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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妹的后幸福生活(六)索赔

幺妹的哥哥赶到医院。医生严肃说:这胳膊已经坏死,只能锯了,不然的话……哥哥‘扑咚’一声跪在医生脚下:我妹的命太苦了,您救救她吧。

   哥哥长跪不起,这是生平第二次下跪。第一次是不让妹妹吃官司,第二次为了保住妹妹的胳膊。一个成年男子,一个部队英模,只能用这种最原始,最古老,最秦香莲式的,最没出息的方法,来保护亲人。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没有人权的公民,还能有膝盖嘛?他是‘子母鸡图’里的母鸡,为了保护雏崽,怒目圆睁,俯首向前,冠发俱竖,毫无惧色。他可以把雏鸡藏在翅膀下,但不能解难于‘人祸’给妹妹带来的伤害。

   他跪在水泥地上,直挺挺的,像戳着的半根桩子。发如垂柳,沉甸甸地垂下去,有垂柳的造型,没有垂柳的飘逸。医生扶起哥哥,凝重地说:用高压氧舱的办法试一下吧。

   护士拦住大哥:先把费用交了。大哥吼着:医院毁了胳膊,还催药费?纷争出来,领导露面。领导一耸肩:我们本着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药费可以先欠。但高压氧舱的费用,没的商量。大哥咬着牙,瞒着老婆,把国库券贱卖了。

   接下来哥哥像个贼,一有机会就下手,把妹妹拉到长海医院的高压氧舱。一星期二次,一次二小时。他要作及其精确的计算,才能保证不失手,才能保住全勤的奖金—交给妻子的钱,一分也不能少。

   二个月过去,情况明朗化:虽然胳膊上的神经不能起死回生,但胳膊的坏死已经阻止。胳膊终于保住了,虽是聋子的耳朵,但比一个袖管空荡荡的要好100倍。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幺妹从病床起来,走到阳台上。天这么蓝,蓝的像海水,云这么白,白的像冬雪。伸出手,什么也抓不住,抓住的是一条残肢。

   我不是屠夫,怎么就遭到报应?我不是凶手,怎么就遭到诅咒?都说头上三尺有神灵,神灵啊神灵,你究竟在哪?

   幺妹朝前走一步,这是一小步,又是一大步。只要再走半步,就能永远脱离苦海。不用筹措米钱,不用忍受男人的蹂躏,不用忍受李麻子的奸笑,不用在残肢上做无益的治疗。

   她俯视脚下。脚下是蚂蚁一样的人群。为蝇头小利,熙熙而来;为锱铢必究,攘攘而去。虽披着人皮,干的却是蚁蝼的营生。不!比蚁蝼还不如。至少蚁蝼还知道团结同类,一致对外。啊!说人是万物之灵,还不如说是欲望之体。

   以后我该咋办?一家二残,雪上加霜。我早就失业,却美其名曰下岗。这种下三滥的文字勾当,当今世界,独此中国一家。

   今天……今天是休息天。对!今天小豹子不上学。她躲进厕所,换了衣服溜出医院。

   太阳下,满街的人显的兴高采烈。她像隐形人,冷冷打量着笑容后的沧桑,艳服里的躯壳。笑容很廉价,很浅薄;躯壳很苍白,很空瘪。上街沿搭了一个舞台,彩旗猎猎,丝竹弦乐。戏子在献艺,疯子在拍手。女人翘着兰花指,男人蜒着臭口水。一个麻木的民族,上演了疯人院里的一幕。

   她上了楼,终于看到小豹子。她站在门口,眼也不眨地看着他。小豹子远远地看着她,又近近地看着她。他没有扑来,他像一条随时准备逃跑的耗子,冷冷观察着她。他的眼光如牙齿,尖尖的,锐锐的,是人眼,又是兽眼。幺妹受不了这眼神,她下意识地把残肢放到身后。“你爸……呢?”

   小豹子没启动嘴唇,只是一努嘴。她看见男人躺在桌下,旁边有一只酒瓶。她一点一点倒退着下楼,她走的很慢很慢,但后面没有脚步声。

   她站到巷口,等待着,翘首着,渴望拥抱,渴望最后的温情。但是,她等到的只是一阵躁风。她用没残的手,揉着眼角,然后大步走出巷子。

   她站在大八寺的商务楼前。受伤后,她在第一时间里通知律师,丈夫会接替这份工作。律师沉吟着:我尽力而为。她让男人又配了一把钥匙,现在她口袋里,就有办公室的钥匙。

   她站在熟悉的办公室里,恍然隔世。二个月前,她是贫穷的健康人;二个月后,她是贫穷加潦倒的残疾人。她扑在桌上,痛痛快快大哭了一场。现在她除了忠诚的眼泪,已经一无所有。

   索赔的事,比上青天还难。虽然幺妹做好8年抗战的思想准备,但是情况比她想像的还要难:一个庞大的医院律师团,就是一个庞大的流氓团,无赖团,诉棍团,黑帮团。现在幺妹才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访民死在上访路上?为什么有这么多访民被关进劳教所?

   我不能让我的胳膊白白地残了:我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

   

   她乘17路到了人民广场。隔着宽阔的隔离带,她就看见人头攥动的信访站。媒体24小时说‘中国形势一片大好’,难道这就是好的‘特色’?

   她先排队登记,然后领表格,然后排在像长城一样长的队伍里,等待公仆觐见主人。一个面容悲戚的女人在抹眼泪。“我一到这,就像到了屠宰场。”

   “你什么事?”

   “10年前,我在垃圾桶旁拾了一个女婴。当时别人都说我心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

   “我知道你是好人,我问你上访的缘由?”

   “女儿读书要户口,派出所不报,又找了街道……”

   “还是不报?”

   “现在不是报不报的问题,而是要把女儿还给孤儿院的问题。10年了,我把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治好,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她,我已经和女儿融成一体,他们现在却要一劈为二。”

   “理由?

   “不符合独生子女政策。既这样,为什么10年前不提出?10年了,我们的生命已经连在一起……”女人的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幺妹站起来。她为女人可怜,更为真相震惊。当官的哪一个没有私生子,但政府管了嘛?人为地制造一起起家庭破裂,妻离子散的悲剧,这悲剧还要延续多久?

   “你是……新来的?”一个女人怯生生地问。只一眼,幺妹就认定她是索马里难民。干裂的嘴唇,破旧的衣衫,明显缺营养的弱不禁风。

   “你什么事啊?”幺妹渴望从上访群里,找到刁民,暴民,歹民,找到有精神疾病的访民,以便让自己案子,在泾渭中鹤立鸡群,一举突破。

   “6年前,厂长要非礼我,被我拒绝……”幺妹扑哧一笑。“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难民抽出一张照片,幺妹一看不笑了。照片上的女人貌若天仙。仔细端详,她就是眼前的难民。

   “6年了,我已经被摧残的不成模样。我一说案情,就遭到嗤笑。我只能用照片来验明正身。”

   “后来呢?”

   “厂长在严打中,勾结民警捏造罪名,把我送进劳教所。在劳教所我患了肺结核。出来后身体垮了,工作也没有了,只有一顶劳教释放人员的帽子。”

   “你上访几年?”

   “三年劳教,三年上访。结果一碗豆腐,豆腐一碗。你看……”难民捋起袖子,上面布满了青一道,紫一道的淤血。

   “他们打你?”

   “他们为了做婊子,不在光天化日下打你。他们搀扶我时,朝死里摁,朝死里揿,朝死里捏,朝死里戳。有时还用橡皮棍子来对付我。一年前,我被橡皮棍子捣的胃出血。可是去验伤,一点也看不出皮肤有伤的痕迹—这叫杀人不用刀。”

   “无所不用其极--64时,他们用国际上禁止的开花弹来对付同胞。”幺妹气愤地说。

   “你看看这个……”难民指着墙上布告。这是一张上访站的规章制度。密麻麻的黑字,黑压压的黑字,如一堆堆苍蝇叮在白纸上。不!是一群苍蝇,叮在粪坑上。幺妹只看一眼,就窒息的透不过气来:不许喧哗;不许哄笑;不许三人成团;不许交换案情;不许打横幅;不许呼口号;不许胸贴状纸;不许跪在地上;不许拦首长的轿车……”

   “他妈的!连秦香莲都能栏轿鸣冤,公民就不能问责公仆?”幺妹气的浑身发抖。突然胳膊一阵剧痛。

   “我盯你很久了。”一个放大的脸朝她凑来。狞笑,肆无忌惮的狞笑逼过来。

   “你放手!”幺妹嚷着。但剧痛进一步增加。

   “放手!”幺妹像临刑前的刘胡兰,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有几个访民凑过来,但是又怯怯地退回去。

   “你这个流氓。”幺妹的话刚出口,脸上就挨了一巴掌。很重很狠,打的她金星直冒。

   “这社会还…….讲不讲理?”幺妹愤怒的不能自己。

   “有本事你到联合国去告啊?你去找安南告啊?告诉你,这是共产党的天下。”狰狞的脸凑过来,连鼻毛都在耸动。“进去。”他向拖死狗一样,把幺妹朝里拖。虽然是手拽胳膊,但巨大的疼痛,传遍了幺妹全身。“朝死里摁,朝死里揿,朝死里捏,朝死里戳……”难民的声音还在萦绕,幺妹已尝到真正的滋味。

   半小时后,幺妹的片警来了。要不是片警解释有功,幺妹就要第二次进看守所。这样她就是重犯,就是屡犯,就是二进宫。幺妹明白了,中国为什么每分每秒在产生罪犯,或者说,每分每秒在生产罪犯。老的,小的;旧的,新的;女的,男的;明的,暗的;过去方程式的,现在方程式的;正在消灭的,正在滋生的;以前是‘反革命’,现在是‘颠覆政权’。几何级的递增;化学上的连锁反应;核装置式地聚变爆炸,癌细胞样地扩张扩散。

   幺妹被请上警车时,气呼呼地问片警:“我什么罪?”

   “你干扰信访站秩序;打探访民案情,妨碍公务。”

   “果然莫须有。”

   “你还有防扩散材料的泄露--这个100%要吃官司。”

   “什么叫防扩散?”

   “关于……开花弹的事。”

   “毛主席不是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没有的事怕什么?难道掩耳盗铃,就没有铃声了?”

   “我看你是白活了30年。我警告你,今天我把你捞出来,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片警沉下脸。

   “难道中国真的没有法?”幺妹气的嘴唇发抖。

   “不要跟我谈这么幼稚的问题。你有本事逃出中国,没本事就乖乖地趴着。不要说你这么个残疾人,就是国家主席,让他死,他也活不了,死时还赤着脚。”

   “难道……难道……”幺妹还在咕哝,但声音一点点低下去。除了满胳膊的淤伤,幺妹还在警署写了‘不上访’的保证书。至此,幺妹的上访以失败而告终。

   

   这以后,幺妹走了好几家医院。第九人民医院说,赶紧住院,给残肢做整容手术,不然悔之晚也!这期间,幺妹走访了虹口区饮食公司。在她力争下,饮食公司报销了她一部分的医药费。药费还没有走进九院,就走进了米店—开门七件事,不因肢体残了而打折。

   天一点点冷了。西北风从窗户里钻进来。没有晕的汤,没有肉的餐,让这个冬天更冷了。

   幺妹打来一盆热水,拉过儿子脚朝水盆里摁。“我现在做功课。”儿子提出抗议。幺妹不吭声,只是用力搓脚,只把一双小脚丫,搓成张家界的野人脚。

   她开始收拾家。把洗净的衣服放抽屉,把洗净的碗放橱里。她把儿子扔下的红领巾,折的方方正正。折了一半她停了:从小我戴红领巾,现在儿子戴红领巾。我们热爱红领巾的政权,但政权热爱我们嘛?她对我们有爱,有反馈,有奉献嘛?

   她伤感地站起来,注视着镜子里的女人。一只獠牙顽强地戳着,示威地站在二排仪仗队前。獠牙的上端尖尖的,锐锐的,像唐吉苛德的矛。

   我没有向政权挑战,我只是向渎职挑战;我没有抱怨政府,我只是行使索赔权。为什么我这么低调,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信访站不是政府设立的嘛?怎么一上访,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就成了‘反华势力的利用工具’?草菅人命你们不管,官官相护你们不管,奸佞无耻你们不管,贪污腐败你们不管,你们究竟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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