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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说部的文本化

吉林中国满族传统说部集成编委会的初衷就是将面临泯灭失传危险的满族说部通过有计划的搜集、记录、迤写、整理、编纂、出版,使之从口头讲述变为文字文本。记录下来的口头文化转换成了书面形式,也便开始了它的“第二生命”,而具有了“第二生命”的民间文学,不仅能够通过印刷品的流通、资料馆的保管得以永世保存与流传,而且能够使其从原先口头形式流传的本地区(村落),传播到更广大的社区,甚至通过文化交流而传播到异国。[1]
   满族说部的文本化

   
    《丛书》中每部说部前都附有该说部的流传情况或采录纪实,由于说部的特殊情况,很多因“调查搜集记录者一般缺乏尊重民间文学的传承者、讲述者、说唱者的知识产权的意识,缺乏学科意识,调查搜集来的民间作品,大都缺少有关讲述者、说唱者的个人资料,读者所看到的,只是经过搜集整理者加工润色过的 ‘文学化’了文本,无从判断原讲述者、演唱者是谁,以及他们所讲述和演唱的文本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模样,哪些内容甚至思想是搜集整理者外加上去的。”[2]我们只能通过从其文本形成过程,整理者、传承人、研究者在搜集整理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来加以评析,也就是记录和整理两个环节加以讨论。
   

   一、 搜集、记录、整理过程中的满族说部
   
    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和整理是整个“集成”工作的核心环节,在搜集整理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科学性”和“全面性”的问题,并同时注意发现有代表性的作品。按照《工作手册》的指导意见,在搜集的过程中,应当在“讲述的同时”“当场记录”,“讲什么、记什么,怎样讲就怎样记”,记录和搜集的过程是同一的。“根据回忆来记录作品”被认为“不是搜集工作的科学办法。”在“条件不允许或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听后补记,要力求讲述者能重新讲述,并进行复核。由于笔录还是当时工作中绝大部分地区的主要、甚至唯一记录手段,要“逐字逐句地记,全面地记”,题材相同或大同小异的作品“遇到一次搜集一次,同样认真记录”。只记录情节,而不记录原讲述的语言被认为是有违记录原则的做法。
   
    笔者认为满族说部的搜集者往往也是满族说部的传承者、地方文化人和研究者,他们参与到民间叙事现场时,就已经在以不同的方式用书面思维和表述习惯影响讲述人的讲述活动。
   
    (一)富育光的说部:从家族内传到家族外
   
    目前,我们知道富育光一共掌握16部满族说部,家传的有4部;由他人说唱,富希陆记录、整理的有4部,这些都先后传给了富育光。富育光对《萨大人传》[3]和《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还进行了有意识地后续调查和搜集。富育光本人搜集的有8部:《乌布西奔妈妈》、《顺康秘录》、《鳌拜巴图鲁》、《两世罕王传》(又名《漠北精英传》)、《忠烈罕王遗事》、《双钩记》、《松水凤楼传》和《黑水英豪传》。
   
    《萨大人传》经过富察氏家族的代代传承,到富希陆时,他与张石头经常切磋,而后由其收藏起来。在“土地改革”和“路线教育”中,其家传说部卷匣及文稿陆续被收。到1979年秋[4],富育光在富希陆病榻前听其讲述记录下来。现在留在大五家子的富察氏家族后裔已不再讲述此说部,惟有四嘉子的富利民有传承此说部的意愿。富育光讲述《萨大人传》时加入了 “一罐唐谷”、“康熙探病”、“康熙吉林乌拉选铁匠”(第631-635页),这三个故事本非家传,而是1964年前后富育光搜集的故事。[5]
   
    《飞啸三巧传奇》和《东海沉冤录》本不是富察氏原有说部,而是其祖上其他氏族通婚,婚后,他氏族的人将本氏族传承的说部传于富察氏家族。1928年,富希陆将其母传承的郭氏传本之《飞啸三巧传奇》记录下来,后经其多次整理,慢慢传下来,后传给富育光。富育光提到该说部“都是富希陆帮着归拢,也有他自己的丰富。”1947年张石头还能讲《东海沉冤录》,富希陆利用农活空隙经过与杨青山、张石头切磋、不断地充实整理,形成手抄文本,在屯里传借,可惜1948年冬佚失。1978年富育光回四嘉子探亲,听富希陆口诉后,用文字记录下来后经其几次询问与充实。
   
    以上就是富育光家传的说部情况。
   
    富育光从其父那里继承了《天宫大战》、《恩切布库》、《西林色夫》和《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前文都已经对此有所介绍,此处不赘言。《恩切布库》和《西林色夫》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不好做评价。《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的讲述者杨青山只是一个“车老板”(富育光语),当时富希陆只记了梗概,很多内容都是其后来整理时加入的。大概在1951年以后,富希陆传给富育光,富育光还聆听过不同人讲述的异文,并核实了其中的几处地名。
   
    富育光搜集的说部,目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乌布西奔妈妈》,那是1971年春节,他在东宁搜集到的。当时录音设备还未普及,富育光笔录了老人用满语、汉语的两次讲述。
   
    富育光除了继承本家族内部传承的说部和其父掌握的说部,在调查、搜集过程中还记录、掌握了其他家族内部传承的说部,这样他掌握的说部不仅有本家族内的,也有家族外的;而其他家族的说部也从家族内部传到了其他家族,跨越了血缘、姓氏和地域。富育光有意识地搜集说部不仅有其作为研究者知晓其价值,也有作为一个满族人对本民族文化继续传承的愿望。
   
    他掌握满族内部知识、又受过书写教育;调查时,身为满族,且都能和被调查人套上亲戚,他们也乐意告诉他,但是,“多次到黑龙江省爱辉、呼玛、孙吴、逊克等地的满族人家走访。因为是乡下僻壤,朴实的庄稼人一见到我往外掏本子记就紧张,表达不畅,富育光便只拿单张的纸记录。回家后,再把纸片按顺序整理,粘贴成一本。”[6]
   
    当富育光参与到满族说部叙事现场时,就影响了讲述人的讲述活动。本子意味着书写和口传的差异,掏本子会使那些朴实的庄稼汉紧张,表述不畅。富育光选择单张纸的记录,再整理成册,在连缀之处自然会加入富育光的语言、观点。
   
    在搜集时,富育光因其双重身份有意避开傅英仁讲述《萨布素将军传》,即使关墨卿的《萨布素外传》手稿在他那里存放多年,也没有认真看过。究其原因,是他担心在整理家传的萨布素时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其实无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传承人,聆听、了解他人相同题材的讲述都是正常的。与萨布素将军有关的三部说部各具特色,相同之处的确很少。不过,他们在叶福昌处听了老人讲雅克萨之战,富育光认为这是从富察氏传出去的。因没有披露叶福昌讲述的文本,我们无法辨别与《萨大人传》之异同。
   
    从他参与搜集开始,他就有意识地在比较、甄别过程中运用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如富育光在记录《乌布西奔妈妈》时,他郑重向鲁连坤老人提出“乌布西奔妈妈”故事可靠性的成分比重,就是明证。每次调查他都要查当地县志及其他相关资料的记载还有历史资料,他试图将其掌握的说部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能够相互印证,说明其传承的可靠性。这一点正是受到现代教育的人对民间文化的看法。
   
    在满族说部的搜集过程中有大学教授、研究者、传承人和地方文化人。大学教授如马名超、宋德胤;研究者如王宏刚、富育光、宋和平、孟慧英;传承人如富育光、赵东升、赵君伟;地方文化人如富振刚、荆文礼[7]等人。
   
    “搜集谁的,搜集哪些”取决于搜集者的主观意愿,谁的更有价值就搜集谁的,在说部搜集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同为萨布素将军的说部,要抢先搜集傅英仁的;而一文一武红罗女,搜集者也认为傅英仁的原始意味更浓一些,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优先选择采录傅英仁的。我们所见到的文本都包含了最初搜集者的价值取向,文本的多样性受到了限制,传承人的不同特色我们无从了解。
   
    在地方文化人对本地文化的搜集、研究过程中,其兴趣涉及到地方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口头叙事、民俗事象、方言俚语、历史地理、人物风土等。赵君伟在《招抚宁古塔》中将搜集到的歌谣、谚语、萨满神歌等都吸收进说部文本,他更注重文本的逻辑完整、叙事清楚。传承人对说部的记录、整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记录过程中传承人的影响
   
   就民间叙事而言,无论在五六十年代,还是在“文革”之后,记录民间文学的目的,都不在于保存口述性的内容。口头历史(oral history) 和口头文学(oral traditions) 没有被严格地区分。作为标准样本流传下来的是无时间性的叙事,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尽可能本真的、书面形式的、意识形态上纯粹的民间文学[8]。”[9]
   
   富育光记录《乌布西奔妈妈》时,颇为看重口碑文化与口头历史的契合,将口头历史和口头文学视为一体,搜集说部每每都要强调其可靠性。
   
   傅英仁同富育光都在浓郁的满族文化氛围中成长,其祖辈、父母都爱讲故事,家族中都有优秀的传承人,如张石头、傅永利。不同之处在于傅英仁主要身份是优秀的民间故事家,还有“满族民间故事家”的称号;而富育光却一直作为萨满教研究专家、满族民间文化研究者,很少被视为传承人。这样他们在传承、整理本家族的说部时也有区别。傅英仁讲述的《萨布素将军传》口头性非常明显,90回讲述的故事之间关联并不密切,也并非按照时间安排事件活动;而《萨大人传》逻辑清楚、事件线索清晰,但是并没有突出的事件。笔者认为,傅英仁讲述的说部应更接近说部本身,没有太多的历史考证,没有文人所用的引子等等。
   
   (三)传承人整理的文本
   
    按照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实践中形成的搜集记录原则,一般情况下,在搜集的同时应该进行尽可能全面、准确的记录。事后的记录和要点式、提纲式、归纳式的记录是不被提倡的。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满族说部文本,在未定型为书面文本之前,都经过传承人自己的整理、加工,因客观条件的限制,笔录的梗概、回忆式的整理、根据异文综合归纳整理现象却非常普遍。
   
    1、当时笔录的梗概文本
   
    说部传承人“一方面从小生活在当地的口头讲述环境中,另一方面在有意的搜集活动中也经常听到被不同的人重复讲述的故事,因此对故事的讲述模式、主要内容是比较熟悉的,当听到类似的讲述时,一般认为对于‘一样的故事’已经‘非常熟悉’,所以只需要把梗概记录下来。”[10]如富希陆记录《天宫大战》和《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时都非逐字逐句记录,而是选择记录其梗概内容,他经常听到重复讲述的故事,熟悉其故事情节。富育光此后听到不同的人讲述《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时,出现与他人讲述不同的成分时,他会将这些新的成分记录下来,并在其最终形成的书面文本中得到体现。富育光在讲述时,也会将该说部有关的故事收入其中,如《萨大人传》中加入的三则关于康熙的故事。《飞啸三巧传奇》为富希陆1928年记录富察美容讲唱内容,后来经过多次整理讲述而成;1978年,富希陆将《东海沉冤录》讲述给富育光,他做了梗概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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