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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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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出好文章:论基础在博

   有许多文友与我谈起写作,常直截了当的问:「怎样才写出好文章?」这真是一言难尽的问题。如果不能答复,或者敷衍的说:似乎没有一定的方法;会令人失望。如果说有,方法安在?是否一经依法为文,就成好文章?则佳章俯拾皆是。然天下每多可传之文,尚有何贵?可知为文虽有方法,成可传之文则不易;知章法而没有条件,还是无法写出好文章。
   
   什么叫做文章?据「文心雕龙」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然下续的一句是:「非采而何?」这个定义,不能说它不对,但总可以说它不周延。难道不是「圣贤书辞」,就不能称为「文章」吗?下一句应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文章重要的注释:「非采而何?」也就是说圣贤的书辞,必有其文采,因此称做文章。刘勰把圣贤和文采画上等号。然证之文学史,许多文采斑烂的好文章,未必全是圣贤的,难道不是文章吗?楼头怨妇,怀春少女,甚至慷慨仗义的屠狗辈,偶然发于至情的心声或呼号,成为传诵百世的文词,何必一定圣贤呢?「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妙手足矣,不必为圣为贤;这是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说词。词章之学,不必载道。
   
   联字成句,积句成文,有其章法,就是文章。好的文章有好的句、好的内容、好的铺排和陈述足矣。「文心雕龙」倒是有一句很传神的句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就是文采,质是内容。内容贫乏,文采比内容好,如渲染过份反显得纤弱;内容好而文采无法配合,便沦于粗野。文采和内容相得益彰,才能止于至善的境界;君子「止于至善」的。因此,「文质彬彬」的文章,就是至善的文章。

   
   艺文之事,除用功以外,还须讲点才情,才情多半天赋,暂且搁下。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以上说过要有条件,根据我的经验,先说基础吧!
   
   我长于乡野,童年过着恬淡的生活;而幸生于耕读之家,温饱有余,又是长子长孙,传统重男,所以幼年不须参加耕稼操作。我祖遗有「三宅书屋」,家里亦有阁楼书柜;长日无聊,自入学识字以后,成年累月翻书。初在书柜,后至书屋;初中假期,父亲命我跟族叔读书,地点是「尺蠖斋」(叔祖许奇隽书斋,他是清同治高名次进士,着有尺蠖斋诗文集多种)。故离乡以前,许多古籍以至历朝通俗小说,每多读及,虽不能全部消化,但总有点认识,也养成读书、买书和藏书的习惯。以后到了香港,是一生最艰苦的几年,没有余力买书外,一直到现在,也不论到那里,总喜欢逛书店和买书。舍下别的不多,书籍却触目皆是。有些朋友知道我喜欢藏书,遇上搬家、迁徙,有不得不割爱的时候,常想起我。于是,有数百册藏书由多个朋友,以迁徒而将一包包的书籍寄到舍下书斋,我也一本本读完。一九六二年我到多伦多东亚大学研究院读书,每周由教授开列的参考书籍,平均约十册,三年算下来也实在不少。不过,「生有涯而学无涯」;我国积五千年文化,典籍浩如瀚海,不可胜读,只能尽其在我。
   
   诗人勉强可以不博,文学家不能不博。世人贵精而不贵博,重专才而轻通才,是势利的世俗,也是取易舍难的捷径。大学读完就不难专精于所学而成为专家;但读多少书才算博而成通才?许多蛋头学者从政,却往往误尽苍生,就是识见不博,无法纵览全局,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结果。政治家尚须博,何况文学家呢?
   
   写散文者如无广博的识见,何能有卓越的议论?何可抒难宣的情怀?写小说者更须通透人性世态,始能刻划人情世故,赋予小说人物活生生的形象和内心的世界,和社会复杂的群体关系。诗人可以凭灵感,小说家还要靠生活的体验。因此,诗人可以戛然独立于文学家门外,如要入门,非博不可。此亦善诗与善文者的不同处。
   
   博览增广识见。有识见的文章,内容才不致空洞,有卓见的文章,内容必然精彩。「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精彩的内容,是一篇至文构成不可缺少的元素。识见不是与生俱来的;也就是说,不是生而知之;乃学而知之。古人所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现代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士,可能不必像古人用以上的方法增广识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或理论基础,坐在实验室,也可以卓然有成。惟人文学,特别是词章之学,还是用以上的法门为妙;而「读万卷书」尤为重要。
   
   画家所谓:「胸中自有层岩迭壑」,乃经历名山大川,一旦作画,腕底云烟自出,气韵自见。为文者读万卷书,累积了丰富的知识,行文议论,自能雄辩滔滔;执笔抒情,则回肠荡气;信手描景,亦风光若见。阅览既广,无论画家、文人,都是终生受益的。
   
   孟子雄辩滔滔,述仁发义,议论纵横,因为他对仁义有真知灼见。吕祖谦的「东莱博议」,为古人翻案,每能发人深省,乃史识丰富所致。刘勰的「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非博览怎能这样精到?
   
   博览是达致知识广博的不二法门。我国历代的大文豪,无一不是出自这个法门的。世界知名的大文豪,像「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沙士比亚(1564-1616),也是学识广博的巨人。他的文艺作品、历史剧和十四行诗,都动人心弦,基础全在一个「博」字上。帝俄时代的托尔斯泰(1828-1910),他伟大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忏悔」、「复活」……,同样表现是个学识广博的巨人。
   
   不论诗人或作家,才情与力学须兼备,缺一不可。然成为大诗人者,才情须稍胜力学;其成大作家者,力学须稍胜才情;缘诗以奇妙胜;远比文章单纯,并不是诗人易为,反因才情难以力学累积,天赋者居多;诗人岂易为。能写出好文章,除力学外,还须有其他条件的;如有练达的人生,就更能达致好文章:「人情练达即文章。」识见广博,自然人情练达。国学的识见基础在博览;因此,写出好文章的基础也在博览。
   
   诗人的才情闭塞了,灵感的来源枯竭,「江郎才尽」之际,诗人的创作生命也随着终结。作家不一样,如果写作的基础深厚;换言之,如果国学的识见广博,除非失忆或痴呆,可以长写长有,越老越练达。世界许多著名作家,其大成就的作品,多在晚年可证。
   
   中国文学家更须博学。袁枚在「随园诗话」说:「学问之道,四子书如户牖,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厢,注疏如枢闑,类书如厨柜,说部如庖湢井匽,诸子百家诗文词如昼舍。花园厅堂合宾,书舍可以娱神。今之博通经史而不能诗者,犹之有厅堂大厦而无园榭之乐也;能吟诗词而不博通经史者,犹之有园榭而无正屋高堂也。是皆不可偏废。」国学基础之深厚,在学问之宏博;古今应无不同。
   
   时下许多有「名气」的作家,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艺文本身价值决定。市场讲包装、推销术;因此,作品的属性也成为商品。商品是为需要市场而生产的;「市场作家」便大量生产供给;市场的占有量愈大,「作家」便愈有「名气」。大量生产的结果,「名气」成了粗制滥造的代名词;文艺市场充斥这种粗糙作品,真是文艺的厄运。中文水准每下愈况,「市场作家」是应负责任的。然而,一切艺文的真正评价,时间是最后的裁判者。因此,一个真正的作家,应向时间交卷,不是向市场去滥竽充数。
   
   要写出好文章,必须博览;作家尤须如此,汲取新知,增广识见,作品才能推陈出新,止于至善。这种作品才有真正价值,作家才名实相副。
   
   文章大家苏辙(苏东坡之弟,字子由)在「上枢密韩太尉书」对前辈大家欧阳修的推崇:「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然则欧阳修对写作法门又如何?他说:「为文有三多:即看多,做多,商量多。」「看多」就是博览;「做多」是多练习;「商量多」是对用字遣词多斟酌;也就是多注意修辞,不可草率。欧阳修对后两项只提要点,未涉及方法;我会在以后论及。在此只论证文章大家欧阳修,对写作的训练,首要的基础工夫正是博览。再举「古文观止」所收集最后一位作家姚鼐,他的「与陈石士书」,他说:「学文之法无他,多读多为,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他比欧阳修简略了一项;但首要还是博览。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东坡说:「运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诗人、书法家都讲博览卷籍,作家能不博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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