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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难民周晓萍

“计生”难民周晓萍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曾节明
   采访者:曾节明
   受访者:周晓萍

   地点:泰国曼谷市利瓦里附近的贫民窟
   时间:2009年8月20日
   采访缘起:我携家带口流亡泰国近10个月,一直找不到工作,靠一点微薄的稿费根本入不敷出,从中国带来的积蓄日渐窘迫,因此急欲找处廉价的栖身之所。浙江来的政治难民老高夫妇热心肠地帮我找了一处地方,并不顾退休的年龄,冒着热带亮白刺眼的骄阳,亲自领我去看房。
   从安鲁萨瓦里广场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在一个叫利瓦里的地方下了车。一眼望去,此处仍是市区,曼谷大得可怕。8月底曼谷的晴天的中午,热浪蒸腾,街上热得就象烤箱,白花花的太阳低得好像就罩在你头上。老高拨了好几次手机后,接我们的人终于到了,是一个单眼皮的年轻中国女人,她身高不到一米六,身材瘦削,瓜子脸,皮肤偏黄,典型的中国南方女人特征。她穿着一件旧得辨不出原色的汗衫和一条皱巴巴的短裤,这样的落魄和寒碜相,在中国来的申难女人当中十分少见。这个叫“小周”的年轻女人领着老高夫妇和我向公交车站附近的一个巷口走去。
   “她是法轮功吗?”我问。老高低声告诉我:她是因为“计划生育”逃到这里来的。我来泰国10个月,接触的中国申难者也不少了,但因“计生”而申难的人还是第一次碰到。我决定借着看房的机会问问她的事情。
   到了巷口,她非常热情地叫了两辆人力三轮,我这才意识到还有好一段路要走。又经过十多分钟,抵达巷子深处的一幢六层高的旧楼前面,她执意地为我们结了车费、又执意地为老高夫妇买了两瓶矿泉水,用几句简单的泰语向房东——一个中年泰国妇人——说明我们的来意,随即跟在房东后面,陪我们去看房。
   这幢楼没有电梯,每段转折的楼梯口,堆放着泰国市场上串烤肉和水果用的那种尖头竹棍,以及大卷大卷的、成堆的竹屑,衣衫褴褛的大人和小孩都蹲坐在地上削制竹棍,几乎每层楼的走道都弥漫着生竹的气味和霉味。上到五楼,一个高大的黑人用英语热情地与我寒暄了几句,原来他是索马里难民。住在这幢楼的人,大抵是曼谷最穷的人。这幢楼的出租房总的来说条件很差,有的不通风,有的则整天见不到阳光,但1000泰铢左右的月租金,对于曼谷最穷的人来说,已经是性价比颇高了。
   顺便去看小周的房子:不到二十平米的单房内,竟有三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我们——一个十一二岁的秀气女孩带着两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这个住处没厨房、没阳台,只有一个站不下两个人的卫生间。骄阳下翻腾的热带暑气,透过小小的泰式百叶玻璃窗无声无息地渗进来,天花板上的旧吊扇哗啦啦地向下扇着昏昏欲睡的热风。但是瓷砖地板擦洗得很干净,房间里还算整洁,这与刚才看房时路过的黑人、越南人脏乱的房间对比很鲜明。
   在妈妈的吩咐下,小周的女儿很懂事儿地帮着母亲张罗,请我们吃西瓜。我正思索间,一双小手憨憨地把一大片西瓜递到我面前,原来是小周的小儿子。看到这可爱的孩子,我禁不住地冥思:究竟是什么原因,把这个国家带到连生育自由都容不得的扭曲境地?对于“超怀”的胎儿和自由生育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扎而后快、阉割而后快...要本国的老百姓绝种而后快!这样的变态暴政,连最残暴朝鲜都自叹弗如,除了中共国,世界上还有这样变态残暴的国家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人那样愚昧和扭曲,居然普遍容忍和支持“计生”这种绝无仅有狠毒暴政的长期存在?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样多的中国人以为:有计划地消灭小孩,可以带来民族的发达和强盛?
   闻知我没有吃午饭,小周要请我在她家吃饭。她煮了饭,并执意下楼买来丰盛的熟菜,有五只烤鸡腿、四条烤鲢鱼、一碗泰式清蒸酸辣鸡。已经吃过午饭的老高夫妇难却盛情,就各吃了一只烤鸡腿。小周那种湖南式的厚道热情待客之道实在久违。看得出,她平时根本舍不得这样吃。小周的两个儿子一个啃鸡腿、一个嚼烤鱼,都吃得口角流垂涎,如痴如醉,显然是多日未吃肉了。这餐饭,直吃得我心里发酸。
   饭后,老高夫妇先回去休息,我抓紧时间展开我的采访。小周名叫周晓萍,今年36岁,来自湖南祁东县。
    
   曾节明:你为什么带着三个小孩,跑来泰国吃这种苦?
   周晓萍:就因为我们超生喽(边说边递给我她的户口簿)。他们抄我的家,追着我们罚款,还要强迫结扎,到处追我们,实在没法子呀!
   我的老家在湖南祁东县灵官镇宏发村,我和我丈夫都是农民。我们以前哪有什么出国的想法,只求安安稳稳地过日子。1997年,我们生了第一个小孩,就是我的大女儿胡利君。女儿出生没多久,我就按照计划生育法的要求,去上了节育环。4年以后,我向本村递交了生第二胎的申请,因为计生法规定,农村户口的人第一胎如果是女孩,4年后可以生第二个孩子。
   当我怀着第二个孩子去领准生证时,他们却说我的申请书还没有递交到上级部门。这下我的事就难搞了,因为政府规定,凡是没有准生证而怀孕的,一律强制流产或者引产。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孩子被他们弄死在肚子里。实在没有办法,我只有和丈夫带着女儿逃到外地去打工。
   当我们在外的时候,计生的几次抄了我的家。一次,他们开来一辆卡车,把我家两千多斤稻谷、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等稍微值钱的东西统统拉走,搬不走的东西就全部砸烂。他们还要拆我的房子,邻居对他们说,那房子是属于我哥的,他们才没敢拆。
   逃出来后,我一直不敢回家。2002年5月,我在外面生下第二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胡耀文。老二出生没多久,我又意外怀孕,在2003年10月生了第二个儿子胡耀武。第三个小孩出生后,我们回宁关镇住了一段时间。哪里想到计生部门一直在追查我,有一天我倒霉,在街上撞见了他们,他们十多个人围上来抓住我,把我捆起来送到宁关镇政府,强行将我结扎了。
   他们还要我们缴一万五千块钱罚款,不缴就不准我的小孩上户口,不准我们回家。我不想让小孩当一辈子的“黑人”、一辈子这样东躲西藏也没有意思,我和我丈夫只好东借西凑地凑足了一万块钱交给他们。剩下的五千块钱实在缴不起,镇政府就给我们半年的期限,如果半年内还不清,就要双倍偿还,还要抓我丈夫去结扎。我们是最穷的人,能求的人都求完了,半年内哪里搞得来五千块钱?我丈夫自尊心又很强,哪里受得结扎的侮辱?我们只有再逃到外地去,再不敢回去了。
   曾:你要是不回去,怎么会被抓去结扎?中国这样大,你们可以在外地打工嘛!据说广东和江浙“计生”管得比较松,桂林“计生”也不象湖南那样野蛮。
   周:桂林我们去过,在铁西菜市住过、观音阁也住过,照样查得紧,我们东躲西藏……。广东“计生”是管得比较松,但是广东查暂住证查得紧,另外打工的多,告密的也多。我们曾经在广州塘湖镇住过,谁知道湖南来的民工中间有人知道我们的事以后就去告密,还带着老家的计生干部来抓我们。在中国这七八年,我们就这么一直躲躲藏藏,没有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我想不通,我不就是超生了一个小孩吗,究竟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罪呀?这个国家这样大,为什么就是容不得我们呢?(周晓萍的眼眶湿润了。)
   曾:啊!有这样的事?同样是做苦工的可怜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周:就是嫉妒喽!他们看见你有三个小孩,而他们自己只有一个,他们心里就不舒服,就要搞你。现在的风气坏了,湖南民工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一点不团结。
   曾:你们怎么想到要出国申请难民的?
   周:是我老公想到的。我老公比我有头脑一点,他说:我犯了什么罪,当官的到处追着我结扎,在这样的国家待着有什么意思?听说外国没有这种事,美国还保护中国超生的,他就跑出来了。
   曾:你们什么时候来到泰国?请说说你们申请难民的情况。
     
   周:我是在2008年正月初五来的曼谷。我丈夫比我来得早,他是跟旅行团出来的,护照押在领队手里,到曼谷后,他脱离旅行团逃跑了,所以身上没有护照。
   我丈夫来到这里没多久就被抓了。他一点经验都没有,图方便去租联合国附近的房子住,那一片警察是最多的,结果有天晚上警察查房,就把他抓去了,关进移民局监狱一年多,一直到2007年9月才放出来。
   我那时还在中国,怎么晓得我老公被抓了?我带着孩子来泰国的时候,还以为老公一切都帮我们办好了,天晓得他在牢里,什么都要靠我这个女人家去跑!我人生地不熟,没有几个钱,语言又不通,没有文化,也没有申请难民的一点经验,急得搂着孩子哭,这样的日子好难过哇!(周晓萍的眼眶再次湿润了,声音颤抖了起来。)
   我老公被抓之前,已经去联合国难民署办了申请难民的登记,因为坐牢不能去面谈,我只有自己去难民署解释,重新递交申请。结果一年多下来,第一次申请和上诉都被拒绝了(她把英文拒绝信和上诉拒绝信递给我看)。
   曾:你们从中国带了证据过来吗?比方说“计生”处罚单之类。
   周:没有喽!我们从湖南老家逃出来好几年了,原来根本没有出国的打算,哪里想到要保存证据呀!原来家里有一张一万五千块钱的罚单,又不知被我婆婆塞到哪里去了,现在找也找不到。去向政府要证据,当官的怎么会开给你呢?我亲戚告诉我,宁关镇政府已经知道我们逃到泰国来了。
   曾:并不是只有政府开的东西才算证据。你们身上就没有一点别的证据吗?
   周:没有。我和我老公都是没有文化的人,又没有那些个心眼。
   曾:(指着申诉书和上诉书)你说你们被政府追讨“计生”罚款、你丈夫被政府计生部门追捕,有遭强迫结扎的危险,这些情况你怎么没有写进申诉书和上诉书里?
   周:没有喽!别人也说我递给联合国的东西没有抓住重点。我什么也不懂呀!
   曾:你们出国之前,被政府追着要强迫结扎、追着讨要“计生”罚款,这些情况,在联合国官员找你们谈话时说了吗?
   周:没有说。
   曾:这么重要的情况你们为什么不说?
   周:(哭腔)忘记强调这点了!只晓得讲以前的事情。我和我老公什么也不懂,不晓得联合国的规矩,申请难民的时候也不晓得找机构帮忙,我们现在后悔得要死!
   曾:你老公现在去哪里了?
   周:你不知道?我老公又被抓了!现在关在移民局里。
   曾:啊?!你老公是谁?为什么又被抓?
   周晓萍:我老公就是今年6月4日去中国大使馆抗议时被抓的。我老公叫胡汉民,你认得没有?
   (我立时想起那个与国民党元老同名同姓的黑黑瘦瘦的南方人,他和我一道参与了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的纪念“六四”屠杀20周年的行动。那天中午,当我背着照相机落荒而逃时,他和于圣、丁庆安、王小春一起被押上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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