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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2009/09)

中国与世界 中国与世界 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作者:秦晖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 “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 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 “文化左派 ”,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 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 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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