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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萧秋风今又是 谁的人间——共和国国庆六十周年有感

郭少坤

   酷夏的炎热刚刚散去,秋老虎又卷土重来。人们好不容易送走了秋老虎,熬到了本应令人心旷神怡的金秋时光,可又莫名其妙地陷入了空前的热潮与紧张。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六十周年到了,一切都又热了起来。

   共和国是建立在死难的千千万万的血肉之躯之上的,不论是自己的血还是敌人的血,即使是那流尽的血也曾经是热的。其实,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我血染的风采,为了共和国的公共安全,我二次流血负伤和折筋断骨,我的鲜血也曾经是热的。

   共和国的旗帜是红色的,红色象征着热,眼望着那到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敲锣打鼓准备迎接国庆的红色队伍,人们感到了热。

   中国良心,民主自由思想家李慎之的《风雨沧黄五十年》余音未止,又传来了“老同志万里”对国庆节的谈话,我们无法证实那种对共和国“泼冷水”的谈话是否曾经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万里”,但我们却从文章中读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真如文中所说,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经过登记注册和人民的选举,它还能算是一个合法的统治者吗?!如果中共建政六十周年都搞不清这么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却要在这么一个遍布全国各地基层政权的政党领导下过日子,在“爱党就是爱国”定式思维所导致的党国不分,党政不分的政治局面下,中国人民在这六十年的生存状况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如果不受那盲目的热情鼓动,我想都能在回首过去“在党的领导下”的往事中,在自己耳濡目染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我们这些正在经历不幸和灾难的群体,还是不难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并从而冷静地看待现实,展望未来的。

   我们不能不冷静地看到:奉行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反普世价值观充斥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和领导的整个过程。在武装夺取政权、也就是在建国六十周年后,这种观念还是没有得到改变,凭借着领导人权力巩固的需要,人为地把某些人划为“阶级敌人”,把某些人视为“革命同志”并发起运动进行互相斗争,这在六十年来的折腾中,多少打着“党的领导”和“党的旗帜”的各地基层组织及其把持政权的坏人以“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和民主监督的社会中,践踏良知,愍灭人性,随心所欲地发泄着兽性,利用公共权力泄私愤、打击报复政治对手,迫害好人,怂恿坏人,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的确难以令人遗忘,历史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并扼腕仰天长叹!

   共和国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在建国前期和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就如何走出封建王朝兴衰的周期率,避免共和国重踏历史的覆辙时曾经明确表示过要“把权力交给人民”。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也说过:“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标准,……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然而,建国后的形势又是朝着这方面发展的吗?答案也只能是一个字——“否”!

   共和国和人民共和了吗?与哪些人共和了?解放初期时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三反、五反镇压了多少不应该被镇压的人?“让人民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毛泽东的话言犹在耳,几十万讲真话的“右派”顿遭罹难,像圣女林昭那样的千古英杰也难以幸免:“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只有一个敢讲真话的彭德怀为民请命,可得到的是什么下场呢?文化大革命坑害了全国,甚至是害死了自己的国家主席,可就一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张志新还被割断了喉管;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破除“两个凡是”,大刀阔斧推进民主化,却被以“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试看当今中国何处不是不伦不类的自由化)为由被罢官;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坚决地不赞同镇压要求自由民主、反腐败的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却被非法软禁到死;至于无数民间的志士仁人为了老百姓的维权活动遭受到的屈辱及其冤假错案(当然包括本人)就更加数不清了。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共和国,你与以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的良心和平共处了吗?共和了吗?!

   共和国与人民的个体关系之所以遭受到挑战,就是因为共和国的法律不能够通过民主监督形式和进行制约,党内是一把手说了算,社会上是权大于法,党大于政,在这么一个政治体制下,任何个人要想异想天开地实施个人合法权利并避免麻烦,显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使得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和领略到历史那么多惨重教训的中国人都学得聪明起来了,以甘愿当共和国的顺民和奴才为荣,远离共和国的主人翁宗旨和放弃公民权利已经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时髦和主流。因此也可以这么说,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这一目标,让共和国建立在一党专制的基础上,与党(这个党不仅仅是党中央,而是各基层组织)保持一致就是爱国,就是和谐。否则,得罪了党的领导人,就是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要遭到以国家法律名义的起诉和惩罚。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看到现实完全是与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建国理念相违背的,也是和当今世界文明潮流相抵触的。早年的毛泽东曾经说过:“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种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任精神决不应该因为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就从此不复存在了,既然国家是属于人民的,那么为什么人民就没有发言权和管理权呢?!

   因此,我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和一个为其忠于职守而终身残废的警察,借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想直抒胸臆,谈几点看法供朝野上下人士参考。

   人民共和国也好,联邦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也罢,反正国家的概念谁也无法改变。国家是母亲,她由她的完整无缺的躯体所形成,有她自己养育的儿女,有她的传统美德,有她的文化和语言,有她的规矩。在母亲的眼里,任何人都要维护母亲的尊严,任何人都要遵守传统美德和受到良好教育,具体地说就是要说真话,做好事,要热爱自己的同胞,关注弱者的兄弟姐妹,要勇敢地承担起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只有这样,才配称得起自己是祖国的儿女,是母亲的好孩子。鉴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着为了自己的祖国母亲更加美好所竭力效劳和表达的义务,我要求共和国建立“反对的声音”,要求落实每个公民表达诉求的权利和空间,允许成立公开透明的组织,协调人民非暴力、集中有序地表达诉求不应再受限制或被列为“非法”!

   应该质疑和反对任何所谓的“一党民主”,历史证明,一党不可能有民主,一党不可能有言论自由,一党不可能有真相的自由传播,一党解决不了根本上的腐败,一党实现不了依法治国,中国过去的六十年是最好的证据。

   为了人民的生存尊严、生活幸福;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为了国家的进步、文明和效率;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健康和历史形象;为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成为可能;为了真相能够自由传播、腐败受到有效遏制;执政者应该需要“反对的声音”,需要有效监督、相互竞争的声音。

   中国的改革道路不能被堵死,改革的途径很多,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用以到政治改革层面上,既然可以在经济领域打破垄断,为什么就不可以在政治领域打破垄断呢?让人民在现行体制下按照宪法规定和国家法律在农村选举出自己的村长,在工厂选举出自己的厂长经理,在街道选举出自己的主任,在辖区中选举出自己的人民代表,只有让人民充分地享有了民主权利,有了自己信任的领导层,社会才能实现最终向民主化的平稳过渡。

   国家下一步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应该建立“反对的声音、有效监督的声音、互相竞争的声音”,只要实现这一点,以上所有的问题都将进入正常的轨道。

   执政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的声音”不仅不是“坏家伙”,反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有“反对的声音”,有“有效监督的声音、互相竞争的机制”,绝大多数老百姓在大多数时间不用去关心国家的治理,都会按照趋近于最好的方向前进。

   有执政竞争的存在,阴暗面就很难形成,我们常说美国两党政治观点基本接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有效竞争的社会,人民有选举权的社会,没人敢拿假的东西出来蒙哄民众,能拿出来的,基本都是精心筛选后,民众感到最需要的和急需解决的,是专业的和经得起推敲的,即使剩下点滴区别,也只是每个人的取向不同而无碍大局。

   隔岸相望的中华台湾政府,已经为大陆提供了因为有“反对的声音、互相竞争机制”带来了政治上无限生机的好处,也为大陆提供了良好的典范。作为一个大陆人,我们未必喜欢民进党,但是,如果没有民进党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现在的国民党,经过八年的“反省”,应该说国民党有了很大的进步。实践证明,有多个可执政的政党选择,利国利民利党!

   引入“反对的声音、有效监督的声音、互相竞争的声音”,进而打破执政世袭,让人民有选择权,是实现国家民主改造的基本国策。只有存在有效的反对声音,人民有选举权,才能逐步建立“政府守法”,中国过去近六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反对的声音,只有一个最高权力者说了算,是很难有“政府守法”现象的,继而使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法治观念沦陷已是有目共睹。如果担心“反对的声音”会带来“乱说”的话,那就请允许“团队——反对党”来产生反对的声音,因为本着对长期发展负责,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个体更加负责专业一些。当然,这仅仅是针对“乱说”之说,说明我们更加需要反对党。我们最终的诉求是任何人都可以表达他的观点和愿望,即使这个观点在其他人看来“并不那么正确”,但这却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权利。

   国家应该多修“大门”,多修“大路”,避免人民无奈地去选择“跳窗户”。中国共产党及其总书记胡锦涛多次说到“有序发展民主”,那就要落实“有序”,给出有序的空间。要求落实人民群众表达的权利和空间,公开透明的组织、协调人民非暴力、集中有序的表达诉求不再受到限制或列为“非法”,如此一来,民主政治保障所有人民表达意见的渠道就会自然形成,社会就会真正和谐。

   只有选举权、投票权,才能让人民的生活无后顾之忧,这种情况下要比房屋、遗产更有用,因为这足以真实地保证了执政团队的总体“先进性”,才能真实地保证“以民为本”国策得以实现。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么一个严重问题,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在民主文化和法治文化曾被全部摧毁,我们知道,一个民主文化和法治文化被摧毁的社会,重建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会经历相当阶段的阵痛。但是,如果不走这一步的话,中国老百姓将永远无法尝到自由民主和法治文化带给老百姓以及社会的幸福和富裕、优越效率和健康发展。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会因为民主而动乱,相反,如果真的会乱,是迟早没有建立民主秩序和民主习惯的原因,只有主动改革才会带来多一些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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