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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金國的八王共治國政制

【內容提要】
   
    後金進入遼瀋地區(西元1621年)後所面臨的全新局勢及日益尖銳的內外矛盾,促使努爾哈赤在大力加強汗權的前提下,制定並部分實施八王共治國政制,以遏制八旗分權傾向,解決汗位繼承人問題,維護後金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與穩定,鞏固後金統治。這一目的雖然基本達到,卻對其後皇太極的統治造成嚴重不利後果。總的說來,八王共治國政制對於後金的發展弊大於利。
   後金國的八王共治國政制

     明萬曆四十四年(西元1616年)後金(清)的建立,標誌著明清之際的開端。雖然後金的各項制度尚屬草創,需要不斷改進與完善,但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對於政權建設的高度重視,仍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環顧17世紀前期的中國大陸,除去後金(清)地方政權,還有明朝、農民軍以及準噶爾部貴族集團等各種政治力量。相較之下,後金(清)對政權建設所投入精力相對最大,成效尤為顯著。這是清朝能夠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在逐鹿中原中捷足先登,取得最後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努爾哈赤既是後金(清)的創立者,又是清朝統治者重視政權建設這一傳統的創始者。在其進行政權建設的過程中,也曾出現過成功與失誤並存之舉,八王共治國政制度(以下簡稱八王共治制),就是突出一例。
   
     後金八王共治制的提出與部分實施,是努爾哈赤在位期間作出的重大決策之一。迄今為止,有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性質、作用等方面,對於這一制度產生的歷史背景,努爾哈赤之所以制定八王共治制的原因,八王共治制與皇太極繼承後金汗位之間的關係等問題,或析述不多,或尚未論及。本文擬對此進行探討,並就其歷史作用作進一步分析。
   
   一
   
     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十一年(西元1583年)以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經過三十幾年艱苦奮戰,基本統一女真各部,萬曆四十四年(西元1616年)建立後金汗國。後金是努爾哈赤以其家族為核心,以八旗為基礎而創建的政權。努爾哈赤在後金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操生殺予奪之權,汗命即是法律。(注:參見李民寏《建洲聞見錄》,遼寧大學歷史系清初史料叢刊本,第45頁;《天工朝臣工奏議》卷上,遼寧大學歷史系清初史料叢刊本,第9頁。)他既是後金汗, 又是後金全體臣民的父家長,“汗非一二人之父,乃舉國之父也”(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59頁。),其統治是父家長制專權, 並以貝勒大臣議政為輔助。
   
     可是,天命七年(西元1622年)三月,努爾哈赤卻在與諸子的談話中,提出在他身後,實行八王共治制。其主要內容是:
   
     第一,以各掌旗貝勒即八和碩貝勒為八王(注:因努爾哈赤始終沒有明確指出“八王”之名,所以,除去四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等4人肯定是在“八王”之內外,另外4人即“四小王”具體是指何人,目前尚無定論。從努爾哈赤去世後,總計15人共同推選新汗等事實看,所謂八王並非是一確定之數,而是指“八家”,即八旗,包括八個掌旗貝勒以及他們的親兄弟,或其年長之子。他們均為努爾哈赤的子、侄、孫。參見《清太宗實錄》卷一,天命十一年八月庚戌、辛亥。)。
   
     第二,“繼我而為君者,毋令強梁之人為之。此等人一為國君,恐倚強自恣,獲罪於天也。”“八王同議,必然無失。爾八王中擇其能受諫者即嗣父為國君。若不納諫,所行非道,爾八王即更擇其能受諫而好善者立之。”如果被更換者“不樂從商議,艴然作色而拒之,……則強行換之也”。據此,後金新汗將由八王中產生,八王具有選舉、更換後金新汗的權力。這表明努爾哈赤擬將自己對汗位繼承人的決策權,轉交給八王,以集體決策的方式,選立新汗。
   
     第三,“八王面君時,勿一、二人相聚,須眾人皆聚之,共議國政,商辦國事。”即八王與後金汗共治國政。
   
     第四,強調八王之間的相互監督與牽制,試圖通過集體力量,抑制八王的分權傾向(見下文)。規定平日八王須共同晉見國君;八王“因事他出”、“祭祀等事”,皆須“告眾商議”,或“告於眾而往”;“不記父汗訓誨之言,不納眾兄弟之諫,竟行背逆之事”,定予懲罰,甚至“囚禁之”;八王中如有不稱職者,“其餘七人”“則當易之,擇其子弟為王”,如“艴然作色拒之,亦強行易之也”。
   
     第五,繼續實行後金各項收入及俘獲所得,皆由八家即八旗均分原則,以強調在經濟上八王與國君利益均分,後者並無特權。
   
     第六,“國君於每月初五日、二十日御殿二次。除夕謁堂子拜神後,先由國君親自叩拜眾叔、諸兄,然後坐汗位,汗與受汗叩拜之眾叔兄,皆並坐一列,受國人叩拜。”這一新的朝儀,進一步反映出八王在政治上具有與後金嗣汗分庭抗禮之勢(注:《滿文老檔》上冊,第345—348頁;另參見《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四,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載《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1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 375頁。)。
   
     足見,八王共治制將使後金新汗的權力大為削弱,八王(八和碩貝勒,有時又稱八貝勒或諸貝勒)的權力、作用則被突出,而後金新汗與八王之間、八王彼此之間相互監督與制約的規定,以及保證八王實力均衡、權力相等的措施,也十分引人矚目。
   
     八王共治制自宣佈後,即開始部分實施。如八旗貝勒定期“齊集八角殿(大政殿,努爾哈赤臨朝處)審事”,“大事則奏聞於汗”(注:《滿文老檔》上冊,第379—380、308頁。);下級官員的任免, 由上級官員“於諸貝勒集八角殿之日,乞請在案”(注:《滿文老檔》上冊,第467、479—480頁。);八旗分別立一賞罰檔案, 各旗獎懲升降官員,“八冊皆錄”(注:《滿文老檔》上冊,第480頁。); 八旗貝勒共同審案,結案後,大事亦須奏聞於汗;後金向漢人下達命令,“皆以八王之書頒發”(注:《滿文老檔》上冊,第550頁。);等等。
   
     八王共治制的出臺與部分實施,顯示了一個自相矛盾的事實,即努爾哈赤本人對後金實行專權統治,但他為其繼承人所設定的,卻是八王共治的分權統治。換言之,當後金社會快速向封建制轉化之際,竟出現帶有濃厚氏族軍事民主制與部落聯盟色彩的八王共治制度。這一矛盾現象,是各種因素交互影響、作用下,出現的必然結果。
   
   二
   
     天命六年(西元1621年)三月,後金經過周密準備,一舉攻下瀋陽、遼陽,佔領遼河以東包括遼東半島在內的廣大地區,不久又向遼河以西的廣寧一帶擴展。努爾哈赤當即做出一項重大決策,將後金的都城由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遷往遼陽,後又遷至瀋陽。同時,女真族成員也從世代居住地,移往遼沈地區。“克定遼瀋”,“得盛京而定王業”(注:《乾隆禦制文三集》卷九《開國方略序》。)。這標誌著後金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也是天命後期(天命六年至十一年,西元1621—1626年)這一重要歷史階段的開始。
   
     早在天命四年(西元1619年)薩爾滸之戰中,後金大敗明軍,明朝在與後金的軍事較量中,從此由攻勢轉為守勢。而後金進入明朝經營達兩個多世紀的遼沈地區後,除去在軍事實力上繼續保持不可遏制的增長之勢外,它所控制的人力、物力與財力,都有若干倍增長。換言之,天命六年(西元1621年)三月以後,由於後金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實力的大幅度增強,一個即將控制中國東北全境廣大地區,並還在繼續發展的地方政權,已經出現在明朝首都北京近旁,對之形成重大威脅,中國大陸的形勢,發生巨大變化。正是在此有利情況下,後金明確表示出將與明朝爭奪天下的意圖。如天命七年(西元1622年)四月十七日,後金統治者“致書”遼東漢人:“爾遼東人勿存明國長久,我存一時等無趣之念。……以大為小,以小為大,乃自古以來迴圈之例矣。……我汗公正,蒙天眷佑,其南京、北京、汴京,原非一人獨據之地,乃諸申(指女真人)漢人輪換居住之地也。”(注:《滿文老檔》上冊,第 377—378頁;又參見第370頁。)足見,在他們看來,無論女真族(滿族)或漢族,都可統治中原,囊括天下,此乃天經地義之事。
   
     另一方面,後金進入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已高度發展的漢族聚居區後,其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意識形態等方面,受到漢族愈來愈大的影響,女真(滿族)社會因之加速了由奴隸制後期向封建社會過渡的進程。
   
     然而,由於後金統治者對漢人實行嚴酷的民族壓迫政策,招致漢人普遍反抗與逃亡。對此,努爾哈赤卻採取更為錯誤的“誅戮漢人,撫養滿洲”(注:《清太宗實錄》卷六四,崇德八年正月辛酉。)方針,激起漢人更大規模的反抗,致使天命後期,後金的社會生產遭到破壞,物資匱乏,滿漢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社會動盪不安,後金統治遇到嚴峻挑戰。與之同時,後金社會的階級矛盾也在逐步激化。天命十年(西元1625年)正月,努爾哈赤指出:“我國內之盜賊已起,誰之牛錄因偷盜而治罪者多,誰之牛彔無因偷盜而治罪者,著查檔案”,“五日後查完上奏”(注:《滿文老檔》上冊,第623—624、631頁。)。 表明隸屬於八旗的廣大奴隸因不堪忍受殘酷剝削,眾多諸申(女真族內部的自由民)亦因困於繁重的兵役、勞役,相繼展開反抗鬥爭。同年五月,“時因糧荒,(後金)逃叛者紛紛作亂”(注:《滿文老檔》上冊, 第631頁。)。
   
     不僅如此,使努爾哈赤備感棘手的問題,還來自後金統治集團內部。八旗制度建立以來的發展情況表明,隨著各旗實力的不斷增強,八旗分權傾向開始顯現,逐步對天命汗權形成一定壓力。
   
     後金進入遼瀋地區後所面臨的全新局勢及錯綜複雜、日益尖銳的內外矛盾,迫使努爾哈赤不得不採取措施,進一步集中、加強汗權,以便解決或緩和上述矛盾,鞏固自身統治,為後金能夠獲得更大發展,掃除障礙。這成為天命後期後金政權建設的核心內容。
   
     努爾哈赤加強汗權的舉措,括及以下各個方面。
   
     首先,借助天命觀,系統闡述他的絕對權威,並強調父家長制絕對專權的合法性,以保證後金統治集團成員在政治思想上的統一。天命八年(西元1623年)正月二十七日,努爾哈赤對諸貝勒大臣說:“天子為汗,汗子為諸貝勒大臣,諸貝勒大臣之子即為民,主之子即為奴。”“汗以天為父”,“諸貝勒大臣以汗為父”,“民以諸貝勒大臣為父”,“奴以主為父”。汗順天意。諸貝勒大臣“受汗之恩”,應順汗意,否則將被褫職、削爵。民違貝勒大臣之法度,奴違主意,“而為盜賊奸宄強暴之事”,將災禍及身,“刑戮相隨也”。“汗與貝勒乃天所授”,應修道行善,以副天意,否則基業廢矣。“大臣乃汗之所授”,應竭盡忠勤,“否則汗必罪之,其身敗矣”(注:《滿文老檔》上冊,第 404—4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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