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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制与民主


   
    牛克思 2009.9.8
   
   (中华合众国网站www.zhhzg.org 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法治”和“法制”这两个词,发音完全相同,意义上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都可以作“依法治国”来理解。可是,如果深究起来,它们却有着天壤之别。法治是一个古老的词语,相对于人治而言,它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因为人的喜怒是变化不定的,如果君主因喜而赏,因怒而罚,这就叫人治,生活在这样的君主身旁是十分危险的。人治会产生很多弊病,它把君主身边的人都培养成马屁精和告密者,久而久之,君主就听不到真话了。人治不仅危害人民,也危害君主自己的统治地位。人治是一种典型的专制政体,它就像孟德斯鸠所说的“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1这是一种最坏的政体。因此,封建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思想家,如管仲、商鞅、韩非子等,他们耐心细致地诱导君主把赏罚明确地写出来,制定成法律。法律制定出来以后,君主也应该遵守这些法律,若有赏罚都应该依照既定的法律进行,不再依照君主的喜怒。这就叫“依法治国”。这样治国,可以使君主身边的人产生安全感,在做事情之前就可以确切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法治的推行,对君主的个人意志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说真话的人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因此,君主可以听到一定的批评意见,这对人民、对君主都有好处。这种法治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就是:1.它是由君主制定的,反映了统治者的意志,臣民在这种法律的制定上没有丝毫发言权;2.它的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3.因为统治者的利益是会随时间和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的,所以它仍然具有不稳定的性质,只要君主觉得过去制定的法律妨碍了自己的利益,他就会随时进行修改。可见,这种“法治”本质上仍然是独裁者行使其意志的工具,归根到底还是人治。因此,意大利思想家贝卡里亚说:“如果说暴政的精神与成文法的精神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那我真会不寒而栗!”2
   
   法制的目的虽然也是“依法治国”,但是它在法理上却与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法治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就是韩非子所说的“刑、德”二柄之一的“刑”而已。而法制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没有法制就没有民主政治。法制的精神是用法律来规范一切国家事务,包括国家行政权力的产生、监督、更替,国家行政权力的有效范围,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程序,党派间的平等地位,人民享有的自由范围等等。在民主政治中,法制精神确保了法律是一国之内所有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因为民主政治中的法律,是一国之内所有社会团体的代表共同协商确定的结果,它体现的是全体国民的共同意志,而不是总统或个别党派的意志。它的目的是维护一国所有成员的利益,而不是维护总统或个别党派的利益。民主政治中,法律的制定、修改或废止,必须依照一套严格的程序进行,不是总统或执政党想改就可以改的,因此它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为确保法制精神得到所有社会成员的遵守,军队不得听命于任何党派,而是属于国家所有。因为军队是一国之内最具实力的团体,如果军队参与政治对其他团体来说是绝对不公平的,因此现役军人不得参与政治。民主国家军人必须退伍数年以后才被允许参与政治的规定,目的是让参政军人失去军队的特殊关系,使国家政治摆脱军队的影响。军人干预政治的弊病是有目共睹的,它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军人干政是罗马帝国毁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制精神考虑了统治者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因此它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三权”指的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这三种国家的根本权力。行政权也叫执法权,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权力,比如户口的迁移、营业资格的审批、公平竞争的管理、超速驾驶的处罚等等,都属于行政权管辖的范围。因此,行政权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立法权是指制定法律的权力,比如宪法、刑法、民法、婚姻法、交通法等等法律的制定,就属于立法权的范围。立法权的具体实施机构是议会。司法权是指裁判对错的权力,也就是法院掌握的权力,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吵架,双方唾沫横飞互相指责,把对方根本就没有做过的坏事统统加到对方头上,甚至把对方早已去世的18代祖宗都骂个遍。这种侮辱根本就不需要证据,它的目的是让对方的血压升高。双方之所以这样恶言相向,就是因为争吵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司法权。但法院是不允许这样对骂的,法院具有司法权,是一个讲理的地方,指责对方必须要有依据。到法院诉讼的双方,都必须遵守法院的诉讼程序和诉讼纪律,否则诉讼将无法进行。双方陈述完后,由法院确定谁是谁非,败诉者必须尊重法院的判决。由此可见,公正是司法权的灵魂,如果司法权不公正,法律就会受到人民的蔑视。
   
   国家的这三种根本权力为什么必须分立?因为这三种权力如果不分立,统治者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肆无忌惮地危害国家和人民,把国家变成真正的专制国家。他们为了平时执法的方便,为了避免承担服务社会的义务,会制定宽松的法律,以减少法律对他们的约束。他们也会把法律变为谋取私利、打击异己的工具。他们对于法律,想遵守就遵守,不想遵守就不遵守。觉得法律对自己有用时就强调法律的神圣性,觉得法律妨碍了自己的行为时就修改法律,或把法律一脚踢开。在司法过程中,行政权会利用手中权力影响司法的公正性,如果法官不听命于行政权,他就会面临降职、失业的危险,因此,如果行政权不与司法权分立,司法公正也就不存在了。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是考虑到立法权干预行政权的可能性。如果不对立法权进行制约,立法者们就有可能总是对执法者指手画脚,或者随时修改法律干涉行政权的实施。司法权和立法权分立后,如果出现立法权无理干涉行政权的情况,行政部门就有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地方讲理,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3
   
   三权分立中的行政权和立法权是由选举来实现的,通常情况下,行政权和立法权都是分别经过人民无记名投票授予的。因为被选举人必须为选民负责,行政权和立法权就都会关注民意,而不会互相接受对方的指令,这样就保证了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独立。议会将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立法,而不会听命于行政权力进行立法。这样,行政权想要获得对自己宽松的法律就不可能了,它也不可能再利用制定法律的方便来达到打击异己的目的了。人民的安全由此得到切实的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比较困难,它无法通过选举达到司法独立的目的。因为司法权的核心是公正,而公正不可能通过选举选出来。保证司法公正的措施通常有:1. 保证法院有独立的经费来源,这个经费应该由宪法来规定,不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也不需要从行政部门获取,这样行政权和立法权就不能利用对法院经费的控制来影响司法的独立性了;2.用法律确保法官职务的稳定性,只要法官没有犯罪,任何人都无权罢免法官。如果法官犯罪,为罢免官官相护,不能由法院来审判法官,应交给立法部门来审判;3.保证法官个人独立行使司法权,让法官承担司法不公的责任;4.实行陪审团制度,把犯罪的定性和量刑分别开来,由陪审团确定被告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由法官根据犯罪情节确定罪犯的刑期;5.遵循案例法原则,对过去或者其它地方发生过的同类案件进行对比,严格实行同罪同罚原则。如果某个案例明显不公正需要废弃,必须由立法部门表决通过,并且必须对过去案例中受损害的一方进行国家赔偿,如果受损一方当事人已离世,则应对其直系后代进行国家赔偿,因为任何个人都没有义务为国家的不公正支付成本;6.规定法官必须对每一个经手的案件,详细写出审判报告,清楚记录犯罪证据、陪审团表决结果、原告对判决的意见、法官自己量刑的依据等等,这样可以迫使法官更仔细地思索案情,因为动笔写作总是要比随意冥思要有条理得多。而且法官亲笔写就的文件要长期存档,必将对法官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使其不敢枉法裁判。
   
   在以上推动司法独立的措施中,实行陪审团制度尤其重要。陪审团制度与中国现在实行的陪审员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目前实行的陪审员制度,是聋子的耳朵—摆设。陪审员没有裁判的权力,人数少,一般只有一两个人,而且固定化,使陪审员成了准法官,中国的陪审员制度是共产党安排人民接受法律教育的一种形势。法制中的陪审团成员不固定,从民众中通过抽签随机产生的,每个案件都重新抽签,人数不需要太多,但也不能太少,并且应该为偶数。陪审团人数太多造成浪费,太少又会使判决失去代表性,一般是8个人或10个人。陪审团具有判决权。规定为偶数,是因为一个行为如果有一半人都认为是无罪的,那么就应该判被告无罪。只有超过半数人认为有罪的行为,才构成犯罪。随机产生的陪审团,一旦确定就应该被隔离起来,以免当事双方对他们进行游说。因为事先并不知道茫茫人海中哪几个人会被选中,所以原告和被告都不可能进行贿赂,而贿赂法官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有的人可能会担心陪审团的非专业性质会影响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对此,贝卡里亚早就指出:“优秀的法律应当为主要法官配置一些随机产生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陪审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感情作出判断的无知,较之根据见解作出判断的学识要更可靠一些。在法律明了和确切的地方,法官的责任只是审定事实。如果寻找证据需要精明干练,作出结论必须明白准确的话,那么,根据结论作出裁判时,只要求朴实的良知;而一个总是期望发现罪犯同时又落入学识所形成的人为窠臼的法官,他的知识却比较容易导致缪误。”4
   
   共产党把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都攥在自己手中,还信誓旦旦地声称要建立什么“法制”社会,实在是自欺欺人。它承袭的,无非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法治”的腐朽衣钵罢了。它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论,不过是韩非子“刑、德”论的翻版!在这种腐朽的法治中,人民看到的是当权者的肆无忌惮,老百姓的无可奈何。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几个实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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