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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最终篇)

邓有了权后干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上议事日程。文革中,谁提生活水准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定量之下。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
   
   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然而,当邓小平设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时,毛的“四人帮”却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干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芜的文化领域有了点生机。这时上演了几部剧情片。尽管它们无一不是歌颂共产党的,江青仍然对它们横加攻击,用漂亮女演员也成为罪名。

   
   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里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独家欣赏。
   
   因为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时同江青发生争执,有时拍桌子骂她,成了除她丈夫外这样对待她的第一人。邓也当面对毛谴责江青,并鼓励电影导演和其他文化人给毛写信告她的状。邓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毛不能让邓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
   
   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 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的奔腾怒火。头一年,邓在台上时,“谣言满天飞”,把周塑造成一个为老百姓呕心沥血,跟“四人帮”斗争,受“四人帮”迫害的悲剧英雄。人们对他的死表现了真诚的悲伤。媒体受命低调宣传,大家更加愤慨。当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八宝山公墓火化时,北京一百多万人自发肃立几十里长街两侧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权下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追悼会那天,就连毛谨慎寡言的秘书张玉凤也问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毛翘了翘他半瘫的腿,说他走不动。可人们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意贬周。不久后是春节,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里的人悄悄传说,这是毛在庆祝周的死亡。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 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
   
   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
   
   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
   
   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58 最后的日子 1974~1976年 80~82岁
   
   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毛泽东最后的日子。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里躁动的情绪,在生命临近终结时,由毛赋以特殊的表现方式。他喜欢六世纪庾信的《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用江青的话来说,邓等人是在“欺负主席”。
   
   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
   
   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愤的方法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对当时的盟友刘少奇曾称赞有加。重读时毛把对刘的赞词从文章中全部划掉。
   
   重读这些文章,毛脑子里或许还转着文章攻击的主要对像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后来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苏联。据赫鲁晓夫和王明的儿子王丹之说,毛还下过一次手,结果王明没死而他儿子的爱犬被毒死了。王明对于毛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时做反毛的对华广播,文革中还计划飞返中国,在新疆建立根据地,以图推翻毛。这个计划由于苏联不支持而未实行。
   
   从四十年代中毒以后,王明就不断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后几年,生命更似一缕游丝。他的内脏全被腐蚀坏死,到后来什么都不能消化,一点点东西,要嚼三、四个小时,算一顿“饭”。
   
   毛几乎所有从前的同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的死同他有关。然而,这些死对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毛自我感觉是个失败者。几十年苦苦追求也没能称霸世界。原子弹有了,可是“有弹无枪”,已有的导弹能把它准确地射过边境就不错了。巨额投资的中国军工产品质量差得一塌糊涂,而且浪费奇大,效益奇低。毛一九七五年接见海军负责人时伸出小指头,万般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毛会见基辛格时,扳着指头数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落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是倒数第一。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看。”福特总统访华时,毛对他说:“我们只能放空炮”,“骂骂人”。
   
   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后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毛的确被恭维为第三世界领袖,但享有此称号的人不少。第三世界并不听命于毛,毛也没起什么领导作用。就像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是与不是有什么两样呢?”
   
   即使毛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夺权没有毛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 “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亲毛的柬埔寨领导人克·米(Keo Meas)被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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