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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相信高雄市政府?

   “热比娅”进台湾:谁会相信高雄市政府?/毕研韬
   
   台湾高雄市政府原计划在“高雄电影节”期间放映热比娅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后迫于岛内外压力决定提前放映。高雄市政府喊话说,《爱的十个条件》是艺术创作的纪录片,不应赋予政治诠释,盼中国更不要以观光反制影响言论自由。
   
   从传播学的视角考察,高雄市政府放映热比娅《爱的十个条件》是纯粹的政治运作。那么谁会相信高雄市政府的说辞呢?我的答案是有两种人:一是情感上认同民进党的人,二是不熟悉民进党政治博弈术的人。

   
   传播学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学者Harold Lasswell说,传播学主要研究“谁?说了什么?对谁?通过什么渠道?效果如何?” 后来的传播学者将其称为传播学的五大部类研究,其中包括传播动机研究、传播关系研究。
   
   要解读任何文本,人们必须首先分析是谁在传递信息。信息源(编码者)是文本(discourse)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样的话语,从不同人的口中、在不同场合说出来,意义可以大不相同,甚至会完全相反。
   
   普通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任何场合佩戴任何颜色、任何样式的领带,政治人物却没有这种自由。如果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佩戴深绿色的领带,或者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佩戴深蓝色领带,岛内外的观察人士肯定会大做文章。
   
   正是因为政治语言的程式化特性,中国国家领带人的领带才备受国际舆论关注。2007年10月22日,在中共十七大会议上新当选的九名常委与媒体见面时,吴邦国的蓝色领带与其余八名常委的红色领带曾引起国内外种种猜测。
   
   对政客而言,任何公开的言行都是政治符号,都会经过反复细心的政治算计,都会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高雄电影节的官方网站声明,“高雄电影节”的主办方是高雄市政府,一切影片均由市政府选择、处置。
   
   符号学(semiology或semiotics) 说,任何符号只有至于特定的语境(context)下才会产生具体的意义。譬如说“好!”这个文本,如果是父母夸赞子女进步,那就是积极的,但如果是心胸狭窄之人评判对手的失败,那就是消极的。
   
   要解读高雄市政府播放热比娅纪录片,就必须和高雄市邀请达赖访问台湾联系起来。或者说,达赖访台和“热比娅”入台,是高雄市政治文本中两个紧密相连的段落,都出于特定的政治考量、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英国文化学者Stuart Hall说,人们对待文本的态度有三种:完全接受、部分接受、完全拒绝。那么其中的选择机制如何?美国传播学家Paul Lazzesfeld说,人们倾向于接触、理解、记忆与自己既有认知、立场相吻合的信息。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D. McGregor发现,在没有客观证据引导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根据其主观偏好来预测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ordon W. Allport和Leo Postman认为,那些不为受众欢迎的官方解释或报道常被视为谣言或宣传。
   
   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受众是接受还是怀疑、拒绝高雄市政府的说辞,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既有认知、利益和愿望。同情、支持民进党者很可能会接受高雄市政府的政治宣示,反之则很可能质疑、拒绝高雄市政府的解释。
   
   高雄市政府喊话说,对《爱的十个条件》不应赋予政治诠释。高雄市政府又错了。哲学阐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说,解释者是不可能回到作者本意的。换句话说,文本一旦问世,作者就死了。如何理解文本是受众的权利。
   
   高雄市政府还说,盼中国更不要以观光反制影响言论自由。高雄市政府给北京贴上“影响言论自由”的标签,很容易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可见高雄市政府深得舆论博弈之奥妙。
   
   当然,高雄市政府并没有错,因为这符合其政治利益。更准确地说,台湾的政治生态决定了高雄市政府的政治博弈策略:唯有如此,陈菊等人才能更有效地操纵民意,才能最大限度地赢得支持。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近日说,台湾人应该要有骨气一点,不要任由中国把经贸往来当作为政治服务。她的意思是,台湾的工商业界应该为我们民进党的政治利益做出牺牲。换几句说,蔡英文相信,为了我的利益,牺牲你是必需的!
   
   总之,要准确解读高雄市政府放映热比娅纪录片,就必须把陈菊等人一连串的政治表演联系起来,与民进党的政治诉求和表演风格联系起来。不过坦率地说,民进党为“合法化”
   (legitimize)其行为而试图操纵舆论的手法尚待改进。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全球之声”作者,目前在欧洲研修政治传播学。著有《用信息颠覆世界》等。主要研究领域:政治传播、国际传播、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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