民社会的各种沙龙和社团的积极活动逐步推向高潮的,仅仅雅各宾俱乐部就有一千多个。

   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是人类破天荒的大道理

    市场经济是以契约关系建立起来的。在契约关系中,人们首先必须确认自我,成为主体。以市场经济、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新思潮,开辟了世界近代史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始于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的人的觉醒。文艺复兴是以恢复被人们遗忘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名,宣扬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声称发现了“人”,要求以人为中心,高举“一切为了人”的旗帜,对抗神权和王权。自从地球上有了人,几百万年一直在认识外部世界。文艺复兴以来,人才着重认识人自身,具有人的自我意识。宗教改革瓦解了罗马教皇的国际性神权统治,要求在地上建立人间的“千年天国”。到了启蒙运动,新概念、新思想大量涌现。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壮丽的日出,光芒照百代。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抽象概念,经启蒙运动得以充实。人的尊严在于,具有人的“天然利权”(1);人的天然利权是不证自明、不可或缺的,即人之为人的人权(2)。人民交出自己部分的天然利权,订立契约,才形成政府,产生权力。宪法就是全社会的最高契约,叫做“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政府的功能是以公民利权的形式来满足人的天然利权。如果政府不能满足人的天然利权,它就丧失要求公民服从的资格。不符合人民意志的契约,可以重新订立;损害人民利益的政府,应当把它推翻。所以,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前提的。人民服从政府的条件就是政府必须尊重人民的利权。利权是天然的,权力不是天然的。政府权力产生于人民利权,因此人民是权力所有者,政府是受委托的权力行使者。十八世纪所提出的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为启蒙思潮的精华,是人类破天荒的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彻底否定了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天然尊长”、“君权神授”、“主权在君”。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化为行动纲领,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启蒙的道理和奋斗的宣言,为后世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资源和行为规范。 社会主义学说是启蒙运动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发展

    启蒙思想家们把他们那个时代的一切新思想都纳入“理性”这一概念,用理性来审视一切、批判一切。“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利权。”(3)“理性的法庭”无情地谴责了专制和蒙昧、迷信和屈从,为新时代的存在辩护,迫使旧秩序放弃存在的利权。他们还要求建立一个“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

    所谓“理性王国”,不过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当“理性王国”到来时,却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理性王国”的现实对照先前的承诺,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十九世纪,出现了几代批判者,反对资产阶级王国,提出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空想性的方案到论证性的理想。但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却是继承了资产阶级的理性。马克思说:“成熟的共产主义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即启蒙哲学。(4)恩格斯的说法更为明白: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为彻底的发展。”(5)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起初的理论形式,是指19世纪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武器还是资产阶级的“伟大启蒙学者”提供的。他们并不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十八世纪世纪启蒙运动提出的原则,相反,要求以原则的进一步发展来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空想社会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启蒙学说虽然在历史上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又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提出的原则而加以排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是嫌其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原则不彻底,要求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反对原则本身。

   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何没有通向政治民主?

    根据世界范围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观察中国的现实,问题所在就很清楚了。中国的计划经济的“鸟笼”已经散了架,市场经济不可逆转。市场经济促进了发展,经济总量世界第三,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相当可观了。人们期待的在经济发展之后接着出现的政治民主,并没有到来。原因是改革的残废。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只说不做,甚至做的与说的相反。三十多年来,所进行的就不是作为“一场革命”的改革。经济上改革的同时,政治上僵化保守,甚至以经济上的“发展是硬道理”,来维护政治上压倒一切的“稳定”。社会的上层缺乏进行革命性改革、走向民主的动力,社会的下层又没有形成强大的压力。人民要求变革的意志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就因为公民社会的发育不健全。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一方面,由无数个人形成芸芸众生,另一方面,国家权力高踞一切之上。软弱的个人听命于皇权的统治,必然是专制主义。这种社会结构,一端是极权,另一端是无权。无权者为了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只有夺取权力,“杀到东京去,夺了皇帝老子的鸟位。”这就是造反。所以,传统社会是不稳定结构,根本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只是缺乏更新机制,结构内的变动,无论多大、多久、多烈,都没有出路。造反运动只能陷入王朝政治的循环。辛亥革命开中国近代史上暴力革命之先河,革命一浪高一浪,奋斗牺牲,可歌可泣。但这些革命不是发生在公民社会,基本上还是传统社会的造反运动,彼可取而代之。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造反成功,不由自主地步入王朝循环的覆辙,违背自己的初衷,建立了类似家天下的党天下。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次革命,专注于改变政权,没有改变社会,即没有发生从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依然建立在传统社会基础上的政权,不论怎样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只能是历史惯性的奴隶。

   政治改革走不通转向社会改革

    十九世纪末,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中国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了行会、商会、学会等社团。但还没有发育成公民社会,进程就被打断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共产党以强大的国家权力管治中国,摧毁了一切黑社会、宗法组织,也殃及民间组织。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称民间组织为“非法组织”,“加以严肃处理”。民间组织想要合法也不被允许。这种以文件代替法律的做法,才是非法的。社会结构变得无比简单化。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掌控了一切社会资源,公民的活动只能依赖于国家,毫无自治可言。共产党政府成了“全能政府”,管治一切人的一切方面,群众组织行政化,个人从属于“单位”。社会结构中没有自治的中介组织,个人也没有私人领域,公民不得不战战兢兢地面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国家权力。这就是共产党能够发号施令、呼风唤雨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社会条件。在非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共产党的统治;而共产党的统治又阻止了公民社会的发育。两者互相适应。

    国家的强制干预,使社会丧失了自动调节、自由发展的机能。国家吞食了社会。党又吞食了国家。最后是领袖吞食了党。以个人崇拜为特征的独裁体制的建立,第一步就是国家吞食社会,因此,作为“一场革命”的改革旧体制,也应该从这里开始,将国家吞食的社会机能还给社会。当今人们指出政治改革滞后,批评共产党玩忽政治改革,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政治改革推不动?为什么共产党不搞政治改革照样能混下去?因为有相应的社会条件。所以,政治改革推不动就应当转向社会改革,创造政治改革的前提——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建设靠公民自己,不需要政府批准。革命性的政治改革的伟力源于公民社会,只有显示自下而上的强大的压力,造成不改革共产党就混不下去的局面,革命性的政治改革才会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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