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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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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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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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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来源:争鸣杂志

用更大的暴力消灭暴力


   胡锦涛刚刚上台的时候,海内外舆论都对“胡温新政”抱着美好的想像;而在胡锦涛掌权六年之后,狰狞面目已然暴露无遗,中国的人权状况日渐恶化。相比於江泽民时代释放魏京生、王丹、王军涛等着名的政治犯来,胡锦涛时代则将更多的人关进了监狱:胡佳、刘晓波、谭作人……无论是内地的甕安事件、石首事件,还是边疆的汉藏冲突、汉维冲突,胡锦涛都採取了最坏的方法处理,即用更大的暴力来消灭暴力,用更大的谎言来掩饰谎言。
   相比於与知识分子关系良好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胡锦涛与知识界的关系相当疏远和冷淡。赵紫阳虽然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却好学深思,不耻下问。他将体改所当作自己的智囊团,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在赵身边工作的一些细节:虽然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刚刚工作不久的青年人,但赵在专列上却专门听取他的汇报,所提出的问题个个都切中肯綮。赵的随和与谦虚,好学与宽容,都体现出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而这一切在表面上拥有更高学历的胡锦涛身上却荡然无存。除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派遣总理温家宝去探望那几个被竖立为招牌的“商山四皓”式的老人,如巴金、季羨林、钱学森等之外,胡锦涛跟知识界基本没有什么来往。所谓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完全是走过场、装样子。所挑选的学者、所讲述的课题,均由宣传部精心的筛选和设计,若不是紧跟主旋律的学者,不是“今上”爱听的观点,根本不能进入中南海。请一些奴才学者到南书房来“行走”,能获得什么治国的真谛呢?

专制下无现代意义的智囊


   但是,作为中国的“一哥”,又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智囊团.那么,谁是胡锦涛的智囊呢?谁能影响胡锦涛的决策?被外界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智囊,无非有如下几位:
   其一,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他被视为江泽民的嫡系人马,胡锦涛上台之后仍然获得重用,胡锦涛外出访问时,王每次都鞍前马后跟随.
   其二,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他是“和平崛起”理论的主要提倡者,曾经为胡锦涛赴美访问打前站,广泛接触美国政、经、学各界人士。
   其三,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教授俞可平,他多次赴西方访问和讲学,曾经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广受关注,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启动政治改革的风向标,此后却再无动静.
   其四,保密局局长、前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他曾出版过若干研究宪政的着作,主政保密局之后,让一批档案材料解密,被认为是胡锦涛刻意培养的新人。
   其五,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家周天勇,周公开宣称“经济学家要成为国家和老百姓的智库”,一度备受海外瞩目,然而他所编纂的一本探讨中国政改的书,不仅不能在国内出版,在香港出版时也遇到阻力而被迫中止。
   这几位被海外舆论认为是胡锦涛的智囊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学术成就,属於“学而优则仕”的典型。值得玩味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承认或否认过“胡锦涛的智囊”的身份。他们越是对这类说法沉默,越是让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漫天飞舞,这种局面似乎有意为之。以周天勇而论,他对中央党校“独享”的学术自由颇为满足,他对记者说:“我感到党校是一个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地方。『内部讨论无禁区、对外宣传有纪律』,我认为这非常好。”他声称对当前的三种经济学家都非常不满,即歌功颂德型、解释政策型和观点口号型。而他自己呢?他说:“我们党和政府不需要马屁精,需要的是能提出真知灼见、为国分忧的学者。经济学家要为老百姓的利益呼籲,要对政府的决策建言。”然而,他故意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党和党魁从来都不愿听真话和服良药,他的建言根本无法撼动既得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即便中央党校内部有一定的学术自由,但在全国的学术机构都缺乏学术自由的大背景下,在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的大背景下,在中共的统治方式是集权的大背景下,是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和智囊的。

独裁者靠权谋稳固权力


   在极权主义体制之下,要成为一名权力稳固的独裁者,靠的是厚黑学和权谋术,而不是身边有多少学识渊博、思维敏锐的智囊。从王沪宁的升迁和陆建华的倒霉上便能看出这个“优汰劣胜”的“潜规则”来:在中共的传统中,新一届的领导人一般不会重用前任的心腹,王沪宁算是一个例外,不仅在江泽民时代颇受倚重,在胡锦涛时代还跃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与政治局委员的地位相近,可以说是“次核心层”的成员.据王当年在复旦大学的同事说,当年王在复旦学习和任教的时候,还是颇有锐气和见地的。但当他进入体制之后,便宛如太监挥刀自宫后入宫,从来不就政治改革提出任何建议.他必须假装得比较愚蠢,在宫廷政治中,愚蠢是忠诚的代名词,只有这样才能让在学识上远不如他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给予充分的信任。与之相反,据说是胡锦涛的台湾问题顾问的社科院研究员陆建华,则年轻气盛,不仅热衷权力,当选过首都十大傑出青年,还经常在央视上露面评点国际大势。结果不知得罪了哪派势力,在派系斗争中成为牺牲品,以一个莫须有的间谍案被捕并被判处二十年重刑,一辈子算是给毁了。仕途之险恶,专制之冷酷,确实非寻常人等所能承受。而王、陆二人之一荣一衰,也给后来者何去何从作出了榜样和启发.

共产党劣质文化教育的象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均善待知识分子,善於倾听开明知识分子的建议,可他们的权力并没有由此得以巩固,反而成为保守的元老的眼中钉。相反,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均独断专行、排斥异己、任用小人,反倒在权力角逐中胜出。胡锦涛本人在这套机制中便是如此脱颖而出的。胡锦涛不是公民选举出来的,而是元老在家中开会钦点的。他之所以获得元老们的青睐,惟一的资本便是平庸和忠诚.江泽民和温家宝都比较喜欢炫耀学识,江泽民曾当众以英文背诵《人权宣言》,温家宝则经常引用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其中固然不乏作秀的成分,但比之胡锦涛刻板僵化的讲话,还是有趣得多。胡锦涛所熟悉的俄国名着只有斯大林时代劣质的宣传品《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个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乃是共产党劣质的文化教育和宣传的牺牲品和象徵物。他的身边的人自然无人敢表现得比主子更聪明。我相信,没有人能对刚愎自用的胡锦涛施加真正的影响,因为胡锦涛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早已在毛泽东时代便定格下来。
   胡锦涛圈子里的人物,只有他豢养的奴才和宠物,而没有真正的“诤友”。在专制政体之下,难以产生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智囊。那些试图影响高层决策,并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而踏入仕途的知识分子,最终不仅没有改变当局,自己反倒迅速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即便是少数有文化和有见识的人,也只能假装比较愚笨和顺服,才能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社会学家索罗金曾经当过俄国二月革命后短命自由派政府总理克伦茨基的秘书,他观察俄国共产党领导者低劣的品格:统治团体成员的道德以当时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之标准而言,都远比被他们统治的子民更为低劣、充满更多罪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社会选择”,也就是物以类聚。由於统治团体充满了品格低下的人,“相较於那些冷酷、没有同情心、自私、伪善、不诚实,并且善於操纵人际关系的人,对道德比较敏感、比较有同情心、比较诚实,以及比较不自私的人,很少有机会能在权位的阶梯上爬到最高层。”所以,仔细衡量王、郑、俞、夏、周诸人便可发现,他们都算不上胡锦涛的智囊,他们更不敢有古代士大夫的当“帝王师”的奢望。因为独裁者只需要一群善於领会其意图的奴才,而不欢迎有出主意的本事的智囊。於是,他们只能唯唯诺诺、上行下效,如寄生虫般地寄生於此体制,而一旦体制崩溃、领袖垮台,他们本身也就灰飞烟灭了。
   二○○九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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