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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老人:暴戾小说

   东海老人:暴戾小说

   义气堪除暴,仁风可致和一到处弥漫着、蒸腾着、郁勃着、交织着暴戾之气。

   农民市民弱势群体暴戾,商界政界强势集团更暴戾;学痞文痞御用文奴暴戾,民主自由阵营也暴戾;没礼貌没教养、言辞粗俗野蛮的人暴戾,有礼貌有教养、言辞温柔敦厚的人尤暴戾;没有宗教信仰、没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人暴戾,有宗教信仰、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人特暴戾…

   欺人者与被欺者、骑人者与被骑者,迫害者与反抗者,都是吃狼奶长大的,都成了暴戾之狼,东海也不例外。出身底层、浪迹江湖,少年时也是很沾染了些野莽之风暴戾之气的。总算受过传统熏陶,有其气而没成“行”,没有犯下什么罪恶。在网上亦时有“语言暴力”,后来皈儒,逐步自我修改除暴致和,回首当年,常感自惭。

   比起言辞暴戾,行为上的暴戾是更可怕更可恶的,而用“文明”包装起来的暴戾野蛮,尤为可恶。比如,客客气气地造谣撒谎、文质彬彬地坑蒙拐骗、以上帝的名义排斥异己、以自由的面目争名夺利等等。为一般暴戾之徒所伤,多少还有伸冤之望,被民主自由上帝博爱等名义所伤,被冠冕堂皇的伪君子真暴徒所害,连叫屈的地方都没有。

   当然,在特定情况下,本着治病救人意愿和舍己利他精神,某些针对暴戾行为包括恶行和罪行的 “言辞粗暴”,不属于暴戾范畴。相反,那正是仁心义气和内在文明的特殊表现。如孔孟之骂,如历代仁人志士为暴政恶徒的抨击诅咒,骂专制特权为流氓强盗,真言直语,狮吼棒喝,非“暴戾”也,大仁爱也。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还有,儒家反对暴戾,强调制怒、不迁怒,但不是绝对不怒。何晏注论语说圣人无喜怒哀乐,是错的,将道家与儒家弄混了。孔孟和历代大儒都是至性至情、敢言敢怒之人。不同在于,常人喜怒哀乐出于私心,故不正不善,圣人则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谓之和”。圣人之怒不违中和之道,正义之怒并非暴戾之气。

   二利己主义哲学最容易引发暴戾之气。

   杨朱的利己主义是专门利己毫不利人,但也不会、不许损人。但在事实上这个界域很难守住。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杨朱的利己主义只有理论价值而缺乏实践意义。

   极端唯我,自我中心,专门利己,心目中没有他人,毫不顾及他人,在社会交往中,必然有意无意地给他人造成损害(另复须知,包括信仰和道德在内的一切“东西”都会被利己主义者利用来作为利己的工具。)。易言之,利己不是恶,但如果成了主义、走向极端而没有利他精神的制约,利己很容易滑向损人。

   在法律比较健全、制度比较文明的国度,利己主义弊少利多,于经济、科学之发展和物质之文明不无推动作用,但在转型期的社会,其危害性就大了。利己主义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专制主义等都只隔了一层薄纸,专制主义属于政治利己主义,即利己主义在政治上的极端表现,其余黑恶势力则是利己主义在社会层面的恶牲发作。政治上的专制暴戾,最容易诱发个人暴戾、社会暴戾乃至家庭暴戾,十年浩劫,殷鉴不远。

   利己主义者不仅一切行为从自利出发,其对一切人和事的观察和分析也多从利益层面和恶的一面着眼,总是充满恶意猜疑,贼眼看人,任何好人好事,都会被他们从中“找”出“恶”来。(这类人可怜、可鄙又可厌,与之打交道会非常累,根本无法正常勾通达成良性默契,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得远些再远些,纵发慈悲帮助他们,也要保持距离,且不要让他们知道为佳。)

   不少人包括一些名家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性质大不同。两者都注重“个人”利益,但个人主义的“个人”指的是社会每一个人,个人主义不乏利他精神,利己主义则只有自己、只顾自己。

   一个群体中,奉行利己主义哲学者多了,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者多了,必然充满暴戾之气,充满内部争斗和斗争。这种群体,不论打着什么招牌、从事什么事业,都很难成什么气候。

   三暴戾之气伤己。医学证明各种负面情绪及意念都是健康的毒药,这还是表层的自伤,佛教认为恶意恶念即造恶业,那才是深层的自伤自误。至于暴戾之言、暴戾之行造业更大,伤已复伤人,严重者还会犯法犯罪。害人必害己,因果有报应,自他非截然,良知原一体。智者不可不知,仁者不可不慎。

   暴戾之气显化为暴戾之行、恶习恶性恶意恶念显化为恶言恶语恶行罪行,很容易。良法良制可以限制恶行罪行,但对于恶习恶性恶意恶念乃至某些恶言恶语,法律制度就无能为力了,那是文化和道德管辖的范围。

   暴戾作为一种人文病毒,源于更深刻的人性病毒:贪嗔痴为三毒。瞋直接导致戾气暴行,贪痴导致利己主义、引发暴戾之气。三毒相辅相成,一而三,三而一,皆无明所致。所以对于暴戾,只有直指心性的文化和道德才能“治根”。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最有优势,儒家的仁义、佛家的慈悲、道家的清虚,都是直指本心的,都是除暴戾致和谐的妙药。

   儒家尤为标本兼治、内外兼顾、身心兼修的无上大药。如孝道、恕道、王道、中庸之道、诚信原则、节欲思想、和谐思想、人道主义思想等等,都非常对症。好借仁风驱暴戾,须凭义气致和谐,此之谓也。

   四儒家最能对治和消化个人家庭社会及政治生活中的暴戾之气。然须说明一下,秦汉之后专制主义不断强化,对儒家的扭曲利用和负面影响不断加大,历代儒家群体对儒家经典和孔孟之道不同程度地有所选择、有所偏离甚至有所违背。有学者指出“秦汉之后,儒者解经多暴戾之气。”并举例说明:

   [《春秋公羊传》隐八年三月有云:“郑伯使宛来归陃。”陃为郑汤沐之邑,郑以之予鲁,固非礼也。何休解之曰:“归陃书者,甚恶郑伯无尊事天子之心,专以汤沐邑归鲁,背叛当诛也。”《论语》之“八佾”曰:“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朱熹集注引范氏曰:“孔子为政,先正礼乐,则季氏之罪不容诛矣。”又引谢氏曰:“季氏忍此,则虽弑父于君,亦何所惮而不为乎?”

   经书或无“当诛”之言,圣人或无“不容诛”之心,而注者以必诛之罪阐发之,此经书注解中俯拾皆是者也。圣人之言,唯多“吾不知其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吾不与语矣”诸语,何尝有逾礼必杀之言?盖秦汉之后,士大夫多暴戾之气,卫捍名教之心拳拳,护维三纲之情切切,故于逾君臣礼者,多以为犯必诛之罪,此与圣人之意远矣。读者能不慎乎!”]

   “后儒解经有暴戾之气”,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无奈,却值得当代儒家及政治家警惕。

   五儒家学说以道制势,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及具体的人物人群身上,也往往会“为势所制”、“道屈于势”,这是发生在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现象。之所以“秦汉之后,士大夫多暴戾之气,卫捍名教之心拳拳,护维三纲之情切切,故于逾君臣礼者,多以为犯必诛之罪,此与圣人之意远矣。”根本原因,就是儒家“为势所制”、被政治权力“反作用”了。

   好在后儒解经虽不无暴戾之气,非常轻微,儒家源头清根子正,无论怎么被“反作用”,被沾染了暴戾之气,都有限,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儒家原则上的真理性、文明性和先进性,更正亦不难。换了别的学说,比如法家马家乃至基家(基督教),早就一发不可收拾矣。法家姑不论,马家基家殷鉴不远,中外历史当代史的事实昭彰着呢。

   对于法、马、基诸家而言,暴戾之气不是外来、不是后起、不是被沾染的,而是深藏在它们的经典、教义及原则性思想之中,是一种先天性的存在。略有法马基诸家常识、读过它们的经典者,当知东海所言不诬。制度的文明进步可以克制法马基诸家的暴戾之气,不让转化为恶言恶行和罪行,但无法根除之。

   儒家不妨“原教旨”,甚至孔孟之道“原教旨”比后来的儒家更宽容、开明和广大,而马家基家就不能原教旨,要坚持或信仰,就必须搞修正主义,道理就在这里。但修正主义治标不治本,亦无法根除其暴戾之气。只要它们的经典、教义及原则性思想没有得到更正,只有外在条件合适,其暴戾之气仍然发作出来。东海老人2009-9-6首发《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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