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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孝通说开去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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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费孝通先生没有关系。我们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现在更是人鬼殊途的人。(费先生于2005年以95岁高龄辞世。) 如果我有兴趣写一写费先生,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学科兴趣 -- 社会学。

   说起来,我第一次接触「费孝通」的名字,是在香港一份杂志里。该杂志叫「人物」,许冠三先生主编,是份自由知识分子的刊物。(许先生后来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当讲师。) 当时「人物」曾连续许多期每期都选载费孝通一篇旧文,是关于美国人的性格和社会的。我读了十分佩服。当时,(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期) 我正在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学,所以这一系列的文章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同时,杂志编者对费孝通先生的介绍,誉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师,又叙述他在大瑶山作调查研究时不慎掉进捕虎陷阱中,其妻王同惠女士召人救援时跌下溪涧丧生,读后不胜唏嘘。更由此觉得费先生对学术的追求真是全个生命投入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然而费先生的背景如何,当时身在何处,我却一无所知,亦无暇寻求,只是觉得费先生十分遥远,高不可攀。(其实,当时费先生在大陆,作为大右派正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农民再教育。)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中文大学和美国匹斯堡大学的两个社会学系有合作计划,由后者派来教授主持我们的社会学课程。这真教我们眼界大开,他们的教授真是不同凡响。我记得有一位好像姓 Holswarz 的教授,上课时就是滔滔不绝的讲。假如你能够做速记,把他的说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他曾参与我们的导修课,最憎厌我们每人都呆若木鸡,无声无息,没有讨论,也没有问题发问。

   这些教授中最独特的一个,是杨庆坤教授。(「坤」字应写作方、方、土,本输入法无此字。) 杨教授的名字,一看便知他是华人,而且他是广东人。他说有意尝试用中文教社会学,而且是用广东话教社会学。当时我们用的教科书全都是英文的,他在美国教书当然也是用英文,所以可称是大胆的尝试。但无论如何,他在整个学期里坚持下来,虽然讲的时候不免吞吞吐吐,时有困难。(他开的课是「社区研究」。) 有许多名词他都译出了,但有一个我初次听来却非常刺耳,便是「田野研究」(field study)。我感觉这太「乡村风味」了。在市区调查,怎能是「田野研究」呢? 现在不知这个译词是否广为接受了,但我认为译成「实地调查」较为贴切。

   杨教授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告诉我们他是费孝通先生的大学同学,而且还是宿舍里的同室好友,一个睡上格床,一个睡下格床,而且有数年之久。这把我在迷蒙中的费孝通一下拉到现实来。起码,我面前对着的人,是费孝通的同学,那么年纪应该不相上下吧。可惜,那时中国仍是消息封闭的竹幕国家,杨教授和费孝通先生也已断绝消息多年了。(他们直至中国开放,费先生访问美国时才再度见面。) 他不知道费先生正在「抛妻弃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干校「不务正业」。

   自此之后,费孝通的名字便深植在我的脑海中,虽然大学毕业后,我已经和社会学绝了缘,也没有靠它生活。中国开放改革后,费先生又在社会界和学术界活动,我有时看到关于他的报导。再之后,在书店中也看到了他的新写的文章的结集,例如《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录》等,知道他又恢复了他的老本行的社会研究,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对他努力不懈的从事学术的追寻,也十分敬重和佩服。从报章上看到他的相片,总是挂着开朗的笑容,我直觉这是一个「老好人」。

   事实上,费孝通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这么的好,我曾经尝试把一本书送给他。事缘我移民美国后,有机会结识了一位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教授,倾谈之下我表示现在已退休,希望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以我的条件来说,做学术研究是太迟了,但翻译也还可以。他说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有意出版一套古典名着丛书,他回北京后会与有关方面商讨,看是否需要我的帮忙。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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