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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孝通说开去 (之三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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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费先生这样表现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实在不少。事实上,费先生已不算太差了,起码在我读到的资料中,他没有怎样歌功颂德。前不久「国宝」季羡林过世,我便觉得在修为上他不及费先生,因为他讲自己的学术成就时十分「谦虚」,但他也有一些吹捧政权极度肉麻的话。

   但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怎么可以看到中共这么长时间的胡作非为,而视若无睹呢?我们在海外,只是间接地知道中共的罪恶,便已「怒发冲冠」了,他们在国内深受其害,为什么没有自省呢?是不能吗?不见得,因为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自省是大有人在的,每一次运动过后,都有人觉醒、反省,认为共产制度是不行的,而中共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的问题是,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竟然不能觉悟,复出后还为这个政权卖力。为什么他不把精力用在向当权者进谏方面,甚而向他们力争呢?(他们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当权者。)

   前些年当钱钟书先生逝世的时候,有些人便在「盖棺论定」时批评他,说他过于「明哲保身」,对中共恶行视而不见,完全没有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可见你是一个出名的知识分子,人们是对你有要求的。

   当时我觉得这未免对钱先生求全责备。学问出名不是钱先生的责任,是人们加给他的名誉而已。在他自己,在中共治下,是宁愿寂寂无名的。钱先生是聪明人,深知生活在中共的淫威下,不要当「出头鸟」的道理,所以他埋首于故纸堆中,光做学问,对现实生活种种不置一辞,做「避世者」。我们不应该对他深责,他没有害人,也没有出卖朋友,这在当时的社会,已是不容易做到的了。我曾翻译过一本张申府的传记。张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是最早和陈独秀、李大钊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并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他后来退党,49年之后在北京图书馆当研究员,隐姓埋名,不问世事。可是就是他,在反右的时候还是被迫出来揭发朋友。他感觉无奈,但是当时不表态不行。所以对于钱钟书先生,我们毋宁应该同情他,诅咒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没有给他机会发出更多的亮光。

   费孝通先生则不然,复出后他非常活跃,在做着中共允许他做的事。他配合政策,和钱钟书的「不求闻达」不同。费先生是不甘寂寞的,他说要追回失去的时间,但却没有深究,是什么让他失去那些宝贵的时间? 他有没有思考一下,或做些什么,以使他自己,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们,的宝贵时间再不会失去呢?看来是没有了。

   他是贪生怕死吗? 他是害怕那些当权者吗?他是要追求名利吗?都有一些吧,但这是不足为奇,也不应责难的。谁能免俗呢?贪生怕死等等,都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要求人们不怕死,不怕有权的人,不追求名利。但是中共犯了弥天大错,干了滔天恶行,而你仍能和共干们把酒言欢,妄加奉承,中共一招手便如蚁赴膻地扑身而上,忘记过去一切,那真是不可思议。(我在香港的时候,在公务和活动上,有许多机会和左共分子握手。每次握手,我都觉得不是握着一只人手,而是一条毒蛇,浑身疙瘩,感觉非常不舒服。)

   我想了许久,以求对这个现象找出一个解释。有人说是人性,我不以为然,因为不是人人都是这样。和费先生相反,有不少的中共信徒觉醒了,忏悔了,甚而走到反面,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口诛笔伐。那又怎样解释呢?这不是人性吗?不是代表善良那一面的人性吗?如果这又是人性,那又是人性,这样空泛,实在不能以之解释社会现象。

   我最后想到,是了,这些知识分子虽有独立思想,却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因而不能顶天立地,而要时常依附一个主子,即握有权势的人或组织。缺乏独立人格的人,不能寂寞,(由此表现出来是不甘寂寞) 因为让他一个人的话,他会感到空虚,没有安全感。换句话说,这些人任何时间都要有一个「码头」停泊。因此有些人虽然给中共整得要生要死、不生不死,但事情过去后,中共向他一招手,或给他一个媚眼,他便急不及待地又走过去了。

   费先生正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意,(我仍然是尊敬费先生的) 也没有责难之心。我这「没有独立人格」的话语不属价值判断。有些人就是这样,就是要找一个有力的依傍,以「安身立命」,如此而已。他没有害人,在中共的社会里,我们还祈求什么呢?(现代人物中,没有独立人格之最,当数周恩来,改天再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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